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波动:钢铁行业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较大,经济下行会对公司业绩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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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需求下降、价格下跌和产能过剩导致钢铁企业经营困难,甚至亏损。

应对措施

为了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对钢铁行业的影响,钢铁企业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 调整产能:根据市场需求调整钢铁产能,避免产能过剩。
  • 优化产品结构:开发高附加值钢铁产品,提高产品竞争力。
  • 控制成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 拓展市场:积极开拓新市场,扩大销售渠道。
  • 政府支持:寻求政府支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减轻企业负担。

总结

宏观经济波动对钢铁行业影响较大,经济下行会对钢铁企业业绩造成冲击。钢铁企业需要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及时调整策略,采取应对措施,以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挑战。


影响股票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一. 市场供求关系。 二.宏观条件:国内CPI,PPI,PMI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受短期因素冲击,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时,大盘可能下探,也称为系统性风险。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利率政策,关税政策,不同地区比较优势。 国际不同国家的利率政策,例如美联储加息,美国权益市场在一定程度面临下行压力,我国的货币政策,例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股市可能上扬,还有财政政策,社融规模同比环比,以及从社融规模的结构中,可以看出政府稳经济,稳增长的信心,大盘下探风险不高,当然政策底不一定是市场底。 三.行业因素:行业的兴衰会影响股价中长期走势,但并不一定说明股价短期变化。 例如权益市场中高景气赛道,在一定程度表明新兴行业的崛起,是“香饽饽”,用新能源和传统能源为例,新能源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和煤炭行业,钢铁行业,石油行业,短期,政府政策推动新能源的发展,新能源赛道股价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出现普遍上涨,可能导致预期过高,而对传统能源例如煤炭行业进行抑制,限量限产,但下游传统能源短期需求不改,导致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短期煤炭行业公司股价也可能会上升。 四.公司分析:公司分析中,在各项基础指标正常情况下,同一行业不同公司之间的比较,例如杜邦分析法。 通过分析ROE的构成,可以在一定程度判断不同公司的营收政策(薄利多销,抑或是提高毛利型的),不同公司的竞争能力。 通过对公司的综合分析,上游成本,下游需求,经营业绩,发展前景判断出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可能的盈利增速,也称为市场预期。 五.市场分析:股东分析:股东数量多的公司股价很难出现大行情,因为股价上升需要大量主力资金拉抬。 投资者结构也会影响股价,例如国家队,大游资,基金公司的调仓换股等。 流动性分析:市值较小的公司股价波动幅度较市值大的公司波幅较大,也称作流动性风险。 短期大量抛售也会影响股价:可转债转股抛售,限售股解禁抛售,大股东减持等。 市场情绪:例如新能龙头宁王回调,新能全体起立。 公司公告中突然出现重大利好:明天可能会一字涨停。 概念题材:华为概念,冰墩墩概念,元宇宙概念。 六.对于股价的影响因素并不会单一出现,大多时候会市场共振,例如政策底,市场底,情绪底,三者共振,大盘才可能上攻,单一因素可能会导致上攻无力。 屡败屡战,百炼成钢,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皇冠,期货市场是皇冠上的明珠。 对信息全面,真实,准确的判断,市场中没有空方,也没多方,只有正确的一方。 共勉!

去产能政策须抓好两大关键问题

去产能政策须抓好两大关键问题 ——“三去一降一补”系列分析之三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  “去产能”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歼灭战的首要任务。 目前,我国产能明显过剩,大量僵尸企业占用人财物等各类资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2014年,我国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仅为78.7%,钢铁、煤炭、水泥、造船等多个行业已经陷入严重产能过剩。 化解过剩产能应拓宽思路,优化激励机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严控新增产能,抓好资产处置和人员安置两大关键问题。 一、我国工业产能利用总体处于过剩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工业实力极大增强,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当前,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2014年,我国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约为78.7%,处于近4年来的较低水平,不少行业的产能利用情况令人担忧。 据有关统计显示,我国有19个制造业行业产能利用率都在79%以下,有7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在70%以下,属于严重过剩状态。 产能利用率过低的行业范围已经从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传统行业扩展到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产能利用率超过90%为产能不足,79%-90%为正常水平,低于79%为产能过剩,低于75%为严重产能过剩。 据此判断,目前我国工业总体处于产能过剩状态,部分行业已经属于严重产能过剩。 (一)钢铁  1996年,我国粗钢产量突破1亿吨大关,首次成为全球第一产钢大国,此后粗钢产量持续增加,国际钢铁协会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粗钢产量高达8.227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50.0%,是日本粗钢产量的7.4倍,美国的9.3倍,印度的9.9倍,俄罗斯的11.6倍,巴西的24倍。 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为8.038亿吨,同比下降2.3%,近3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从产能利用程度来看,包括粗钢在内的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从2011年开始明显加剧。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2015年我国粗钢产能利用率仅为67.0%,较2010年下降15个百分点,比全球平均水平低约3个百分点,处于严重产能过剩状态。 (二)煤炭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5》,2014年我国煤炭产量38.7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6.9%,占世界总消费量的50.6%,均高居世界第一位。 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和应对气候变化受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煤炭行业发展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煤炭产量37亿吨,同比减少1.7亿吨;煤炭销量达35.13亿吨,同比减少1.91亿吨;全年煤炭净进口1.99亿吨,煤炭供求过剩超过3.86亿吨。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煤矿总产能规模为57亿吨,其中,正常生产及改造的煤矿39亿吨,停产煤矿3.08亿吨,新建改扩建煤矿14.96亿吨,煤炭行业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滑至64.9%。 全国已出现大面积的煤矿停产、限产,西南地区停产煤矿占70%-80%,即使资源赋存条件好、煤质优、开采成本较低的内蒙古鄂尔多斯[0.13% 资金 研报](,股吧)地区的煤矿也出现一半左右的停产。 (三)水泥  2014年,我国水泥产量24.8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59.8%,熟料产能占世界总产能的56%,产量比位居第二位的印度高出约8倍,熟料产能比位居第二位的印度高出约7倍。 但是,宏观经济形势成为影响我国水泥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状况直接决定了水泥总体需求。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期,水泥产能过剩问题更为突出。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水泥产量23.48亿吨,同比增速下降4.9%,是25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水泥总产能达到31.8亿吨,产能利用率约73.8%。 由于行业新增投资增长较快,整个行业的产能过剩仍在加剧。 中国水泥协会预计,如果在建、拟建项目全部建成,按照需求和产能比例测算,水泥产能利用率将进一步降低为62.9%。 (四)平板玻璃  我国玻璃行业过剩的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普通浮法玻璃产能过剩,优质浮法比率偏低,仅为35%,玻璃的加工率仅为40%,而世界平均水平约55%,发达国家达到80%以上,这导致我国每年还要进口不少高科技玻璃产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平板玻璃产量7.39亿重量箱,销量5.25亿重量箱,产出过剩2.14亿重量箱;平板玻璃总产能达到10.87亿重量箱,产能利用率仅为67.99%。 中国建筑[0.19% 资金 研报](,股吧)材料联合会调查显示,全年全国浮法玻璃生产线冷修或关停数量达42条,行业停窑率从2014年的16.3%上升至2015年的30.5%,全年全行业开工率不到七成。 (五)电解铝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电解铝生产和消费国。 根据国际铝业协会的统计,2014年我国电解铝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52.1%,消费量占比超过51%。 但是,国内电解铝产能严重过剩,2015年电解铝累计产量3141万吨,比上年减产达500万吨,占全部产能的12%以上,产能利用率约为75.4%;2015年全年主要铝加工企业平均开工率降至77.4%,低于2014年7.6个百分点。 另据有色金属协会研究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企业产能利用率为78.4%,低于全球电解铝企业产能利用率4.2个百分点。 (六)造船业  2014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39.9%、46.5%和47.2%,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造船大国,但在全球造船业动荡调整的背景下,我国造船业产能过剩压力十分突出。 工信部统计显示,2015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两降一升:全国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7.1%,新承接船舶订单量同比下降47.9%,手持船舶订单量同比下降12.3%,造船产能利用率不足70%,低于同期全球造船平均产能利用率6个百分点。 中国船舶[-0.04% 资金 研报](,股吧)工业行业协会调查表明,国有船厂由于手握军工订单情况稍好,大多数中小型船厂开工率不足30%。 我国具有竞争优势的散货船需求量急速下降,而超大型原油船、超大型集装箱船、液化天然气船等双高船型在整个市场需求结构中所占比重明显提升,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加重了行业产能结构性过剩程度。 (七)多晶硅  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国内外产业环境低迷以及欧美对我国光伏进行双反调查的影响下,光伏上游的多晶硅行业随之陷入需求减弱、产能过剩的局面。 2012年,全球多晶硅产能42.9万吨/年,而实际的产量和需求量仅为23.6万吨和23万吨,远低于产能水平;同期我国国内多晶硅产能为20.1万吨,实际产量、进口量和需求量分别为6.3万吨、8.2万吨和15万吨,产能利用率仅31.3%。 可以说,国内多晶硅行业生产成本较高导致市场竞争优势不足,大量建成产能直接变为无效产能,从而出现了产能严重过剩、每年却又有超过一半的需求量需要进口的怪象。 2014年起,随着国家政策扶持,光伏市场需求改善,多晶硅产品价格上升,多晶硅行业再次进入繁荣期。 根据中国有色金属[0.00%]协会数据,2015年国内多晶硅产量达到16.9万吨,总产能约18.5万吨,全年产能利用率达到90.9%。 因此,多晶硅行业属于典型的阶段性、结构性产能过剩行业,其产能利用状况与光伏产业发展情况紧密相关。 二、过剩产能难化解的多重原因  过剩产能难化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影响,有各方参与主体利益动机的影响,还有体制机制、管理方式、发展方式等深层次原因。 (一)国内外需求转弱使得产能过剩矛盾愈加凸显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0-2007年全球GDP年均增长4.5%,而危机之后的2008-2015年,全球GDP年均增速则放缓到3.3%。 我国企业面临的外部需求已经明显减弱,我国外贸出口增速由入世前十年的20%以上,近几年回落至个位数增长,2015年外贸出口甚至出现了2.8%的负增长。 同时,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2012年全国GDP增速首次降至8%以下,2015年更是首次低于7%。 国内市场需求持续转弱,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龙头已经逐步走出“黄金成长期”,与之紧密相关的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的产能过剩情况迅速加剧。 (二)产业政策执行不坚决导致产能越减越多  在稳增长的重压之下,部分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执行不到位。 比如钢铁行业,国家提出上2000万吨的大钢铁项目,前提是必须淘汰2000万吨或者更多落后的小钢铁项目。 这种“等量置换”或者“减量置换”的原则在实际执行中常常走样,往往该淘汰的小项目借助一些不规范手段蒙混过关,最终小项目没关掉,大项目又建成,结果是产能越滚越大。 同时,国家对钢铁主体项目实行核准制,要求以环评、土地、自有资金比例等进行规范化管理,但在实际中并没有严格执行。 (三)地方政府对过剩产能的暗地保护阻碍了产能削减  首先,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是地方GDP贡献大户和保障就业的重要力量,地方政府在政绩考核指标的压力下主动削减产能的动力不足。 其次,钢企等重化工企业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最后,全国市场分割使得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地方保护主义,保护当地大型企业特别是许多产能过剩行业的国有企业就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被动选择。 (四)银行、企业缺乏主动作为动机  除地方政府外,由于担心去产能会导致呆账变成坏账,并引致不良资产的上升从而侵蚀利润,银行也不想为化解产能主动作为。 对于企业来说,行业亏损并不一定意味着破产关门,熬过行业寒冬以求保住市场地位是一种竞争策略。 同时,大量重化工业的国有企业普遍缺乏硬预算约束,并不按照市场情况主动调整生产决策,依靠政府熬过冬天的想法不在少数,削减产能就成了纸上谈兵。 (五)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没有发挥基础性作用  资源要素市场改革滞后,能源、资源、土地没有按照其稀缺程度和环境的代价来定价;能源税费低、节能投入不足、环境治理不够,再加上不合理的减免税费,造成了一些项目能源行业和高耗能行业的成本没有反映出行业的真实情况,项目利润虚高。 这种不完全成本刺激了投资的盲目性,加上市场秩序混乱和无序竞争,最后的结果就是优不胜劣不汰,扭曲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 三、抓好资产处置和人员安置两大关键问题  化解过剩产能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五大歼灭战”的首要任务,应拓宽思路,优化激励机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严控新增产能,抓好资产处置和人员安置两大关键问题。 (一)分业施策,把好产能审批关  一是对不同类型的产能过剩分业施策。 对于钢铁、煤炭等绝对过剩行业,要坚决把住源头,严格执行规划,坚决淘汰落后,提高门槛,用差别水价电价、提高环保标准倒逼其退出市场。 对于玻璃、造船等结构性过剩行业,要通过技术创新加快产品结构升级,集中力量研发高端产品。 二是停止审批新增产能和禁止“未批先建”。 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产能过剩行业项目、新增产能的技改和产能核增项目。 同时,加快修订过剩产能行业的环保、节能标准。 对于达到环保、节能等新技术标准的“未批先建”项目,允许其生产;对于未达新技术标准的“未批先建”项目,责令停止建设,进行处罚并根据实际情况可责令其恢复原状。 (二)提高处置过剩产能所需资金的保障力度  一是设立中央专项基金。 中央财政设立财政专项基金,补助地方和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所需资金。 一方面,补贴过剩产能的资产处置;另一方面,用来帮助解决企业退出后人员分流、安置等。 专项基金主要根据各省市区所需化解的过剩产能总量,按照多化解多补贴的原则实行分配。 二是允许地方发行长期债券。 在资产处置上,除中央专项基金外,允许地方政府设立过剩行业减产转型基金,资金来源于发行长期专项债券,按相关省市区减产规模确定债券发行额度,由省级政府发债并偿还,中央政府给予贴息补助。 在基金使用上,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 (三)完善过剩企业资产处理的方式  一是有序证券化分步化解不良资产风险。 支持金融机构做好呆账核销和抵债资产处置,完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通过既有或新设的资产管理公司帮助银行剥离产能过剩企业带来的不良资产,将不良资产打包管理,再通过之后有序的证券化逐步化解金融风险。 二是发挥金融市场作用推动企业兼并重组。 一方面,通过“债转股”支持银行参与并购重组。 提倡和允许银行牵头银团贷款参与企业并购重组,实现并购重组后企业对银行的负债转为银行对企业持股,减轻不良贷款带给银行的经营压力。 同时,支持、鼓励保险资金等社会资本参与企业并购重组。 另一方面,发挥资本市场作用,鼓励证券公司开展兼并重组融资业务,各类财务投资主体可通过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并购基金等形式参与兼并重组。 (四)妥善安置产能过剩企业下岗分流人员  在人员安置上,从“去产能”的财政专项资金中划出固定比例予以定向安排;对承接再就业员工的企业,中央专项基金与地方过剩行业减产转型基金按照一定比例给予相应的资金奖励与政策倾斜;对下岗分流人员,免费提供再就业职业技能培训;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将从债务重组中退出的国有资本充实到社保资金账户中来,稳定和适度增加失业人员的社保资金供给。 (五)减少过剩产能处置中非市场因素影响  一是加快企业破产清算案件审理工作。 依法清理“僵尸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清算程序和破产程序在淘汰落后企业和落后产能方面的法律功能,依法审理破产清算案件,引导和督促市场主体有序退出。 二是规范政府行为。 取消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和各种形式的保护,特别是坚决取消各地政府对产能过剩企业在土地使用、银行资金使用等方面的隐形补贴和优惠,推动各类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强化依照法律解决兼并重组、产能退出的资产债务处置和职工安置等工作。 (六)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一是巩固扩大国际市场。 鼓励企业积极参加各类贸易促进活动,创新国际贸易方式。 拓展对外工程承包领域,提升对外承包工程质量和效益,积极承揽重大基础设施和大型工业、能源、通信、矿产资源开发等项目,带动国内技术、装备、产品、标准和服务等出口,培育中国的国际品牌。 二是扩大对外投资合作。 鼓励优势企业以多种方式“走出去”,优化制造产地分布,加强装备制造和国际产能合作。 三是借力“一带一路”战略。 瞄准“一带”沿线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一路”沿线的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等国家,实现陆海统筹贯通,实现城市道路交通体系、附近沿海港口衔接,为产能过剩行业开展贸易和投资提供良好的交通运输网络等基础条件。 (执笔:邹蕴涵)

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既以什么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十三五”规划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因此,“十三五”规划的制订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十三五”时期,我国应该如何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充分认识新常态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进而在清晰地把握好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宏观环境和发展背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加大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力度,积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充分认识新常态带来的新变化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即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到当前的中高速增长。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下行周期,经济增速在波动中放缓,今年第三季度已经回落至6.9%。 这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互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结构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 经济增速放缓,表面上是需求不足,实际上是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一方面,已有的供给因为供大于求出现了过剩;另一方面,部分需求缺乏相应的供给难以被满足。 进入新常态,一系列重大的、阶段性的变化集中显现,这既表现在需求侧,也表现在供给侧。 从需求侧来看,2013年我国城镇户均达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拥有汽车超过100辆。 按照国际经验,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之后,房地产和汽车市场的需求都将发生明显变化。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房地产投资在2000年至2013年年均增长24%,今年前三个季度已下降到2.6%;汽车产量过去十年年均增长17.9%,今年前三个季度却下降到0.9%。 不仅如此,随着房地产需求和汽车市场需求的下降,钢铁、水泥、玻璃、轮胎、电子、家电、家装等关联行业的市场需求也在下降。 从供给侧来看,2012年以后,我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820万人,随着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资源供需形势发生变化、生态环境硬约束不断强化,以往那种依靠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过去一个时期制造业迅猛扩张而形成的巨大产能,在国内外市场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当前面临较为严重的过剩局面,特别是钢铁、煤炭、石化、有色、建材等传统行业,产能过剩更为严重,利润水平大幅回落,有的行业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 由此可见,新常态更具本质的变化特征还是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 在需求侧已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如果仍然一味地扩大投资和产出规模,虽然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投资的边际效用逐步递减,其结果,不仅会使产能过剩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会明显减弱,进而还会错失结构调整的机会。 因此,新常态下,面对经济下行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加大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和资产重组,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活力和动力。 需要强调的是,在市场需求已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不主动调整也会被动调整,而被动调整付出的成本会更大。 加大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力度“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重要窗口期。 过去一个时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固然带来了一系列严峻挑战,但也是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重要机遇。 因此,“十三五”时期要充分用好经济下行形成的倒逼机制,把握好窗口期的宝贵机会,下决心推进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 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是有效出清过剩产能。 过剩产能特别是“僵尸企业”造成资源沉淀,影响要素流动和资源再配置,还会延误结构调整的时机,使潜在风险不断积累。 可以说,近一个时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状况持续恶化、工业品出厂价持续回落,与产能过剩是分不开的。 今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7%,到今年9月份工业品出厂价连续43个月负增长,表明产能过剩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只有下决心出清过剩产能,促进资源优化再配置,结构调整才能有效推进。 因此,“十三五”时期要下决心推进供给侧结构调整,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化解产能过剩,完善企业退出机制,推进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 动力转换要把握好新旧动力的相互关系。 新旧动力并存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特征。 旧的动力如钢铁、煤炭、石化、有色、建材等产业板块体量较大,虽然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对经济增长仍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短期内也难以找到体量相当、带动力相近的新兴产业板块来替代。 今后要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重组,让旧动力焕发青春。 与此同时,要着力培育新的动力,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逐步替代传统动力。 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动力转换,都要着力提高要素生产率。 在生产要素供需形势发生趋势性变化、企业综合生产成本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迫切要求从提高要素生产率中挖掘新动力。 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投资回报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对冲要素供需形势的变化,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家和全社会创新潜能和活力,发挥创新在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中的积极作用,真正使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积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十三五”时期,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需要从多个方面展开。 第一,增强创新驱动发展动力。 创新是提高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的关键。 一是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培育和催生未来产业、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活力的根本途径。 二是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以2030年为时间节点,在航空发动机、量子通信、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深空深海探测、重点新材料、脑科学、健康保障等领域再部署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 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 三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 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重视颠覆性技术创新。 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四是激发企业家精神。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最核心的功能是创新,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建设科研基础设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定产业标准和商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减轻企业家创新风险。 五是构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 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金融支持创新的功能,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创新用好培养和吸引人才的机制。 第二,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过去一个时期,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铺摊子”,主要是扩大产能和规模。 随着市场需求变化和产能过剩压力增大,产业发展需要从“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核心是提升产业价值链、产品附加值。 一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引导制造业朝着分工细化、协作紧密方向发展,促进信息技术向市场、设计、生产等环节渗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 二是实施工业强基工程。 支持企业瞄准国际同行业标杆推进技术改造,全面提高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 三是支持新兴产业发展。 更好发挥国家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 四是实施智能制造工程。 构建新型制造体系,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进入国际前沿水平。 五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 第三,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最大内需所在。 2014年,我国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为54.77%,相比较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空间,特别是已经进城的两亿五千万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能够实现市民化,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购买能力和对工业品的需求将大幅提升,就会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 城镇化发展还将创造高铁、地铁、机场、地下管网、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以及市政设施和住宅等巨大的投资需求。 “十三五”时期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一是要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加快落实中央确定的使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目标。 二是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继续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改革,全面实行身份证制度,改革征地制度,健全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制度,建立农村土地交易市场,严格农村土地用途管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三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更多采取“补人头”方式,有效消化现有的存量房地产。 第四,推进企业“走出去”构建全球化生产运营体系。 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 一方面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另一方面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支持钢铁、有色、石化、建材等原材料生产企业到海外建立生产基地,逐步将直接进口资源转变为进口原材料。 拓展高铁、核电、特高压电网、通信、航空等大型成套设备的国际市场空间。 综上所述,创新是走向未来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以创新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企业“走出去”构建全球化生产运营体系。 要通过创新引领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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