结语
环保政策的收紧对钢铁行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钢铁企业只有积极应对，加大环保投入，提高生产效率，调整产品结构，加强技术研发，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环保政策对企业经营有哪些影响？
环保政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影响：- 提高环保意识：促使企业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将环保理念融入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 为达到政策要求，企业会加大环保投入，改进生产工艺，采用环保技术和设备，有助于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同时也能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品牌价值，增强市场竞争力。 - 促进转型升级：推动企业向绿色、低碳、循环经济转型。 企业需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环保产品，优化产业结构。 这不仅有利于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还能帮助企业在新兴的绿色市场中占据先机。 - 提升内部管理水平：要求企业加强环保管理，建立健全环保制度。 企业需要设立专门的环保部门，负责环保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对员工进行环保培训，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和技能。 这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内部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 增强社会责任感：使企业更加关注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 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企业能够提升自身形象，增强消费者对企业的好感度和认可度，进而提高市场份额，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2.消极影响：- 增加经营成本：企业需要投入资金购买环保设备、改进生产工艺、进行技术研发等，以满足环保政策的要求。 这些投入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在短期内可能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尤其是对于资金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来说，成本压力更为显著。 - 影响市场竞争力：一方面，环保政策可能导致部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被迫减产或停产，影响企业的市场供应能力；另一方面，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增加，使得产品成本上升，在价格竞争上可能处于劣势，降低了市场竞争力。 - 增加运营风险：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遵循更多的环保规定和标准，一旦违反，将面临罚款、停产整顿等处罚，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运营风险。 - 影响投资决策：企业在投资新项目时，需要考虑项目的环境影响和环保合规性，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等工作。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和决策难度，使企业在投资决策时更加谨慎。
促进供给侧改革的财政政策 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学派财政政策主张降低累进所得税率，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实现预算平衡的一种财政政策观点。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促进供给侧改革的财政政策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促进供给侧改革的财政政策
折叠降低税率 供给学派断言，在经济增长的自然动力被窒息的地方用财政支出刺激需求的增长，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累进的高所得税率则是窒息经济增长和抑制生产发展的主要障碍。
供给学派认为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对经济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如鼓励人们加班加点，积极经营，推迟退休，缩短待业期，从而提高收入。 这样人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支出，特别是有更多的钱用于储蓄,而储蓄与收入刺激相结合,又可以鼓励投资。 在这一点上，正好体现出它与凯恩斯学派认为减税的作用只在于增加总需求的不同着眼点。 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必须按照激励储蓄和工作并给投资者以鼓舞的方向去设计，主张实行累进税和公司税的削减。 它与主张对高收入阶层增税而仅仅对低收入阶层减税的自由主义者完全对立。 供给学派认为，当高额累进税率阻止企业家积累财富时，社会遭受的损失远较税收为多，它丧失的是企业家发展自己事业时所具有的发明革新、敢冒风险和创新的精神(见供给学派税收思想)。 +
改革福利
供给学派认为，在财政支出方面对经济增长起窒息作用的是社会福利开支。 他们认为所得转移──福利、社会保险、失业补助等等，对个人进取心的消极影响和高累进所得税率相同。 这是由于救济金的水平并不比个人从工作中得到的净所得低多少，在发放救济、津贴前对申请人作家庭调查以后所公开课征的实际税率，使领救济金变成一些人赚取另一些人个人所得的行为。 因此这种制度鼓励的是那些不想干活的人，而挫伤的则是积极进取的人。 他们认为，美国现行的福利制度在许多场合使靠福利为生的人获得超过许多辛勤工作者净所得水平的救济金。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将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 工人们知道失业救济金将帮助自己渡过失业期后情愿找季节性工作，而雇主则愿意在淡季辞退工人，因为工人可以领到失业补助。 供给学派抨击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政策是过时的凯恩斯观点的体现。 它只关心维持个人的收入水平，而不管他们是否工作和储蓄，只要能消费就行。 当人们靠领取失业救济比靠辛勤工作能生活得一样好甚至更好时，这种制度就是完全荒谬的。
实现平衡
供给学派反对赤字财政政策。 他们认为，预算赤字的增加只能剥夺私营企业所需要的资本，并且造成金融市场的挤出效应;或者当政府所发生的亏空是用增加货币发行量去弥补时，就会造成通货膨胀。 如果说税收和政府开支等量增加，那么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又会 使经济进一步萧条。 他们虽然反对赤字财政，却不赞成把平衡预算作为实行减税的前提条件。 他们把主张先有财政盈余再实行减税的人称为传统的预算平衡论者加以抨击。 他们认为，对付大手大脚花钱的自由主义者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减税置于优先地位。 供给学派还反对赤字财政造成通货膨胀的见解。 他们指出，通货膨胀基本上是一种货币现象。 如果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不适当地增加货币供应量，那么不管预算是否平衡也会发生通货膨胀。 如果财政部向公众出售自己的全部债券以弥补赤字，那只不过是把等量的私人储蓄吸收过来并且提高利息率。 把私人投资者从市场上排挤出去肯定不是一种合适的做法，但它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不超额增加货币数量，就不会有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
积极财政政策助力供给侧改革
■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二者在实践中应当协同实施。 作为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应积极发挥作用以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稳增长与调结构的有机平衡，从而使国民经济实现中高速可持续发展。 应阶段性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全面落实减税政策，降低实体经济负担;营造有助于PPP深化推进的市场环境，积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重视有效投资;构建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时代背景契合的激励相容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科学发展的积极性。 通过多措并举，确保财政调控精准发力，实现在短期内提振有效需求，在长期内优化供给结构与质量的目标。
供给侧改革需要积极财政政策予以配合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今后一段时期，国民经济管理重点将向供给管理侧重，但这并不是对需求管理的否定。 就理论层面来讲，供给侧与需求侧其实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短期内，繁荣与萧条的更替源于总需求围绕总供给波动所引起的经济景气度的周期性变换;但长期内，经济增长的恒久动力源自有效供给对有效需求的回应与引导。 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二者在具体政策实践中应协同实施。 作为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我国财政政策仍有广阔操作空间并且应积极发挥作用以配合供给侧改革。 不妨从两个方面展开释疑。
一方面，应以需求适度扩张来舒缓结构优化改革所衍生的外溢性张力。 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其中有世界经济长周期与我国经济自身运行周期共同交织的因素，也有我国过去长期粗放型发展累积下的结构性因素。 可以说，经济结构失衡所引发的潜在总供给弱化是经济增速下降的根源。 “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优化国民经济供给侧的结构、质量与效益，使供给结构有效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完成市场出清，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但应当注意，首先，目前国民经济需求侧仍较为疲软(PPI、CPI和PMI等指数走低、产能过剩、市场投资与消费信心不足、出口相对低迷)，源于欧文·费雪所谓的“通缩债务效应”——该理论近期被学术界广泛讨论。 而宏观经济前沿理论中的“萨伊逆否命题”即“持续的短期需求不足必然引致中长期供给能力的削弱，造成潜在增速下滑，引发中长期持续低迷”，更是给当前中国经济以深刻警示。 所以说，要认识到持续性低迷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潜在风险，科学有效的需求管理政策亟待推出。 其次，即使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也应用需求适度扩张协同配合。 不可否认，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结构性优化调整方案，短期内不可避免地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其间的劳动力失业与再就业、旧业态淘汰与新业态重塑等问题，均要需求管理予以托底。 需求管理通常借助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但较之财政政策，我国货币政策总量性特征较为突出，而结构性特征仍不甚理想。 当下货币政策在传导机制与调控参数等方面仍不顺畅;作为调控信号接收端的微观主体仍未实现优化重构，“僵尸企业”有待清理，刚性兑付与预算软约束普遍存在，这使得微观基础对货币调控信号灵敏度缺失。 为化解这些梗阻，需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优化货币调控的金融生态环境与微观基础。 眼下若贸然采取大规模货币宽松，无疑会形成“大水漫灌”，不但无法有效缓解市场中结构化的流动性饥渴，而且会干扰市场出清、助涨资产价格泡沫并加大资本外流压力，甚至可能会给今后几年埋下新一轮通胀风险，导致结构性矛盾持续固化。 因此，以需求适度扩张为结构性优化改革营造稳健宏观环境的任务也就主要靠财政政策，而货币政策需配合财政政策发挥辅助对冲作用。
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 凯恩斯主义框架中，财政与货币政策被局限于通过相机抉择来发挥对总需求“逆经济风向”调节之功。 但现实经济运行中，较之供给效应偏弱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长期内却能有效发挥供给效应。 若将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微观政策、改革政策协调配合，就能产生微观与中观层面的效果，改善供给结构与质量，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例如，运用税收、补给和再分配政策，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调动企业与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优化产业和区域结构。 微观与中观范畴经过有机加总，宏观层面的供给质量与效率就会得到提高。 另外，具有供给效应的财政投资(设备更新、基础设施与厂房改造、教育投资等)不仅短期内可以拉动需求，而且长远看亦能形成高效率资本积累，这将优化潜在总供给，为经济长期增长注入稳健动力。
综上所述，以积极财政政策(辅之以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作为近期宏观调控理念的明智抉择。 既不搞大规模、低效率强刺激，也要防止结构性改革所引发的经济顺周期收缩，确保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稳健的宏观环境，并逐步为其构筑起健康的微观基础。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需化解哪些困局
不可否认，过去传统的财政政策已显现疲态。 近期相关部门虽倡导积极财政政策，但不少地方政府以及私人部门都处于自发式去杠杆状态，加之财政收支缺口短期难以弥合等因素的共同叠加，其间产生的对冲效应某种程度上可能弱化财政政策效果。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需妥善化解以下困局。
第一，财政收入与支出缺口亟待弥合。 近年来，因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叠加，各地经济增速呈现回落。 与往年比，各级政府收入增速降低，但支出压力依然高企。 据财政部数据，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5.8%，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口径增长则为13.17%。 在降杠杆动机下，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获得债务收入与预算外收入等渠道被堵死，而新的规范性融资渠道相对有限。 地方政府仍承担着较多事权与支出责任，积极财政政策使其承受更大压力，出现了地方配套资金空挡现象;地方债务置换只是缓解了部分存量债务的成本压力，余下11万亿存量债务高额利息支出不容忽视;随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等社保领域改革，社保支出负担未来亦会上升。 上述因素使得财政收支失衡，对地方财政发力空间构成一定考验。
第二，传统财政投资的边际产出效果弱化，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效率形成了挤压。 过去传统的低效、重复性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力日趋衰减，其间引发的产能过剩和资本错配亦使得资本回报率弱化，并挤压着全要素生产率。 若对投资结构进行考量，通常而言，先进设备投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以房地产等投资标的为主的建筑安装投资则抑制全要素生产率。 2008年以后，我国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快速扩张，累积一定的泡沫，给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带来风险;但设备投资占总投资比例却呈快速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效率受到挤压其来有自。 应将财政政策与产业、区域政策协调配合，优化投资结构并重视有效投资，改善投资边际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而达到短期内适度扩需求，长期内优化供给质量与结构的效果。
第三，因地方政府原有的考核机制被打破，部分地区出现不适应的现象，削弱了财政政策执行效果。 首先，近一段时期，财政项目投资审批力度虽然很大，但资金实际到位率与项目开工率不容乐观。 很多重点项目与民生项目推进迟缓，包括铁路、高速公路、电网与通讯设施改造、农业基础设施与危房改造等涉及国家长久发展大计的项目，出现了资金落实不到位现象。 其次，与过去相比，2015年我国财政支出增速整体放缓，而地方财政支出回落更为显著。 地方财政存款增速加快，累积了大量固化性资金沉淀。 据相关专家测算，近年来政府部门银行存款以每年约20%速度攀升，占M2比重不断增加。 地方政府因缺乏盘活存量资金的积极性导致大量资金结余。 财政资金运作效率低下压缩了宏观政策实施空间，拖累了经济增长。 当然，这也与近年来财务监控收紧以及资金管理模式机械有关。 中央财政资金在拨付过程中，不同部门之间分配过细且过度强调专款专用，削弱了资金使用灵活性，导致地方政府对中央下拨资金使用的积极性与能动性下降。
第四，PPP政策实施效果亟待优化。 通过创新投融资体制而引入PPP，有助于缓解资金压力并拓宽投融资渠道，实现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利益共赢。 但PPP仍处于探索阶段，实际操作中呈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特征。 国有企业与城投公司常常充当主力，而政府部门同私人部门之间却缺乏联动效应，政府资本仍难以大规模撬动民间资本。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经济法治化程度不高，政企关系不平等，导致民间资本对合作前景预期不明朗。 另一方面，在PPP实施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契约关系尚待完善。 PPP具有投资大、期限长、收益率较低、流动性弱等特征，包含一定市场风险、项目风险、法律风险和政策风险，但政府与企业在权利义务、风险分担以及利益补偿等方面仍界定不清。 在PPP合作中，两者之间的利益协同机制欠缺影响了社会资本积极性。 另外，PPP在实施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例如，因融资平台被切断，有些地区以PPP为名，却采取明股实债与保本回购等行变相融资之实。 这不但未能拖动PPP，反而使其声誉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优化财政调控的思考
为给供给侧改革营造良好宏观环境，今后需贯彻积极财政政策，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稳增长并驾齐驱。 应阶段性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全面落实减税政策，降低实体经济负担;营造有助于PPP深化推进的市场环境，积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重视有效投资;构建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时代背景契合的激励相容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科学发展的积极性。 通过多措并举，确保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实现在短期内提振有效需求，在长期内优化供给结构与质量的目标。 为中国经济中高速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推动中国经济巨舰行稳致远，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第一，找准舒缓财政资金压力的着力点，阶段性提高赤字率，释放可用资金空间，为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创造条件。 理论上讲，财政政策在实施中面临着减税、增支和控制债务三个目标之间的三难困境。 在增支及减税的目标下，为缓解财政压力，那么提高赤字率就成为弥合收支缺口的必然选择。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仍有很大延展空间。 就赤字而言，当下2.3%赤字率远低于马约所设3%红线;就债务而言，中央政府债务负担较低，地方债务虽有局部性和区域性风险，但与欧美国家的福利型、消费型债务相比，我国绝大多数的地方债务都有着规模可观的实物资产作支撑。 若再加上政府可调配的其他资源(土地、森林和矿产等)，则债务占政府广义资产的比重就更低。 所以说，依靠适度扩大赤字来缓解资金压力的宏观策略仍有着广阔施展空间。 如果今后能够用PPP成功撬动社会资本的话，那么3%左右的赤字率应该就能基本满足财政资金需要。 就政策惯例来说，扩大赤字、增发债务和地方债置换应协同操作。 首先，可借助国开行、财政部等部门来发行专项债券或特别国债，并以项目资本投入、股权投资等方式来支持地方重点性基础设施与民生项目建设，其间适度扩大中央出资比例，缓解地方项目资金短缺问题;其次，应完善地方债务管理与处置机制，加快对余下的11万亿存量地方债置换消化，有效降低债务利息负担。 同时，未来的社保资金支出缺口亦当重视。 应合理调整国有资本布局，可以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及收益补进一般预算和养老等社保基金预算，这将降低社保缴费率，缓解社保资金压力。 当然，对于涉及“五大重点任务”的领域，为配合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券发行，央行也应及时地定向宽松货币以舒缓财政压力，并化解因结构优化改革所衍生的潜在通缩风险。
第二，积极落实结构性减税和全面性清费，有效发挥税收政策的需求效应与供给效应，以短期税费收入的减少为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增加势能。 切实做到降低实体经济税收负担，实现在短期内扩张需求，在长期内激发微观主体生产积极性，优化国民经济总供给。 第一，在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局谋划前提下，严格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并坚决清理不规范的行政收费、基金和加价收入，降低企业运营负担，提高其生产和创新积极性。 同时，需进一步压缩三公经费和不必要的行政开支，避免“面子工程”等低效投资，为实体经济减负拓宽空间。 第二，加大对企业设备投资与更新改造的税收优惠，鼓励对先进设备的采购置换，加速资本折旧，提高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完善对创业、创新等新业态的税收激励，取消对重化工业等旧业态投资的税收优惠。 加大对新产品、节能环保等新兴经济模式及其对应消费的税收支持，减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各环节税收;按照能耗度、污染度等指标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实施结构性税率激励，倒逼旧业态加快技术更新与产业转型。 确保减税政策在短期内扩大需求，在长期内优化供给结构与质量。
第三，注重财政支出的科学性，提升财政投资效率，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双重优化。 尤其在投资领域，相关部门需重视对投资方向与投资结构的考量，全面体现出政府投资的战略性、全局性、基础性与长远性，有效改善财政资金的边际产出效率，提升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根据五大发展理念，今后应将支出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加大对中小城镇、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棚户区改造、城市管道、城际交通、水利、电力与通讯设备)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配合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人本型城镇化，向农民发放购房补贴以鼓励其进城落户，其间亦能改善民生、释放消费需求及消化房地产库存，有效降低市场风险。 其二，加大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公共投资支出，建立协同式、集群式国家创新系统。 政府应出资构建创新性产业集群以整合研发力量，突破微观个体的创新约束，促进企业间优势互补与技术扩散;提高对创新驱动的扶持力度，构建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协同式国家创新系统;加大基于质量与效益的战略性创新投资，抢占新兴科技制高点，确保我国对前沿技术的掌控力。 其三，加大扶贫支出和各类补短板支出。 积极落实精准扶贫，重视对产业扶贫、移民扶贫和最低生活保障等领域资金支持，以转移支付加快贫困阶层收入增长，促进国内整体消费需求提升;财政部门也应配合去产能以及清理僵尸企业的任务，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做好劳动力失业保障、转岗培训与再就业等社会政策托底工作。 另外，在教育、养老、医疗健康、生态保护、国土绿化和高端服务业等涉及民生质量与福利体系建设的领域，也有着广阔投资空间。 最终实现以科学高效的财政支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有效提高供给侧的质量，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与收入结构不断优化。
第四，营造有助于PPP项目推进的市场环境，充分释放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潜力。 PPP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举，完善PPP制度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要手段。 今后应通过营造法治化运营环境、确立风险共担机制、完善契约精神等方式，积极引入社会资本以降低财政资金压力。 首先，积极构建法治化的运营环境，发展平等的政企关系，完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契约精神。 中央需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力度，坚决杜绝以PPP为名来为融资平台实施变相借债融资，从而避免因PPP声誉受损所造成的融资环境弱化现象。 建立地方政府与企业在PPP项目合作中的利益协同机制，制定科学、平等的合作计划并提前做好风险处理预案，确保在PPP合作中，双方均能够按合同规章办事，有效规避道德风险等后续问题。 其次，将一部分有较高收益的项目纳入PPP范围，以提高对民间资本吸引力。 同时，在强化风险监管基础上，通过金融创新发展PPP金融(如资产证券化)，解决PPP在前期融资和落地后资本流动性不足以及股权退出问题。 最后，因PPP主要集中于基建项目，具有期限长、收益低和流动性弱等特征，政府部门应主动作出承担一定法律风险、政策风险的合同承诺，确保政企之间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以增强社会资本对PPP项目投资安全感与信任度。
第五，探索构建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时代背景密切契合的激励相容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提高财政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效果。 推进央地关系优化重构，使地方政府在制度框架内积极贯彻中央政策要求，使其充分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铸就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源驱动力。 首先，应推进宏观经济管理法治化，制定与完善《宏观调控基本法》。 我国宏观调控仅侧重政策实施，在宏调的目标、原则、程序、中央与地方关系等方面立法不足，且过度依赖行政权力，缺乏法律保障与制度建构。 这与市场化改革目标不符，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央地博弈和政策自上而下贯彻过程中逐层减弱。 推进宏调法治化将在制度层面大幅度增强中央政策的权威性，提高财政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效率。 其次，应优化政绩考核机制，对基层政府的科学发展实施正向激励，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 在弱化但不抛弃GDP指标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经济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成效，强化绿色和民生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指标的考核，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 既要破除“唯GDP主义”，又能激励地方政府通过科学有效的投资手段促进经济转型。 另外，在推进反腐和清理灰色收入的基础上，为行政人员构建更加科学化、阳光化、合法化的收入机制，使其得到与其工作付出相匹配的体面收入。 最后，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处理好央地财政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在收入上，构建更加科学的地税体系，配合“营改增”实施，完善增值税税制，增加地方税收分成比，改善地方收入来源(亦能缓解对土地财政依赖)。 在支出上，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更加匹配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及支出责任;在加强法治化监管的前提下，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对资金使用的灵活性与科学性，从而调动其科学化投资的积极性与能动性，盘活财政沉淀资金，提升财政政策执行效率。 激励相容机制的构建是今后一段时期财政政策能否落实到位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环境的问题谁解决？企业？社会？国家?
中国的崛起已是个不争的事实。 持续 20 年的经济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和第三大贸易国，堪称世界奇迹。 作为这一奇迹的重要参与者，企业家们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巨大的荣誉和前所未有的讲台。 他们昨天还在虔诚地拜读国际商界巨子们的著作，今天就和这些老师们在财富论坛上坐而论道，明天他们将为可持续发展理念而开创新局面。 实践证明，凡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才是先进生产力，凡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才是先进文化，凡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战略。 中国国情需要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一波三折。 1950 年代，我们学苏联，走的是低就业、低消费、高消耗、自我封闭的重工业模式。 然而，这个模式并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短缺、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再加上政治动荡，走了一段就走不下去了，使我们延误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就在这一时期，日本从满目废墟中崛起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也都成了新兴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 1980 年代，我们又学欧美传统的发展模式，用资源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费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模式追求资本生产率与利润最大化而忽视资源利用率与环境损失。 25 年后，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也成了世界上自然资产损耗最严重的国家。 45 种主要矿产 15 年后将剩下 6 种， 5 年以后 60% 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 我们单位 GDP 的能耗是日本的 7 倍、美国的 6 倍、印度的 2.8 倍，单位 GDP 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生产率却是人家的几十分之一。 建国 50 多年来，我们的人口从 6 亿增长到了 13 亿，多了一倍，而可居住的土地由于水土流失从 600 多万平方公里减少到 300 多万，减少了一半。 中国在人均 GDP400 ～ 1000 美元时，出现了发达国家人均 GDP3000 ～ 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污染。 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 15 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时，污染负荷也会跟着翻两番。 前几年，大家都自豪地欢呼中国已经成为 “ 世界工厂 ” ，我也算其中一个。 什么是 “ 世界工厂 ” ？现在看来，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 如我们生产一亿条裤子换一架波音飞机，这值得高兴吗？当然不，这中间区别大了。 首先是没有科技含量，其次是没有形成高产业结构，再其次是没有创新出拳头品牌。 我们虽是制造业大国，但在国际制造业的产业链上，中国企业大部分都处于中低水平。 世界 500 强企业排名，几乎没有一家中国制造业企业。 中低水平的制造业，必然以高能耗高污染为增长代价，尤其是印染业，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生产一亿条裤子的环境损失要比制造一架波音飞机多得多。 如此算来，我们廉价出口的不光是裤子，还有资源和环境。 如果说中国在当时国情下不得不走这条痛苦之路，那我们今后绝不能再走下去。 我们正处在未来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今天的选择，将面对祖先、面对子孙、面对历史。 有企业家朋友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先多赚点钱，具备足够物质手段之后再来治理污染？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非要以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要求自己？原因很简单，第一是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了。 欧美日在发动工业化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通过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积累起雄厚的工业资本，即是说，他们起飞的资源环境成本是全世界买的单。 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人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早就划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国际规则与市场，我们的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欧美差得太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只有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我们没有本钱跟人家拼消耗。 发达国家在人均 GDP8000 ～ 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我们支持不到那一天，当中国人均 GDP3000 美元时，环境危机可能夹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来到，我们所取得的那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 中国只有不惜代价地提前解决环境问题。 是不是发展与环保永远对立，要环保就不要发展了呢？当然不是。 以日本为例，他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我们更差，开始也学欧美传统发展模式，后来撑不下去了，经过深刻反思走上一条独具东方特色的绿色崛起道路，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同时解决了环境问题。 还有新兴工业化的韩国，在人均 GDP5000 美元时利用后发优势提前使环境得以好转。 现如今，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全抛弃了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而走向生态工业的绿色发展道路。 什么是绿色道路？就是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 中国能不能走？完全可以。 但我认为还应该加上两条，注重社会公平的分配体系和开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 中央去年提出的 “ 科学发展观 ” 是中国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是过去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 如果说过去 50 年中意识形态的 “ 左 ” 与 “ 右 ” 都没解决经济发展 和资源环境的矛盾，那今天 “ 科学发展观 ” 则意味着我们选择了一条超越前苏联和美国模式的第三条道路。 中国企业家们能否走或者说如何走，正是今天讨论的重点。 除了东部各省，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让他们心悦诚服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一系列制度政策去支撑。 第一是坚定不移地进行把绿色 GDP 与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的各种实践。 第二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用不同政策去平衡不同的利益群体。 第三是保障环境公众参与，以推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种种尝试。 第四是循环经济。 发展循环经济与开发新能源，是中国发展与环境双赢的惟一选择。 循环经济要求企业采用清洁技术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求企业具有环境成本意识，因为环境是有价值的资源，环境成本内在化与企业绿色竞争力已成中国企业家必须考虑的问题。 其实，发展循环经济比较成功的企业，都能够通过循环利用本企业的副产品或废弃物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随着环保政策日趋严格与资源价格不断上升，使高污染排放型企业的成本压力日益加大，继续传统的生产方式已不再可能，从废弃物中提取有用物质加以循环利用已成为一种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趋势。 例如，水资源的短缺已使一些城市的水价大幅上升，而对废水进行处理后得到的中水成本，已经低于自来水价格，这使得很多企业开始回收利用废水资源以降低成本。 循环经济还可以增加就业，因为它能使产业链延长，在美国，废旧资源回收业提供的就业机会竟与汽车制造业相当。 当然，由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初期成本往往大于收益，政府应该出台一系列财政、税收、金融方面的激励政策，对走循环经济的企业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这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的专题。 国际潮流迫使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过去 50 年中，世界经济增长了 20 倍，工业生产增长了 50 倍，使得许多区域性、分散性的环境问题也连成一片。 如全球变暖、土地退化、森林锐减、水资源紧缺、臭氧层空洞、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 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报告说，每年死亡的 4900 万人口中有 3 ／ 4 与环境恶化有关。 环境的急速恶化导致西方环境政治的迅速崛起， “ 环境无国界 ” 成为国际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 许多发达国家常常将环境问题同其他重大国际事务捆绑起来，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一些国家已将人权与环保作为对外关系的两大基石。 在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利用环境概念设置了大量的绿色贸易壁垒。 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名义，通过立法或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法规，对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进行限制。 绿色壁垒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绿色关税、绿色市场准入、绿色反补贴、绿色反倾销、环境贸易制裁、 PPM 标准、强制性绿色标志、繁琐的进口检验程序，等等。 初期，是全球绿色消费运动促成了绿色壁垒，因为 84% 的荷兰人、 89% 的美国人和 90% 的德国人在购买物品时都会考虑到产品的环保标准。 然而后期的绿色壁垒，逐渐演变成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隐蔽制裁手段。 发达国家用提高国内市场的环境标准来设置绿色壁垒，以平衡自己在劳动力价格、运输和原材料价格等方面的劣势。 仅 1996 年，欧盟国家禁止进口的非绿色产品就达 220 亿美元， 90% 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环境标准与发达国家差得很远，绿色壁垒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制约将越来越大，对我国出口造成严重影响的标准主要是：食品中的农药残留量，陶瓷产品中的含铅量，皮革的 PCP 残留量，烟草中有机氯含量，机电产品与玩具的安全性指标，汽油的含铅量，汽车排放标准，包装物的可回收性指标，纺织品染料指标，保护臭氧层的受控物质，等等。 从行业上说，农业、纺织、服装和机电行业是我国出口的主干行业，也是我国最容易遭受绿色壁垒的行业。 在农业方面，由于西方人把身体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对农产品制定了最严格的标准。 在纺织业方面，我们的产品从纤维、纱线、面料一直到成衣，都有很大优势，但在印染和后期处理过程中会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危害。 世界 “ 生态纺织品标准 100” 对纺织品中的生态毒性物质作了明确的定量规定，这个标准正成为我们纺织品出口的重要障碍。 在机电方面，打从 1995 年机电产品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产品时，就遭遇绿色壁垒。 我国绝大部分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企业的设计制造及环保检测水准，比起发达国家还差得远，仅机电产品出口一项，我国每年就要因绿色壁垒损失 90 亿美元。 最近，欧盟颁布的《关于报废电气电子设备指令》和《关于在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将分别于今年 8 月和明年 7 月施行。 据中国机电出口商会估算，这两项绿色指令一旦实施，中国受到直接影响的机电产品将达 317 亿美元，占我们出口欧盟机电产品总额的 71% 。 国际组织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游戏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制定。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 “ 沉默 ” 中，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今后所设置的绿色壁垒将越来越多，这对我们利用世贸组织共赢规则的初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环境方面的国际履约压力十分沉重。 我们每日耗水量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 2020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世界的 1 ／ 5 。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要么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要么成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 有人现在紧盯着我们，中国签署了一系列国际环境公约，签了就得履行，这难度就大了。 以《京都议定书》为例，虽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第一、二个履约期中没有减排的责任，但目前能源工业尤其是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太快，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猛增，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开始向我国大批转移钢铁等重污染工业，我们引进的项目虽然比从前有进步，但在资源利用与环境污染方面，比起不断提高的国际标准，差距反倒越拉越大，陷入 “ 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 ” 的恶性循环。 如果不立即调整产业结构，如果不实施跨越式绿色发展，如果我们在第三个履约期开始减排的话，必将付出天文数字的代价，我们承担不起。 话又说回来，我们当然也不能如此被动。 作为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也必当负起大国的责任。 一方面率先履约，高标准严要求地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力争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也要团结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向那些由少数几个国家操纵的不公平的国际规则讨公道，特别是要迫使少数发达国家尽快履行自己的国际环境义务。 21 世纪经济的主旋律是绿色生态经济，包括绿色产品、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市场、绿色产业等内容，这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对经济生活的具体要求。 政府必然会采取更为严格的环保措施和环境标准加大企业的环境成本，也会出台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绿色生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不是中央宏观调控 政策太过火，也不是我们环保局与大家过不去，而是世界大势所迫。 谁提前采取绿色战略，谁就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中占据主动。 社会责任要求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惟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再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开始兴起声势浩大的 “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 ” 。 1997 年，全球第一个关于企业道德的自愿性国际标准 —— 全球社会责任标准体系 (SA8000 标准 ) 出台； 1999 年，美国推出 “ 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 ” ； 2001 年，澳大利亚推出社会信誉指数； 2002 年，联合国推出呼吁全球企业界遵守社会责任的《联合国全球协约》。 “ 社会责任 ” 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商业惯例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 社会责任能大幅提升企业竞争力。 道琼斯分析师说，凡资产回报率最高的公司在治理污染和节约资源方面都同样优于竞争对手；凡充分考虑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公司股票业绩都比其他公司好。 杜邦公司就是凭着 “ 环保理念 ” 从一个总资产仅为 3.6 万美元的火药小作坊成长为年销售收入 240 亿美元的跨国巨头。 在国际上，是否履行社会责任正成为企业是否能进入全球市场的关键。 近年来，沃尔玛、家乐福、雅芳、通用电气等超过 50 家跨国公司巨头开始在订单中加上社会责任的条款，要求企业必须通过社会责任的审核才能进入电子订单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在中国设立了社会责任部门，自 1997 年以来，我国沿海地区至少已有 8000 多家企业接受过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审核，许多企业因为不合要求而被取消了供应商资格。 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慈善公益又是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据福布斯慈善榜说，十年里，美国富豪的慈善捐赠总额超过 2000 亿美元，其中比尔 · 盖茨捐赠 230 亿美元，占其净资产一半以上。 相形之下，中国 1000 万家注册登记的企业中，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足 1% ；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赠 70% 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国内富豪们的捐赠不到 15% 。 我们的企业家们应该明白，有财富没有责任，有资本没有道德，有地位没有良知，都是残缺不全的社会力量。 只有财富和社会责任的结合才能把一个赚钱机器变成一个富有影响力的阶层，才能够赢得真正的力量和尊重。 在西方，是新教伦理塑造了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企业家精神。 在中国，靠的是儒家文化。 把儒家伦理和西方管理思想融为一体的商人被称为儒商。 具体地讲，儒商就是既有中国人文美德，又有现代管理意识的企业家和经营者，是我们东方企业家的理想范本。 儒商特别强调社会责任、群体意识、国家观念、公益奉献，特别强调 “ 好学重教、以智经商 ” ， “ 以义取利、诚信为本 ” ，在义与利、公与私、家族与社会、金钱与道德之间找到适度的平衡点。 儒商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可惜我们在砸烂孔家店的同时顺带也把儒商精神一扫而光。 然而，我们抛弃了的，亚洲四小龙却捡了起来，包括儒商精神在内的大中华文化与西方制度的结合，成就了他们在上世纪 60 至 80 年代的经济奇迹。 这一东西文明合璧的成功范例，至今还令许多中外学者兴奋不已。 中国此时最需要儒商精神。 我们经济发展 速度虽然很快，但发展成果却分配得不公平。 权力与财富向城市、东部和富裕人群集中，农民、西部地区和贫困人群在就业、教育、社保等方面成为二元结构的牺牲者。 环境方面也是如此。 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环境不公加重了社会不公，社会不公又带来了社会不和谐。 中央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 ，而惟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促进人与人的和谐，惟有人与人的和谐才能最终达成人与社会的和谐。 改革初期，我们实行了 “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 ” 的政策，企业家就属于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 现在他们理应回过头来主动承担起弥合社会差距、创造和谐社会 的责任。 环保属于公共事务，关系着所有人的切身利益，最易达成社会共识和共赢，是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的最好切入点。 如果能够由此着手，我们将培育出中国企业家新的公益形象，将塑造出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精神。 中华民族此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绿色崛起是中华民族最为迫切的选择。 作为最有活力的社会组织者，如果我们的企业家们能够在中国实现跨越式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先锋作用的话，他们不仅将会获得巨大的利益回报，还将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历史性贡献。 环保总局将和各位企业家携手，就循环经济与新能源的各项激励政策，就环保基金、环保标准、环保法规，就环境决策民主化等各个方面与大家共同探讨，共同创新。 古今中外，凡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商人，尽管各自经历完全不同，但青史留名的原因都相同，那就是超越了自身的商业领域，对政治、社会、文化、环保等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三代传人、美国风险投资领域的创始人劳伦斯 · 洛克菲勒最让人难忘的，不是他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的名次，而是他用大量金钱保护了大批国家公园，创立了美国环境保护协会和致力环保的洛克菲勒基金会。 最大的公益就是最大的功德。 中国最大的功德事业是什么？环保当然算一个。 建设一个绿色的、可持续的、民主的、公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是最大最大的功德，就是最大最大的政治使命与社会责任。 让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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