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风险: 基建行业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较大
基建行业与宏观经济紧密相关，经济形势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基建行业的发展。一旦经济下行，投资需求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缩减，基建行业的发展就会受到抑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投资需求下降：经济下行会导致企业投资意愿降低，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会减少。这将直接影响到基建项目的开工率和投资规模。
- 政府财政支出缩减：政府是基建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经济下行时，政府共同研究行业发展趋势，制定政策法规，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结论
基建行业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较大，经济下行对行业发展不利。基建企业应充分认识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采取积极措施应对，以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经济管理
宏观调控是指政府为实现定观（总量）平衡，保持经济持续、稳定、 协调增长，而对货币收支总量、财政收支总量、外汇收支总量和主要物资供求的调节与控制。 通常把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采取的其他措施也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 当经济过热时，应采取增加税收、减少政府支出等紧缩财政的方针；或者紧缩信贷、减少货币供给量；而当经济疲软时，则应采取减少税收、增加政府支出等松动财政的方针；或者松动信贷、增加货币供给量。 具体说来，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同，我国的宏观调控主要经历了六个阶段：①1979-1981年；②1985-1986年；③1988-1990年；④1993年下半年-1996年；⑤1998-2003年上半年；⑥2003年下半年-至今。 本文着重从后四个阶段谈谈国家宏观调控对兰州经济的影响。 一、1988-1990年治理整顿时期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始于六五中后期全国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七五中期其所日趋积聚的诸多问题显露出来，信贷投资和消费失控，通货膨胀加剧，经济秩序混乱。 为此, 从1988年10月开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 把稳定通货、物价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首要目标，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努力增加有效供给,整顿商品流通秩序。 在货币政策方面，提高利率，实行保值贴补，稳定存款；适当收缩信贷规模、控制货币发行、控制职工货币收入的增长。 在财政政策方面，开征特别消费税、征收预算外调节资金、延期归还企事业单位的国库券本息等。 在行政手段方面，对涨价过猛的商品（如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专营，对部分商品实行控购（如控制社会集团的商品购买）、清理公司、凭证供应；冻结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并相应增加国家的物价补贴。 通过治理整顿，使居高不下长达20个月的零售物价指数从1989年4月起开始回落,治理整顿初见成效。 这个时期宏观调整和紧缩政策的手段主要是国家行政措施和增加物价补贴，以直接调控为主。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果 与国家治理整顿背景高增长、高通胀略有不同，兰州市呈现低增长，高通胀局面，即所谓的滞胀。 自1979年开始的三年调整整顿期和党的十二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后，全市经济在1982年逐渐步入正轨，1983-1985得GDP每年增速均在11%-17%高位运行，1984年达到高峰，除1985年与全国持平外，1983、1984年分别高出全国0.5个和1.8个百分点。 进入七五时期，受六五中后期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影响，七五初期，兰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已开始急剧膨胀，增长率突破26%，高于全国4-5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受1987年一产下滑12.4个百分点，1988年三产又滑落10.2个百分点影响，呈逐年下滑之势，GDP增长率由1985年的13.5%、1986年的12.3%、1987年的7.8%，滑落至1988年的3.8%；物价上涨指数从1987年始逐步回升，由9.8%上升到1988年的25.1%。 国家紧缩政策实施后，对兰州市经济产生了以下影响： 1、一定程度上初步控制了兰州市总需求的膨胀，投资、消费全面下降，市场极度疲软。 1988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急剧下滑，仅为8.13%，比1987年下跌18.14个百分点，1989年呈现负增长，比全国下降7.2%的降幅还低4.23个百分点；消费活动由非理性的抢购迅速降温，消费水平增速由1988年的36.82%滑落至1989年的11.48%，1990年出现负增长，下降13.15%。 2、供需总量失衡的矛盾大大缓解，出现部分商品的买方市场，物价上涨得到遏制，通货膨胀势头得到缓解。 物价上涨指数从1989年开始由1988年的上涨25.1%快速回落，1989年物价指数为116.3%，到1990年出现负增长。 3、本已低速运行的经济急剧滑入低谷。 由于采取急刹车力度过大，经济增长率在七五后三年都在低于5%的水平上运行，1991年经济增长跌至2.2%。 整个七五时期经济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波动，年均增速仅为6.41%，分别低于同期全国、全省1.46和3. 15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后几个五年计划期的最低点。 二、1993-1996年适度从紧时期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经过三年治理整顿，1991年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低谷。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我国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八五时期除1991年外，其它4年全国经济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伴随经济的高增长，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房地产业严重膨胀，开发区盲目扩张，信贷投资猛增。 面对再次过热的国民经济，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加强了宏观调控。 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采取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和改进调控方式等经济政策，出台了宏观调控16条措施，加强和稳定农业基础，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 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政策方面，强化交通运输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重点是煤炭、电力、钢铁、建筑材料和石化工业的发展；大幅度地增加农业优质品种的产量；按照规模经济、合理布局和突出重点的原则，积极发展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税制改革、清理预算外资金、增收节支等手段，将财政赤字控制在预算规模之内。 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运用多种手段改进金融调控方式，注重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整，改变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和货币结构不合理的局面，采取对冲措施，收回央行再贷款减少基础货币投放，通过两次利率下调，调整了货币结构，通过控制固定资产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将现金发行控制在预定的调控目标之内，为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国家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是坚持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再辅之以产业政策、外贸政策以及利率、汇率、价格、关税等经济杠杆，国民经济调控方式实现了由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果 本轮调控中兰州与国家的背景基本一致，都出现了高增长，高投资，高膨胀，但受地处西部内陆边远地区限制，兰州市经济发展与国家宏观政策等因素影响明显滞后，存在着一个政策时滞期。 全国经济1991年就已开始回升，GDP增长率由1990年的3.8%上升到9.2%，1992年达到高峰期，为14.2%；兰州经济则从1992年开始逐步回升，由1991年的3.4%上升到6.4%，1994年达到高峰期，增幅为12.6%。 投资增速全国1990年开始回升，1993年达到高峰；兰州则从1992年开始回升，1994年达到高峰。 1993年全国经济就已开始回落，兰州则从1995年开始回落。 经过三年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兰州经济逐步走出低谷，1996年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 1、以重工业、基础原材料产品为主的工业格局相应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空间，生产开始得到有效调整，扭转了1992年以前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步下滑的局面。 1993-1995年工业增加值以9-15.3%的高速运行,占GDP的构成由1992年的45.85% 逐步上升到1993、1994、1995年的50.91%、51.51%、52.02%。 2、投资结构得到大幅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迈出重要一步。 1994年国务院五部委确定建设兰州商贸中心后，为了改善投资硬环境，政府加大了对旧城区的改造，进行了几条主干线道路的拓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了突破性进展，1993-1995年基建投资中用于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均超过了50%，改变了过去投资主要以二产，尤其是工业为主的格局。 在国家1994年投资逐步回落时，兰州市则受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1993-1995年投资年均增速达37.31%，高于全国1.97个百分点,使整个八五时期投资年均增速达26.56%,成为兰州市各个五年计划中重点建设搞得最好、增长最快的时期。 投资结构方向的调整,同时也加快了兰州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八五时期全市三产年均增速达8.81%，比七五提高了4.25个百分点。 3、物价指数逐渐回落，总体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在控制物价指数方面，市上通过加大实施各项宏观调控和平抑物价的力度，加强对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粮油、肉、菜等商品的最高限价、差率控制，同时大力组织供给，物价上涨指数在1996年由1994、1995年的21.9%、15.5%回落到5.7%。 在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同时，经济增长幅度由1994年的12.6%逐步回落到1996年的9.1%，实现了软着陆，使八五时期成为兰州市改革开放20多年中（除十五前三年）的顶峰期，GDP 年均增速达9.12%。 三、1998-2003年上半年扩大内需时期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1997年，为巩固前三年软着陆成果，中央在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针对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下降的新情况，实施稳中求进的政策，两次下调利率，使经济运行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 1998年由于遭受国内特大洪涝灾害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体制转轨，经济转型和经济国际化进程加快，国内商品供求矛盾逐步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 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扩大内需，从反通货膨胀转为防止出现通货紧缩趋势，主要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还辅之以产业和贸易等各种政策工具。 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政府支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五年中，又推出了一些其他配套政策，如：增发国债用于企业技改贷款贴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国企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以及城镇居民低保对象等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调整抑制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开征利息所得税、鼓励消费信贷、延长法定节假日等；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加大退税力度，支持出口；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税收优惠，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国债投资向中、西部倾斜，支持西部大开发等等。 此外，财政政策还进行了分税制和税制改革，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加快费改税步伐，扩大中央财政收入，强化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社保基金的支持。 在货币政策上，目标是稳定币值，支持增长，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汇率稳定。 一是通过取消贷款规模限额管理，代之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二是注重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再贷款等多种手段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积极试点公开市场业务，灵活运用利率手段，自1996年以来连续8次降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拉动市场需求；三是发行特别国债充实银行资本金，降低不良资产，防范金融风险。 从这一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表明国家宏观调控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从以前注重追求增长速度，转变为既注重增长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上来。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果 与国家本轮宏观调控背景一致，九五初期兰州经济软着陆后，到1998年经济一直呈下滑态势，由1996年的9.1%下滑至1997、1998年的8.7%和8.3%，增长率一年滑落0.4个百分点。 物价上涨指数也逐年下滑，由1996年的5.7%滑落至1997年的1.5%，98年出现负增长。 1999年兰州经济发展出现拐点，自2000年起，一路稳定走高。 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五年来，兰州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 1、基建投资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一、三产升，二产降，城市基础设施状况得到大大改善。 基建投资结构在八五得到调整的基础上，九五初期又回复到以二产投资为主的局面，1996、1997年其比重达到62.37%和57.23%，三产投资比重下滑至37.63%和42.76%，一产维持在0.01%以下。 随着国债投资向西部的倾斜，尤其是农林水利、铁路、通讯、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的重点加强，兰州市基建投资中用于三产的比重稳步提高， 1998年上升至57.68% ，1999-2003年为69-77%之间，交通运输邮电业投资占三产比重达到33-45%之间，用于一产的比重上升至1.3-5.9%之间。 二产比重下降至20-29%之间，投资乘数效应的释放，使1999-200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0.42%，超过同时期全市GDP增速0.78个百分点。 2、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得到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的外延增长逐步向集约型的内涵增长转变。 以高新技术对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轻纺、仪器机械、建材等传统产业进行的升级改造，为兰州市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新的经济效益和实力。 2000-2003年全市用于工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占技改投资的比重逐年上升，由35.43%上升到75.05%。 四年累计投入141.07亿元，年均增长23.23%。 工业技改为新一轮经济加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工业增加值增速在九五末期止跌回升，由1998年的5%上升至1999、2000年的7.01%和7.9%，进入十五时期摆脱前两年的弱势增长，呈现出逐年加快发展的好势头，2001-2003年工业增速分别达到10.1%、10.84%和11.9%，促使1999-2003年年均增速达9.53%。 3、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有力的拉动了经济的全面增长，避免了兰州市经济增长率持续下跌的趋势。 2000-2003年经济增长率逐步反弹，2003年达到11%。 九五时期GDP年均增速8.58%，十五前三年达到10.48%，为最高期。 三次产业结构也由1999年的5.7:51.7:42.6调整到2003年的4.2:52.8:43，总体上呈现一产降，二、三产升，产业间及产业内部结构更趋合理，增强了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四、2003年下半年以来冷热兼治、双向使劲时期（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面对经济在十五前三年连续加速增长之后，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片面追求增长速度、部分行业盲目重复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以及乱占滥用耕地、粮食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等问题，继发了部分行业、部分地区工业、投资过热，农业、服务业偏冷的结构性失衡，出现了一定范围的油荒和煤荒，煤电油运等供应全面紧张的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同时为了抑制高耗能产业的盲目发展，从2003年8月起，以央行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为标志，国家逐渐加大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转型力度。 特别是从今年4月份以来，面对物价上涨逼近5%的临界线，国家果断地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 财政政策由前几年的积极取向逐渐向中性方向转变，货币政策由前几年的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紧，并对市场机制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如土地管理等，适当运用一些行政手段。 具体包括： 一是加强货币信贷投放调控。 央行在去年8月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1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今年4月又提高了0.5个百分点。 同时，央行加强公开市场操作，向贷款增加较多的商业银行发行500亿元定向票据，收紧放贷能力。 出台了加强窗口指导和银行监管的措施，将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起来，要求商业银行一方面严格控制对钢铁等过热行业的信贷投放，另一方面支持有利于调整结构、扩大消费和增加就业的项目资金需要。 二是围绕产业政策准入，严格用地管理。 开展了土地市场特别是开发区的清理整顿。 从5月份开始冻结土地审批半年，农转非用地半年内停止审批。 停止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和高档别墅、高尔夫球场等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供应。 配合做好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盲目投资工作，严格加强用地管理，防止突击批地。 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批准用地。 对违法违规占地严重的地方，暂停土地使用审批。 坚决收回违规多占或占而未用的土地。 三是全面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对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和审核，对国家明令禁止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符合环保规定、城市规划、信贷管理和项目审批程序等有关规定的在建项目停建缓建，并视情况进行处理。 暂停审批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办公楼、培训中心和各类会展中心、大学城等项目。 四是提高建设项目市场准入标准。 将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经济实用房除外）等部分行业建设项目资本金比例提高了15个百分点，其中钢铁项目资本金比例由25％提高到40％以上；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比例由20％提高到35％以上。 并相继制定出台了一些相关产业政策和行业标准，切实按照产业政策和环保、安全、能耗、技术、质量等市场准入标准，从严审核新建项目。 五是强化经济运行调节。 加大煤电油运协调力度，促进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需衔接，限制不符合产业政策、没有达到市场准入条件企业的用电用油用煤额度。 加快能源、电网建设，制定有序供电方案，优先保证城乡居民生活和重点单位的用电需求，充分挖掘煤电油运企业的生产潜力，努力保障重要物资运输。 调整煤价和电价，实行新的用电政策。 全国范围内提高电价，取消地方出台的优惠电价，对高耗能行业实行差别电价，积极疏导矛盾。 组织开展全国资源节约活动，号召把节能特别是节约用电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六是鼓励和扶持粮食生产。 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包括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购买农机补贴、农资价格管理、农业税减免、对粮食购销市场全面放开等。 这一时期国家运用了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宏观调控主要向两个方面侧重，既 防热，控制部分行业投资过快增长，适时适度调控回升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苗头性问题，防止局部过热现象蔓延；又升温，加大对农业、交通、能源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避免大起大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与前三次宏观调控不同，本次调控充分体现了适时适度，区别对待，不急刹车，不一刀切，注重实效的方针。 1至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4.8%,增幅比前4个月回落8个百分点，其中5月份比上年同期增长18.3%，增速比4月份和3月份分别回落16.4和25.2个百分点，投资增长过快势头有所遏制,房地产等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势头开始回落，粮食价格趋稳，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减缓。 财政支出增速成明显减慢，银行信贷有所控制，贷款余额比上月回落1.3个百分点。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1%，增速比前4个月回落0.1个百分点。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应 这一时期兰州与国家宏观调控背景略有不同，结构性失衡问题表现的不明显，也未出现过热现象，但宏观政策影响已开始显现。 十五前三年兰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保持在9.9-12.85%之间，2003年仅为9.97%，均低于全国，且差距日渐拉大，2003年相差16.74个百分点，年均增幅低于全国7.07个百分点,尚未出现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现象。 2001-2003年全市工业年均增速与三产年均增速相差仅0.26个百分点，2003年相差0.9个百分点，二、三产同步协调发展，而同时期全国工业与三产年均增长相差3.03个百分点，2003年差距高于3年年均增速2.87个百分点，三产增速仅为6.7%，低于三产年均增速0.83个百分点。 与全国27省会城市对比分析，2003年除第三产业处于中下游序列，兰州GDP、二产增加值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处于下游位置，也未出现过热的迹象。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尤其是兰州市经济发展受政策影响明显滞后特点，省市早动手，防患与未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将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为缓解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 如安排粮食生产直接补贴资金，继续推进税费改革，降低和取消了农业税，加大对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 为严格控制部分行业出现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兰州市对有关行业的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认真清理检查，从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市场准入、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方面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 为切实加强对耕地的保护工作，从严控制农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 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看兰州市上述宏观调控效应已初步显现。 1、银行贷款大幅回落，新增贷款短期化特征明显。 自4月份起贷款增量减缓，增幅回落逐月加大。 上半年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78.21亿元，较上年同期少增31.81亿元，比年初增长8.17%，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5.74个百分点，回落幅度比1-4月落差拉大3.66个百分点。 5-6两月环比增加贷款同比减少27.89亿元，占上半年新增贷款的35.60%，而上年同期为47.21%。 从贷款结构看，六月底工业短期贷款比年初新增27.65亿元，同比增长34.22%，比前4月增幅回落15.92个百分点；中长期新增贷款28.24亿元，主要重点支持电力、公路、电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城市居民住宅开发项目等，同比下降37.62%，比前4月增幅回落8.1个百分点，其中基建贷款上半年降幅比前4月扩大43.37个百分点,技改贷款增幅比前4月回落5.72倍，增加额度占新增贷款比重比前4月回落1.53个百分点。 技改贷款大幅回落将会给企业今后结构调整带来资金约束。 2、土地市场严格审批，主要影响全市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项目，尤其是后期影响较大。 截至5月底，全市各类开发园区由22个撤消、合并为6个，使违规设立、违法圈地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但同时，作为建设项目载体的土地，今年缩减用地规模，半年内停止土地审批，对于对土地依赖程度较大的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影响较大。 2003年，在全市土地购置费中，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分别占33.63%和45.36%，更新改造仅占15.76%。 上半年基建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购置费分别占全市的31.89%和58.77%，更新改造与2003年持平。 基本建设购置费同比下降33.13%，房地产开发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30.37%。 土地规模的缩小影响了全市投资规模。 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前4月回落15.29个百分点。 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回落21.87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回落7.36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中住宅和办公楼投资比重比上年略有下降；更改投资上升1.58个百分点。 土地市场的从严审批，对于下半年即将举办的兰洽会和以项目促发展的兰州而言，会导致部分新增项目无法立项，部分招商引资项目无法签约，影响新开工项目上马和后期项目储备，进而影响全市后期投资与经济增长。 3、宏观调控的重点工业行业增速减缓，产成品库存上升。 受国家宏观调控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有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建材制造业上半年同比增长13.85%，低于全市限上工业增速6.2个百分点,比1-5月回落4.03个百分点。 1-5月产成品库存45.03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5.49%，其中主要集中在有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2.28倍和50.56%。 从短期看,受煤电油运及资金紧张和国家对部分原材料能源的调价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的生产、销售及效益会受到一定制约，但从远期看,部分行业市场准入门槛的提高以及对能源的加快建设，将会抑制产品结构不合理，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以及产能盲目扩张的企业，减缓企业竞争力，对于以重型、资源型、基础产业型为主体的兰州工业而言，优势企业规模将会得到扩大，结构会得到优化，效益也会得到进一步提高，上游产品原材料供应紧缺状况会得到大大缓解，全市工业发展前景看好。 4、部分生产资料价格逐月下降。 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兰州市钢材、水泥等部分生产资料供需矛盾得到缓解，出厂价格开始逐月回落。 上半年全市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为107.34%，涨幅比1－5月份回落1.11百分点。 但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幅仍然较高。 1－6月普通大型钢材、焊接钢管和电炉硅铁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5.66%、12.95%和48.63%。 5、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农民现金收入呈现两位数增长。 粮食播种面积受蔬菜、瓜类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上升的结构调整和建设征地等影响有所下降。 据统计，2004年兰州市夏粮播种面积为125.39万亩，与上年的127.8万亩相比，减少2.4万亩，减幅1.88%。 为了弥补夏粮播种面积减少的损失，加快了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的开发，优质高效农作物比重提高。 今年兰州市完成优质农作物播种面积 77.93万亩，占已播农作物面积比重28.58 %，比上年提高4.11个百分比。 其中优质粮食播种面积55.98万亩，同比增长20.13%。 由于今年优质专用小麦、优质加工型马铃薯售价高,比较效益较好,农民种植积极性较高，两者的播种面积大幅上涨,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30%（增幅分别为37.42%和42.84%）；优质专用玉米6.63 万亩，同比增长15.3%。 预计夏粮总产可达23.18万吨，增长3%左右。 夏粮平均亩产184.86公斤，与去年相比单产增加8.76公斤，增长4.97%。 由于积极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同时农副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扬也激发了农民种养殖的积极性，确保了农民的增产增收。 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996元，同比增长10.5%，为近几年来最高。 伴随三补一减措施效应的逐步显现，预计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会有一个快速增长。 参考资料：
2023 年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2023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但面临一些潜在威胁和挑战。 本文将从宏观角度分析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要因素和趋势。 首先是宏观经济形势。 2023年，中国经济将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逐渐减缓，但仍将保持较高水平。 其中，新兴产业和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投资和消费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支撑点。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社会问题的复杂化，人口和社会福利问题将变成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其次是外部环境。 2023年，全球经济将保持温和增长，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风险将对中国经济形成一定的压力和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压力也将增加。 第三是国内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 2023年，互联网、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将继续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 同时，传统产业也将加快升级和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竞争。 第四是金融风险。 在2023年，中国经济面临着流动性、信用、风险传导等方面的金融风险。 警惕金融市场泡沫和不良贷款风险，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防止金融市场和经济形势的不稳定性。 最后是人口和社会问题。 2023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将持续加剧，压力和挑战日渐增多。 国家应加快并丰富民生保障体系，提高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质量，以缓解人口和社会问题的影响，促进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2023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将面临很多挑战。 国家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政策，加强创新、升级、转型，加强金融体系监管，改善民生服务，提高国际竞争力，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和繁荣奠定基础。
2017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提出哪个战略
美国优先”政策是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12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的新战略，将在减税、加息、缩表以及基建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全球收缩策略。 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和12月23日圣诞节前特朗普签署的减税法案作为新战略的重大举措，如果得以实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将因此而产生重大影响。 此次历史性减税法案的减税规模为美国近30年之最，将有效促进美国的跨国企业海外利润回流，增加美国国内投资、消费和财政赤字，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并对人民币汇率、跨境资本流动等产生外溢影响。 一、美国税改政策初衷和效果分析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即大力呼吁制造业企业重回美国投资。 此次减税将有效促进跨国企业回流美国，有利于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同时会刺激美国企业积极开展投资，未来10年减税1.4万亿美元，提升其国际竞争力，使其现有行业优势进一步扩大。 随着企业利润回流、再投资资金增加，将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税改的近期好处不言而喻。 一是提升美国企业竞争力，创造就业岗位。 企业所得税率降至20%，将使美国税负大大低于经合组织25%的平均税率，有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提升国内产出水平，增加就业岗位。 二是吸引海外利润回流美国，提升国内投资水平。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努钦提到的“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次性”海外利润汇回税可能带有一定优惠性质，将吸引美国企业将离岸利润留存汇回美国。 三是提振士气，笼络民心。 特朗普上任初期，禁穆令、新医改法案等政治主张未能取得良好效果，竞选期间的一些承诺也被市场认为是“雷声大雨点小”，特朗普团队亟须一场“胜利”，打破僵局，提高民众的支持率，为后续政策主张获得民众和国会支持创造良好的条件。 税改方案的弊端是会提高财政赤字。 根据美国税收基金会测算，不考虑宏观经济反馈效应下，减税给联邦未来十年将带来4.4—5.9万亿美元减收，其中减少个人所得税2—2.5万亿美元，企业所得税及基建投资税收减免共0.9—1万亿美元。 根据联邦预算委员会的预测，税改计划可能导致未来五年内联邦赤字增加3万亿美元。 如果税改能够达到预算平衡，美国经济需要每年增长4.5%，这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从未出现的增长水平。 鉴于目前人口老龄化加速，全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缓慢，仅通过税改达到4.5%的经济增速几乎是不可能的。 财政刺激短期有助于经济增长，但中长期效果会逐渐递减。 特朗普税改寄希望于通过降低税率鼓励消费和投资，进而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 从目前特朗普的政策框架来看，大规模基建和史上最大规模减税的组合，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 但通过短期的财政刺激带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存疑，一方面财政扩张虽然可以提高产出水平和国民收入，但另一方面会带来通胀和国际资本流入的压力。 鉴于目前美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财政刺激很难在短期内显著提升产出水平，有可能导致价格水平的上涨，从而迫使美联储超预期的收紧货币政策，进而造成美元过快升值，使美国国际收支情况进一步恶化并加重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负担。 财政刺激的结果可能只会带来经济的短期小幅回暖，伴随着物价水平的大幅上涨，严重情况下可能导致经济进入滞涨。 此外，从财政平衡的角度来看，财政刺激是短期的、透支性的。 财政赤字的扩大，势必会导致国会在未来某个时点要求特朗普缩紧财政，从而弱化美国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潜力。 二、美国税改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美国优先”的国内经济政策，其政策组合存在内在的矛盾和冲突，难以协调。 大规模基建和减税面临债务上限约束，而加息将增加财政扩张的融资成本，财政扩张与货币收紧难以并行。 美国税改作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重大施政方略，如果能够兑现，比如将法定企业税率降至20%，那么美元可能需要升值20%左右，这将对美元带来重大利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将因此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引发示范效应，加速在华外国企业利润回流。 目前英国、印度、韩国等国都开始制定本国的减税方案，形成竞争减税潮趋势。 如果在华外国企业母国的税赋环境和营商环境优于中国，相关企业则有可能撤离中国。 二是欧洲五个最大经济体的财政部长致信美国财长警告称，美国的税改计划可能违反了该国双重税务条款，且可能与全球贸易规定相左。 特朗普提出的“基建+减税+加息+缩表战略”的国内核心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短期影响利大于弊。 特朗普国内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基建+减税+加息+缩表”，从短期看利好股市和经济发展，但是这个政策组合同时存在内在的矛盾和冲突。 首先，特朗普的财政刺激政策会同时拉高通胀水平和财政赤字率。 债务水平的上升将推高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 特朗普上台以及相应的刺激计划引发投资者对通胀的重估，通胀预期上升导致全球债市齐步下行。 其次，再通胀和财政刺激使得美国股市基本面得以改善，利好周期性行业。 减税刺激消费也有利于消费行业。 在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预期下，股市的风险偏好修复，市场投资者情绪上升。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是：更高的贸易关税、抑制非法移民、增加联邦刺激、给企业和个人减税。 而这只能短期地促进美国GDP增长，长期来说对经济增长是否向好仍然有待观察。 具体来说，短期内特朗普政策能够提振需求，对其他经济体有正面的溢出效应。 然而更长时间来看，随着财政刺激缓和，以及高贸易关税、降低移民、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更收紧的货币政策的推进，经济增长将受到抑制。 特朗普的政策对其他经济体将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 对于部分固定汇率或是美元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 之所以说特朗普政策的影响比较大，是因为他的政策会导致美国利率走高，推动美元走强，这将对大资本有利，但对美国出口不利，对中小企业的利好有限。 财政刺激虽然短期可以提振经济，但可能让经济有过热风险，使得美联储政策进一步收紧，最终导致经济衰退。 全球很多优秀的企业或许会冲着美国的低税率而搬迁美国落户。 特朗普税改目标显然非常明确，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并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简化了复杂的税法以后可以降低美国家庭的税务压力，公司税率将从全球最高之一调至全球最低之一，此举将吸引更多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 特朗普将税收降到全球最低并取消遗产税，对全球其他国家影响不亚于美联储升息跟缩表。 三、积极应对美国减税及其“美国优先”战略尽管美国实施大规模减税计划会使国际税收秩序产生波动，特别是对现已形成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等反国际税收恶性竞争的共识和成果造成冲击，但美国的政策制定首先考虑对象是本国经济发展。 因此，面对美国减税政策及其一系列“美国优先”政策推进对我国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减税降费改革将产生的影响，我们需要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积极预判充分应对。 中国的大规模税制改革，早已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面。 自2012年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工作逐步铺开，到2016年5月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再加上各级政府“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对小微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极大地减轻了市场主体的税费负担，推动中国企业蓬勃发展。 可以预期，中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心并辅之以改善民生为主线索的一系列增加支出的操作，将有利于收支两翼彼此协调、互相策应，走出一条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相契合、同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布局相协调的路子。 一是营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对冲在华外国企业资本和利润外流的风险和压力。 中国首先要冷静观察，根据自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开放的节奏，以及现实条件采取措施。 尤其要注意兼顾统筹，通过限制资本外流的方式来企图阻止资金的流动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更要从自身入手，积极打造良好的政商关系和企业经营环境，积极吸引外资。 美国的税改可能会加速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更应该强调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并扩大服务贸易。 建立开放合作的新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对各类企业要平等对待，营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二是对我国对美投资项目风险进行全面系统的可行性评估。 针对美国财政赤字增加、债务上限继续扩大等情况，研究将持有的美国国债等资产以“债转股”等方式参与到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可能性，积极维护自身利益。 美国减税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带来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投资价值面临较大的风险。 能否确保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增值性，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利益。 以美国的此次税改为契机，中国有必要重新审视和适时调整对美投资的思路，将财务性的金融投资和战略性的股权投资相结合并适度向后者倾斜。 中国可以在承诺不会大规模减持美国国债，只进行形式转换的前提下，将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做抵押，以参股的方式投资美国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从长期来看，“债转股”的方案可以通过运营回报或股权分红的方式逐步取得收益。 当然，这一设想还需要在具体操作层面加以探讨和研究。 中美双方可先进行初步的研究，从法律层面、经济层面和技术层面等进行可行性分析，最后拿出具体的方案，探讨“债转股”对美国基建投资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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