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股票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为企业提供融资渠道，促进资本形成，提升市场流动性和透明度。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全球竞争格局，世界各国的股票市场都在进行着改革和创新，以提高其效率、竞争力和吸引力。
股票改革的关键举措：
股票改革涉及一系列举措，旨在改善市场结构、增强透明度和保护投资者利益，包括：
- 上市标准调整：放松上市要求，允许更多企业进入股票市场，扩大融资渠道，增强市场活力。
- 交易机制优化：引入新的交易机制，如竞价撮合、连续竞价，提高市场流动性和交易效率。
- 信息披露强化：要求上市公司及时、全面地披露财务和运营信息，提高市场透明度，提升投资者信心。
- 投资者保护强化：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建立纠纷解决机制，维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市场公平公正。
- 监管框架优化：加强对股票市场的监管力度，提高市场规范性，保障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稳定。
股票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股票改革通过以下途径促进经济发展：
- 促进资本形成：股票市场为企业提供了融资渠道，使企业能够获得必要的资金，扩大生产经营，促进经济增长。
- 提高市场流动性：活跃的股票市场能够提高资金流动性，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增强经济活性和韧性。
- 吸引外资流入：健全的股票市场吸引外资流入，为经济发展注入新鲜活力，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 增强市场信心：透明、规范的股票市场增强投资者信心，吸引更多资金参与投资，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股票改革对全球竞争力的影响：
股票改革通过以下途径提升全球竞争力：
- 吸引国际资本：健全的股票市场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为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提升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 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股票市场为企业提供了融资渠道，使企业能够进行研发和创新，增强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 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股票市场融资有利于企业走向海外市场，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结语：
股票改革作为一项关键举措，通过促进资本形成、提高市场流动性、吸引外资流入、增强市场信心，对经济发展和全球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股票改革也将塑造未来投资格局，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投资渠道，提升信息透明度和风险管理水平，导向产业结构优化，推动创新驱动投资增长。因此，国家应积极推进股票改革，不断提升股票市场效率、规范性和吸引力，为经济发展和全球竞争力的提升提供坚强支撑。
中国的工科人才正面临供需错配的困局，原因主要在于：
近日，有报道称中国的工科人才正面临供需错配的困局，尽管2023年工科专业应届毕业生的获聘比例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科，却难掩其“苦学四年企业却没法用”的尴尬现实，引发公众热议和思考：工科教育究竟如何才能培养有效技能？本文从职业教育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作为工科教育的重要一环，职业教育被赋予为国家工业能力积累提供技能支撑的期待。 然而本文指出，中国职业教育的有效技能供给能力饱受质疑：大量企业抱怨职校学生无法适应技能岗位的要求，往往需要二次培训；职业教育的规模扩张也并未缓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技工荒”问题。 文章指出，原因主要在于职业教育的文凭供给与技能供给之间存在张力。 虽然职校毕业生就业率较高，但职校文凭对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获得效力有限，这种文凭主义意识形态可能会导致职业教育在技能形成上的失效。 此外，产业的新技能需求反馈到职业学校技能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着“时滞”，导致职业教育的技能供给常常滞后于实际技能需求。 作者认为，职业教育体系本身嵌入在社会系统之中，劳动者技能是否有效的标识，除了掌握规范性的理论知识以及获得文凭证书外，更重要的是能够解决生产过程中实际出现的问题。 为此，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亟需重建“大职业教育主义”观，警惕”文凭通货膨胀“问题，以多元参与主体同步推进教育制度改革与劳资关系制度、社会保护制度乃至宏观产业政策改革等，推动中国早日建成真正的技能型社会。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6期，原题为《如何培养有效技能——对当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再思考》。 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参考。 职业教育是满足现代社会规模化技能需求的核心渠道。 在新中国工业化的历程中，工业属性的职业学校和厂办技校为国家工业能力的积累提供了重要技能支撑。 当下，国家部署建设技能型社会，将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定位为其中的基本制度载体。 但目前中国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依然面临诸多挑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职校毕业生就业率较高，但职校文凭对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获得和阶层流动效力有限，职业教育因此被社会大众视为“二等教育”，并由此催生了普职分流等广泛的社会焦虑；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有效技能供给能力也备受质疑，部分职校技能供给的低质和错配现象并存这一事实，意味着其技能教育过程有待完善。 正如《“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中所坦言的，目前我国“职业技能培训的规模质量与建设技能型社会需求仍有差距”。 事实上，如果从全球背景出发加以审视，我们会发现当下中国职业教育体系面临的现实挑战并非新鲜事，相关理论也对此议题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 本文尝试以跨学科的视野整合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从围绕职业教育截然相反的两种理论判断出发，分析中国职业教育技能供给和文凭供给之困，并回归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实践，借鉴前辈学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以探寻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 欢迎点击订阅《文化纵横》最新一期 ▍两种相反的理论判断众所周知，职业教育的兴起本质上源于现实社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细化，职业教育的旨趣和向往是通过专门教育以训练职业群体、养成职业伦理来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 恰如中华职教社创办人黄炎培先生所言：“倡职业教育，为欲解决社会生计问题故。 ”职业教育之于生计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谋生处事”的社会个体层面，更体现在服务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层面，即所谓“厚生——个体谋生、正德——服务社会、利用——增进国家生产力”。 职业教育到底如何解决社会生计之困呢？核心路径是职业训练。 职业教育理论认为，职业训练包括职业陶冶和知能训育两个方面的内容，前者主要是职业理念和职业伦理的培养，后者则聚焦于职业技能的形成。 对于职业教育而言，职业陶冶固然重要，但知能训育更为根本。 无论是社会期待还是政策定位，一般均将技能形成作为职业教育的底色，职业学校也多围绕技术技能培养这一主轴来组织相关教育行动。 那么从实然层面来看，职业教育真的能够促进技能形成吗？换言之，从实业需求的角度来看，以学校为主体场域的职业教育所提供的技能训练是有效的吗？围绕这样的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理论判断。 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认为，职业教育体系在技能形成上是无用的，而是和其他教育体系一样，属于职业垄断的一种工具。 首先，职业学校提供的多是专业领域标准化知识学习，这些规范知识大部分在工作后会忘得一干二净，提高工作绩效的关键技能则是在劳动过程中逐渐学得的。 其次，随着技术进步，大部分工作技能完全可以速成而不需要经过长时段的职业教育。 柯林斯使用1967年一项针对美国旧金山309家雇用机构的调查数据证明，84%机构的工作经过三个月短暂培训就可以胜任。 与此同时，那些经过长时段职业教育的学生就业后却存在着广泛的技能错配情况，即所从事的工作与其所学专业无关的现象比较普遍。 在1950~1960年之间，美国教育过剩现象一直在增长，在医学、法学、商学等领域尤其显著。 最后，在生产组织方面简化生产流程以减低其技能依赖程度，几乎是所有工业生产创新的共同趋势。 柯林斯使用组织理论将生产区分为四种组织类型，即单位生产、大规模生产、分布生产、集中生产。 四种类型的组织规模不同，官僚化程度也不同，其对教育所供给的技能需求也会不同，不过正式学校教育总是滞后于不同生产组织的技能需求，且在所有四类生产组织中，教育程度最高的组织最缺乏活力，也最缺乏技术创新的冲动。 因此，在柯林斯看来，社会专业化分工背景下，职业教育本质上属于一种职业垄断的工具而非技能形成的载体，通过提供文凭和证书来垄断回报高的职业机会。 职业教育不是技能形成的载体，而是社会分层的关键，这种分层功能在培养工程师的工程学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工业社会，技能劳动者是提供技能服务、促进工业生产的重要专业力量。 就此而言，工程师、技术员、技工三个群体虽有技能差异，但并无等级之分。 但在现实中，美国通过正规的工程教育建构了一个垂直分化的工程职业结构：一方面依据学校中工程学院的量化成绩（非实践技能）将三个群体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工程师群体通过正式学校系统自我建构了工程师文化社群，并利用掌握的专业化权力维护其在工业技能劳动者中的精英地位，强化工业技能岗位上的职业垄断。 柯林斯认为，教育领域普遍存在的技术管治意识形态和专业主义崇拜投射到职业教育领域会异化职业教育的经济社会功能，文凭主义导致文凭认证系统膨胀扩张，产生文凭贬值的通货膨胀现象，使技能形成沦为文凭证书获取的副产品。 与柯林斯职业教育无用论的判断完全相反，以皮特·豪、索斯凯斯、波斯梅尔、瑟伦等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将职业教育体系视为国家技能形成体系的核心制度构件。 通过对社会个体提供职业技能教育积累其人力资本，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体系能够为不同产业的转型创新提供技能支撑，是塑造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制度力量。 通常而言，比较优势是指基于资源禀赋差异而形成的相对优势。 对一个国家而言，选择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在全球化生产（或贸易）链条中找到适宜自身资源禀赋条件的比较利益。 这一模式为一个国家尤其是后进国家融入全球化生产分工体系中提供了渠道，却极易产生一种锁定效应，阻碍后进国家的产业升级和内生性动力形成，将其锁定在产业价值链条的中低端环节。 与之相应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趋同论，即认为所有国家的产业升级在路径上是趋同的——从价值链低端的生产环节走向高端的研发和品牌环节，遂导致一种错误认知，认为生产环节是低端的且需要在产业升级中被摈弃，研发和品牌才是高端的也是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追求的唯一方向。 在这种认知下，科技研发更有优势的高等教育体系吸引了更多的关注，而主要为生产环节供给技能的职业教育体系往往被定位为一种生计教育，其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鲜见被讨论。 那么职业教育体系究竟是如何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重要的比较优势制度的呢？首先，国家竞争力强弱通常不是体现在基本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上，而更多是取决于产业效率和技术创新。 一般认为，从比较优势模式走向竞争优势模式是一个国家强化其竞争力的必由之路，而技术进步及其所催生的产业创新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其次，作为国家内生动力的核心，技术进步虽与资本存量、资源投入相关，但更多是由制度环境所决定的。 既往不少理论聚焦于产权性质安排、市场外部性管制以及确定性预期保障等，证明制度环境对技术进步及生产效率提高有重要作用，但受发展模式趋同论影响，鲜见讨论技能形成体系（也包括职业教育体系）在其中的角色。 事实上，在高度精细化分工的生产网络中，不同环节的技术进步都可能会带来超额的创新利润，形成多样性的竞争优势。 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同教育体系的作用并没有高下等级之分，而只有类型差异。 再次，职业教育体系与其他制度体系构成多样性的国家技能形成体系。 技能形成体系是综合多种制度安排的“制度包”，通常包括财政制度、职业教育和认证制度、劳动过程制度三大块。 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包”对技能形成的主要议题进行了规定和安排，主要涉及培训风险承担、技能标准化和认证程度、职业教育学位系统的分层和差异化、培训主体角色安排，以及与其他社会经济制度关联等。 依据国家卷入和企业卷入的差异，国家技能形成体系可分为国家主义（以法国为代表）、自由主义（以美国为代表）、集体主义（以德国为代表）、分隔主义（以日本为代表）四种理想类型。 最后，不同技能形成体系塑造的国家创新模式是有差异的，进而形成各自的比较制度优势。 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惊讶地发现，美国专业化技术领域优势与德国正好完全相反：美国企业主要在医学工程、生物技术、通信领域、半导体等急进型创新领域有大的突破，德国企业则主要在机械制造、机床等累积型创新领域有大的作为。 急进型创新模式更具有效率，倾向于通过弹性强、灵活程度高的劳动力市场机制购买通用性技能，匹配的技能形成体系以自由主义模式为主；累积型创新模式见效相对较慢，需要对生产过程的技术进行持续长期的改良，行业和企业专用性技能支撑储备非常重要，匹配的技能形成体系以集体主义或分隔主义模式为主。 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在创新模式和优势产业类型上的差异，有力地解释了这种多样性与技能形成体系的不同密切相关。 毫无疑问，这个发现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和评估职业教育体系在产业创新以及国家竞争力形成中的作用具有重要启示。 欢迎参与文化纵横特惠联订 图片▍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有效技能供给与文凭供给柯林斯的职业教育无用论与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中的技能形成理论虽然在理论判断上截然相反，但它们所关注的问题却有相通之处，即职业教育与有效技能供给的关系，二者都认为，从产业技能需求的角度来说，仅仅依赖正式职业学校难以有效回应企业组织的技能尤其是特殊技能需求。 换言之，只有当职业教育体系培训出来的毕业生，依据其技能质量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青睐，满足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的技能需求，职业教育才能摆脱“无用论”的质疑。 在以往人力资本的研究文献中，技能作为衡量劳动力质量的一个指标，一般不会被区分为有效技能和无效技能。 但在经典社会学理论那里，技能是否有效则是劳动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议题：技能除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资本，还是塑造劳资关系的重要因素。 劳动过程理论认为，“技能化—去技能化”是牵引整个工业社会自动化技术演化历史的一条主线。 工人阶级只有掌握了有效技能，才能构建起“技能壁垒”以维护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而资产阶级则竭力通过技术升级推进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程度。 另外，劳动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中关于技能错配的诸多研究也证明，技能存在着有效和无效的区别。 结合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关于技能“有效或无效”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对于职业教育的技能供给来说，学生毕业后工作场所的劳动关系结构会直接影响技能供给的质量。 判定技能是否有效往往不是由技能供给者（比如职业学校）单方说了算，而更多是由技能受训者以及技能使用者来评判。 所以，在职业教育对学生的技能训练过程中，行业组织、企业组织乃至公共部门的参与就尤为重要。 事实上，除了劳动过程理论和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外，诸多理论研究证明，从产业和企业的角度来对技能是否有效进行判断是合理的。 比如技术学习理论认为，无论是企业组织还是一个国家，仅仅掌握规范技术知识是不够的，因为规范知识只是原则上说明了生成技术能力的条件。 与技术能力密切相关的知识大部分属于非标准的缄默知识，是潜藏在企业生产常规活动之中的，只有经过生产实践过程消化了技术知识，并积累了相关的技能和经验，才能生成和发展出具有自主性的技术能力。 在技能形成理论看来，劳动者个体的技能形成与国家和企业的技术能力形成在原理上有相通之处。 在劳动者的技能形成过程中，技能知识学习与技能经验累积是一个前后连接的紧密序列，只有在知识学习的职业学校和经验累积的实训车间之间形成有机互动，才能促进劳动者技能的有效形成。 因此，对于劳动者而言，其技能是否有效的标识，除了掌握规范性理论知识（以及获得文凭证书）外，更重要的在于能够解决生产过程中实际出现的问题。 对此，路风的《光变》一书中有着生动的例证：京东方引入韩国HYDIS生产线后出现了很多问题，一些以前在韩国积累下的最佳参数知识在中国应用过程中却失效了，京东方工程师和操作工人团队用了一两年的爬坡时间，才慢慢掌握了工艺余量和设计规则中的实践技能知识，并逐渐解决了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厘清有效技能形成事实有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方面，职业教育只是技能形成的一个环节，产业升级和技术变迁所带来的新技能需求反馈到职业学校的技能教育中存在着“时滞”，这导致职业教育的技能供给无法完全匹配实际技能需求的情况恐怕会是一个常态。 但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自身的类型又决定了其必须以有效技能供给作为核心使命。 职业教育是不同于普通教育的另一种类型教育，职业教育以“实业”为目标，担负着职业技能知识的传承，是国家就业保障的关键一环。 换言之，如果柯林斯笔下文凭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导职业教育发展理念的话，可能最终真的会导致职业教育在技能形成上的失效。 但在现代社会，发展职业教育体系又是社会分工的必然要求：职业学校作为一个正式组织专注于专业课程的开设与教授，能够更好地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播，提高社会专业化的水平；而且职业教育在技能供给上具有规模优势，能够更好地满足工业化大生产的技能需求。 所以，尽管在技能匹配上，职业教育技能供给会滞后于产业和企业的技能需求，但职业教育不可或缺，而提高技能培训的质量、强化有效技能供给，无疑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当前，从技能形成的角度来看，中国职业教育的技能供给面临着诸多质疑：一方面，大量企业抱怨职业学生无法适应技能岗位的要求，往往需要经过二次培训方能上岗。 另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已经是全球职业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 依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18年，中国共有各类职业学校1.17万所，年招生数量达928.24万人，在校学生2685.54万人，近20年毕业生数量超过1.3亿。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劳动力市场长久存在的“技工荒”现象并没有随着职业教育的“规模繁荣”而得到有效缓解。 2017年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了未来十大重点领域的人才需求，至2025年人才缺口超过400万的有四个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新材料，缺口分别达到950万、909万、450万和400万。 此外，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岗位数与求职人数的比）一直保持在1.5以上，其中，高级技工、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的水平。 这客观上说明，职业教育的有效技能供给与产业、企业技能需求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距离。 针对这种现象，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的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对于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不但无效，甚至是消极的。 从社会地位获致角度来看，众所周知，人力资本是社会个体社会地位获得、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依凭。 但在现实中，即便是依据柯林斯所言（职业）教育只是提供文凭通货，中国职业教育也属于一种“二等教育”。 相较于高等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体系提供的文凭证书在社会认可乃至社会流动分层上的功能价值较低。 从1994年开始，职业教育的投资回报不断下降，近些年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回报几乎没有差异。 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职业资格证书虽然能增加劳动者收入，但存在着明显的体制内外分隔的现象。 在体制内单位，职业资格证书对工资待遇提高的作用达到13.8%，但在体制外其作用不显著，甚至是负相关。 需要注意的是，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体制外就业的比重高达96.4%。 据此可以说，职业资格证书在劳动力技能价格上存在着信号失灵的情况。 就流动性更强的产业工人群体而言，技能型产业工人在入党、落户、收入、基本公共服务获取等方面，与白领工人存在较大差距，作为中国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通过职业教育获取技能资格证书的动机并不强烈。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否认正式职业教育所提供的文凭证书在社会分层流动上的功能。 正如帕金所言，技术证书制度与财产制度同等重要，是资本主义社会分层的两大基本制度，它决定着个人获得的职位以及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 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技能供给与文凭供给之间的张力也一直存在，这种张力既形塑着职业教育学校的行动选择，也对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诸多政策行动产生影响。 近些年来，中国职业教育界为了调和技能供给与文凭供给之间的张力做出了大量的探索：一是不断革新技能人才培育方式，比如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方面的改革，通过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机制，以提高职业教育体系的有效技能供给能力；二是强化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建设，比如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多层次贯通发展，强化职业教育在学科体系上的类型定位，提升职业教育文凭证书的效力，以增强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 提升文凭证书的含金量无疑是中国职业教育巩固类型定位的重要举措。 但职业教育文凭证书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技能供给的质量，作为技能质量信号的公信力不是职业学校或者发证部门单方决定的，而是源于多元参与主体的可信共识。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警惕和避免出现文凭通货膨胀现象。 文凭通货膨胀的结果是文凭贬值，会催生一个怪圈循环，即攻读学位的社会个体在面对学位贬值风险的时候，理性的选择是获取更多的教育，以谋求更高的文凭。 所以，厘清提升职业教育文凭层次与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背后的逻辑机制，避免职业教育学科建设过程中出现文凭锦标赛等，成为中国职业教育体系未来建设过程中需要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 ▍“大职业教育主义“与中国职业教育的未来现实中，形塑制度变迁演化轨迹的除了理性的效率逻辑外，合法性机制和权力机制也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一项具体制度的变迁通常是在现实问题解决过程中而逐步深入推进的。 这个制度变迁的原理同样适用于中国职业教育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职业教育界的努力和探索，是对当下中国职业教育核心议题做出的思考和回应，属于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经验。 不过，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中的技能形成理论和柯林斯的文凭主义理论告诉我们，职业教育体系嵌入在社会系统之中，职业教育的发展除了教育体系自身的制度革新外，相关匹配制度的建设也同样重要。 比如，一般认为，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实现有效技能供给的重要方式，德国双元式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其中的成功范例。 不过，如果梳理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历史会发现，其在技能供给方面也经历了一个由“无效”到“有效”的转变，直到20世纪初，才基本确立了当下德国双元式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础架构。 而双元式职业教育体系之所以能够在德国立足，并成为其重要比较制度优势，与德国悠久的国家主义传统密切相关，德国广泛施行的劳动共同体机制与去商品化的社会保护机制为其奠定了制度环境。 这提醒我们，在思考中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时，也需要将其置于相对宏观的国家经济社会治理架构中来考量，依据中国本土的历史传统和当下现实推进匹配制度的革新与建设，方能“切实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近些年，笔者一直倡导建立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以推进系统性制度改革。 当前，中国已经踏上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高质量发展征程，对于中国而言，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生计教育、就业教育，更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竞争力养成的制度基础。 只有对中国职业教育如此战略定位，才能更好地推进职业教育体系现代化建设，也才能更有效地回应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能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亟须重建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观。 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现代化建设除了涉及教育制度改革外，还与劳资关系制度、社会保护制度乃至宏观产业政策的改革密切相关。 因此，多部门合作搭建政策体系以及更高层级的顶层制度安排尤为重要。 正如黄炎培先生所指出的，“职业教育，直接求百业的进步，间接关系民生国计大问题”。 但“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发展职业教育需要“内外兼修”，除了解决职业教育内部的问题，还是需要“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因为“社会是整个的”。 黄炎培先生还特别注重研究职业教育与现代社会专业化分工之间的关系，他一直强调“职业教育须向职业社会里去设施”，从而“以求与社会一致融洽”。 20世纪上半叶，黄炎培之所以在中国大力倡导职业教育，除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外，更直接的动力源自他切实的田野观察。 他认为中国工业之落后，重要原因在于“虽有善良之职工，无所施其技”。 江恒源先生也持类似观点，认为“理实分隔”是传统教育无力解决社会生计之困的根源，“我以为今日社会所以致病的总原因，则由于教育不知注重行动。 不注重行动，于是工作者不能用脑、用脑者不能做工”，所以“中国社会问题之解决，在于养成各人制造能力”。 所以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两位先生发出“劳工神圣”的呼吁，号召全社会重视职业教育。 202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技能型社会，弘扬工匠精神，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可见，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支撑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基本指向。 《意见》提出“到2035年，职业教育水平整体步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尽管“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享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建设任重道远，但我国职业教育的建设理念和制度设计已蕴含着浓厚的“大职业教育主义”色彩，未
工业4.0引发科技革命 我国迎来哪些挑战
工业4.0引发科技革命 我国迎来哪些挑战价值链是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谁占据了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谁就掌控了整个价值链的财富流向。 未来全球竞争是价值链竞争，构建中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战略应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 在全球愈演愈烈的创新竞争中，中国面临着创新强度普遍偏低，“追赶窗口”正在收敛，创新“后发优势”不突出，以及创新人才严重流失等多重风险与挑战。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数据主权将成为各国对数据及相关技术、基础设施等进行治理和管辖的基础。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经济新挑战价值链是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谁占据了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谁就掌控了整个价值链的财富流向。 未来全球竞争是价值链竞争，构建中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战略应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 全球价值链主导全球贸易格局的深层次改变。 近十多年来，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 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 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全球价值链分工”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最终产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阶段的生产；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个国家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 据统计，世界货物出口量平均增长速度，1913年-1938年仅为0.7%，1948年-1990年为6%以上，1990年-1997年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GDP比重，20世纪50年代初仅为5%，70年代初为10%，90年代初达到15%，1995年升至20%。 1980年-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平均增长7%，2013年已经达到18.78万亿美元，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但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也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新的挑战:第一，全球价值链加强了全球经济的协同，放大和加快了冲击的国际传导，放大了全球贸易增长或下降的波动风险。 原因是链条上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位于不同国家，造成中间贸易品跨境贸易频繁，从而贸易量受冲击的程度被放大；同时全球供应链条高度复杂，各环节联系精密，其中某一环节发生问题，通过结构效应和供应链效应将很快传递到整个贸易生产链条。 结构效应针对全球价值链上对外部收入变动更为敏感的特定产业和地区，如耐用品部门和东亚地区。 当危机来临时，消费者通常先大幅削减耐用品消费，对必需品的消费下降较少。 2008年耐用品占全球贸易比重接近40%，耐用品贸易的大幅下降是金融危机期间全球贸易量萎缩幅度超过GDP萎缩幅度的重要原因。 东亚地区由于更深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变得更易受美国和欧盟经济周期的冲击。 供应链效应指全球价值链的内部特征会加快或放大商业周期的冲击程度。 如链条上中间品跨境贸易对系统性贸易冲击的敏感度显著上升；供应链上任意节点因商业周期冲击而进行的存货调整，会沿着供应链快速传导，存货在相应企业生产中的地位很可能放大商业周期的冲击程度。 第二，全球价值链放大了中间品进口比例高的企业受关税影响的风险。 这是因为全球生产链的延伸拉长使中间进口品多次穿越国境，每次小额关税的积累终将拉高出口企业实际承担的关税负担。 OECD关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政策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制造业总出口关税只有4%，但换算成出口国内增加值所负担的关税时（即中国出口商实际负担的有效关税），升高到了17%，高于美国、欧盟、日本、越南等国。 第三，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跟随企业可能面临“低端锁定”风险，并引发社会、环境、劳工条件、职业安全与健康、就业保障等诸多问题。 面对全球化分工体系的不合理性，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层次，需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纵向分工体系中的不利地位。 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所呈现的市场日趋碎片化，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纵向分工体系。 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端的采购商和品牌商，凭借其对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技术标准和品牌等掌控，通过全球排布供应链，将价值链下端中间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他国，不仅缓解了本国的资源环境压力，并从中获取了高额垄断利润，而且通过合同关系牢牢控制着全球供应商。 总而言之，全球价值链对国际贸易带来的风险源包括：经济风险（如需求冲击、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全球能源短缺、关税波动、劳动短缺、边境延误、所有权或投资限制、汇率波动）；环境风险（如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疾病传染）；地缘政治风险（如冲突与政治紧张、进出口限制、恐怖主义、腐败、非法贸易与有组织犯罪、海盗）；技术风险（如信息通讯阻断、交通基础设施故障）等。 新一轮技术革命对中国经济的挑战1．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国推出制造强国战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为了寻找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出路，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美国、欧盟、德国、英国等纷纷推出制造业国家战略。 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将焦点锁定在以新一代互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制备为代表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展开了新一轮的增长竞赛，试图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 此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都推出了各项政策措施，鼓励和扶持本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如美国政府就出台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及《出口倍增计划》等诸多法案，提出优先支持高技术清洁能源产业，大力发展生物产业、新一代互联网产业，振兴汽车工业；德国政府正积极推进以“智能工厂”为核心的工业4.0战略，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日本于2009年4月推出新增长战略，提出要重点发展环保型汽车、电力汽车和太阳能发电等产业；韩国则在《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中提出：重点发展能源与环境、新兴信息技术、生物产业等六大产业，以及太阳能电池、海洋生物燃料、绿色汽车等22个重点方向。 早在2010年，欧盟提出“欧洲2020战略”，其三大发展重点中的“智能增长”就涵盖了“再工业化”的主要内容，而于2012年10月发布的《指向增长与经济复苏的更强大的欧洲工业》，就更明确地设定了“再工业化”战略的目标，即到2020年将工业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当时的15.6%提高到20%。 在成员国层面，包括法国、英国以及西班牙在内的许多国家纷纷制定了相应的“再工业化”战略，如英国2011年发表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之路》报告中提出了6大优先发展行业，法国于2012年新成立了生产振兴部来重振法国工业，西班牙于2011年以“再工业化援助计划”的方式，由政府出资约4.6亿欧元资助国内的再工业化项目等。 从传统制造业大国日本来看，2009年12月至2012年10月的3年间，日本政府提出了五轮经济振兴对策，强化日本工业的竞争力是这些振兴对策的重要内容。 安倍政府上台后，在大肆扩张货币与财政的同时，也关注制造业的复兴。 2013年6月提出的“日本再兴战略”中，将产业再兴战略作为今后三大重点战略之一，并提出了紧急结构改革、雇佣制度改革、推进科技创新、实现世界最高水平的IT社会、强化地区竞争力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六项具体措施。 2．工业4.0引发新一轮全球制造业革命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既是一场数字化革命，更是价值链革命。 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将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一个后大规模post-mass生产的世界正在来临，这场革命不仅将影响到如何制造产品，还将影响到在哪里制造产品，将重新塑造全球产业竞争格局。 目前，智能化工业装备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升级转型的基础，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将制造业升级作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首要任务。 美国的“再工业化”风潮、德国的“工业4.0”和“互联工厂”战略以及日韩等国制造业转型都不是简单的传统制造业回归，而是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生产模式的创新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德国“工业4.0”战略更被视作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代表。 3．标准之争成为全球制造竞争的新方向全球制造业竞争的方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技术专利和标准控制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竞争工具。 发达国家越来越深刻意识到，标准尤其是关于安全、健康和环保等方面的标准，代表着掌控科技、掌控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来自德国和美国的8家汽车厂商（奥迪、宝马、克莱斯勒、戴姆勒、福特、通用、保时捷和大众）宣布未来将采用统一的充电接口标准，新标准将在欧洲和美国范围内使用。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也已规定，从2017年开始，所有在欧洲销售的新电动汽车都将采用这个新接口标准。 不论是德美八大汽车企业联盟制定充电标准的目的都不仅仅是将眼睛盯在自己本土市场范围之内，更主要的希望以联合的力量，将标准推向全球市场，从而在全球电动汽车产业中占据领先优势，获得未来电动汽车市场的主导地位和控制力。 4．新一轮全球创新竞争中面临多重风险与挑战在全球愈演愈烈的创新竞争中，中国面临着创新强度普遍偏低，“追赶窗口”正在收敛，创新“后发优势”不突出，以及创新人才严重流失等多重风险与挑战。 第一，中国国家创新竞争力与经济实力不匹配。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评价结果显示，美国凭借雄厚的创新资源和优异的创新绩效，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 日本和韩国依靠突出的企业创新表现和知识创造能力，分别位居第2位和第4位，继续领跑其他亚洲国家，中国国家创新指数虽然比上年提高1位，但排名仍居全球第19位。 此外，根据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发布的《2014全球创新指数报告》，高收入经济体占据了今年排行榜的前25位，其中瑞士、英国、瑞典、芬兰、荷兰等欧洲经济体依次位居“最具创新力经济体”的前5位，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尽管中国、巴西是创新领域的领头羊，但中国仍居第29位，与中国经济实力排名严重不匹配。 第二，总体而言，中国国家创新强度普遍偏低。 美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为3.35%。 2013年中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为0.88%，差距较大。 数据显示，中国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基地，2013年的制造业研发强度只有0.88%，而日本2009年已经达到4%，2008年美国已经达到3.3%，而德国为2.4%，中国制造业研发强度远低于发达国家在2008-2009年的研发强度。 第三，中国技术创新的“追赶窗口”正趋收敛。 全球各国展开战略创新竞赛。 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围绕新一代互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展开了新一轮增长竞赛，纷纷推出各自的创新增长战略。 全球制造业升级而不是回归。 不论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全球制造业正在向高端、高科技的更高层级迈进。 特别是随着全球智能网络将继续快速发展，超级计算、虚拟现实、网络制造、网络增值服务等产业快速兴起，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传统产业那样的技术差距和技术鸿沟。 第四，作为后发国家的创新“后发优势”并不突出。 后发优势是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重要影响变量。 从成功实现技术追赶的国家经验来看，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经费比例均达到1:3左右，而中国在2009年为1:0.43，2011年为1:0.45，2012年反而为下降为1：0.397。 关键行业的技术消化吸收力度均严重不足，通用设备制造业这一比例为1:0.39，专用设备制造业为1:0.33，计算机产业仅为1:0.05，仪器仪表产业为1:0.26。 这是以往注重投资于物化技术、忽视技术能力的必然结果。 第五，创新核心资源——人才严重流失。 世界各国几乎都制定面向未来的创新性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人才特别是高端技术人才争夺十分激烈，很多国家把目光放在下一代尖端人才培养争夺上。 而中国创新人才流失现象十分严重。 相关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 大数据对中国非传统安全的新挑战随着云计算、云存储、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人们通过社交网络、电子商务平台及移动智能终端、传感器等途径搜集、处理的各种数据呈爆炸性增长，数据跨境流动和储存更加日常化和便捷化。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数据主权将成为各国对数据及相关技术、基础设施等进行治理和管辖的基础。 据专业机构预测，预计到2020年，全球数据使用量将达到约40ZB（1ZB=10亿TB）将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成为新的重要驱动力。 大数据时代，国与国竞争焦点正从对资本、土地、人口、资源/能源的争夺转向对大数据的争夺上，制信（数）权成为继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之后的新制权。 当前，借助大数据革命，美国等发达国家全球数据监控能力升级，从而造成我国数据安全和数据防御风险上升。 以美国为例，过去，美国一直借助互联网手段和信息技术对全球数据情报进行监控，先后推出《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网络空间国际行动》等重要战略规划，确保自身在网络空间和数据空间的主导地位。 大数据革命对于美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来说，是一把“利器”，可以大幅提升自身的全球数据采集能力、监控能力、分析能力，从而对我国大数据安全、大数据资产流失造成更大风险。 此外，在进出口商品和服务中的经济安全风险日益加大。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积极利用了国外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以及发达国家成熟的管理和服务。 例如美国企业IBM服务器、英特尔电脑设备、思科的通讯设备产品、微软的操作系统等等，这些外国产品都几乎垄断了中国的相关市场。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研究称，中国的信息安全在以思科为代表的美国“八大金刚”（思科、IBM、Google、高通、英特尔、苹果、Oracle、微软）面前形同虚设。 这些企业直接或者间接与美国安全部门有联系和合作，必要时，可以利用他们的产品与服务获取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包括敏感经济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甚至可以直接对中国的相关设备进行攻击。 我们认为，未来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数据和网络安全需关注几大重点。 第一、全球数据治理问题。 大数据时代，数据存储和应用方式出现新的变化，有的是跨地域甚至是跨国界的。 数据治理问题既十分突出，又特别重要。 对此，政策制定需要处理好两个“权益”。 一是要正视霸权（外资垄断优势），即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在网络控制权、关键技术和高端设备等方面，还受制于发达国家。 二是要明确数据主权，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无论是个人拥有还是国家拥有，都要纳入到主权范围里面来考虑。 有主权不一定能够管治。 比如：数据存到国外，云计算跨越国境，可能不在你的主权范围之内。 权力如何让渡？关键是要有治权，要区别对待不同的数据，对确需保护的数据，必须要有切实可靠的手段进行有效管理。 如果做不到对数据的有效管理，大数据就必然面临大失控的危险。 第二，数据责任分担问题。 这一问题涉及安全风险的分散。 信息安全风险存在于数据的全生命周期之中，从技术思路、产品开发、用户使用、服务管理，各个环节均要分担相应的安全责任。 大数据的安全问题涉及政府、相关企业、网络运营商、服务提供者，以及数据产生者、使用者等方方面面，必须对各自的安全责任有明晰的政策界定。 第三，新的基础设施问题。 大数据的发展离不开电信网络、IDC，甚至工控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其安全可靠同样依赖于这些基础设施，受供应链全球化、产业私有化的影响，网络与关键基础设施间的安全日趋复杂，一国的大数据可能存放在别国的网络中，一国的基础设施可能同时服务于多个国家，高度的全球相互依赖性，挑战原有的国家主权观念。 所以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监管体系十分重要，在我国，需要尽快确立对供应链的实质性国家安全审查和对基础网络的常态化安全监管。 第四，数据冲突管理问题。 这一问题关乎网络大数据的利益博弈。 大数据的资源价值越来越高，围绕大数据的争夺和冲突就越激越烈。 大数据的生成、处理和利用方式，将极大改变各种冲突的表现方式和破坏烈度。 内容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网络犯罪的处置、网络破坏活动特别是网络恐怖主义的打击以及网络战争的威胁应对。 第五，数据权力与利益分配问题。 从全球占比来看，中国作为数据大国的潜力极为突出。 2010年中国在整个数字宇宙中比例为10%，2013年占比为13%，2020年占比将达到18%。 届时，中国的数据规模将超过美国的数据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然而，现实而言，全世界共有13台根服务器，这13台根服务器中有10台(包括一台主根服务器)设置在美国。 全世界在互联网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性很大。 因此，从重构全球互联网治理新秩序的角度看，需要重新根据网民数量的多少等国际化指标，重新分配ICANN理事会成员的区域权重。 根据使用流量在全球不同地理区域内重新分配多中心的顶级根服务器，形成“多中心”而非“单一中心”的顶级根域名解析系统和一个真正的多中心互联的全球网络。
谁能列举一些关于铁路企业精神的口号，越多越好。
岳阳精神-先忧后乐，团结求索 或者某高科技企业：诚信为本,服务至上，技术一流摘要] 本文通过论述铁路运输企业进行企业文化创新的必要性，分析了当前铁路运输企业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阐述了企业文化与品牌的依存关系，从四个方面提出了企业文化创新的途径，指出企业文化创新对提升铁路运输品牌的意义。 [关键词] 铁路运输 企业文化 品牌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国际运输市场对铁路的冲击将是空前的，铁路的自身优势在日趋削弱，铁路要赢得市场，应对国内航空、公路运输业的竞争，应对国外资本进入国内运输市场的竞争，必须适应时代的潮流，进行管理创新，培育并建设自己特有的企业文化，以企业文化创新，提升铁路运输品牌，提高竞争力，抢占市场份额，才能不断拓展生存空间。 1．引言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绝大多数员工当前认同的价值观念以及在该价值观支配下形成的行为习惯、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具有普遍性、当前性、认同性和引导性。 作为铁路运输企业，是一个大企业，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要有自己企业的精神，在企业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使企业有共同的目标和理念；企业必须有凝聚力、团队精神，同时注重人本管理，人是企业的决定因素，企业文化离不开人的素质的提高。 企业文化创新的结果应是使铁路运输品牌得到提升。 铁路运输的产品是无形产品，是提供服务的实现，是被运输的货物和顾客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存在状态，即空间位置的移动，可以增加被运送货物的使用价值或满足被运送旅客的服务需要。 长期的垄断和全国“一盘棋”，对铁路、及对铁路的顾客（消费者）而言，品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不突出，顾客用“铁老大”一词来给铁路运输整体定位，可以说是顾客统称铁路运输的“品牌”，褒贬兼有，以贬为主，而真正的铁路优点和特征却未能完全为消费者所熟知。 铁路运输，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其品牌概念外延都非常广泛，有集团品牌，单趟列车品牌，站段品牌、车站品牌、服务窗口品牌等。 如何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创立名牌，通过企业文化创新是提升品牌的有效途径。 2．企业文化与品牌的关系 企业文化与企业品牌是两个相互包含的范畴。 菲利普·科特勒认为“品牌”有六个内涵：属性、利益、价值、文化、个性和消费者评价。 品牌又有三个层次：产品品牌、服务品牌、企业或公司的品牌。 “品牌”中包含了企业的价值取向、企业的精神风格，也是企业文化意蕴的最集中最充分的表达，具有文化导向性。 企业文化是品牌的基础，品牌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 品牌的完善度，以企业文化为基础。 品牌是企业文化的外在显现，将企业文化向公众传播。 3．对企业文化认识的不足 在改革不断深化，运输市场竞争越来琥剧烈，铁路运输企业也开始重视并实施企业文化建设。 但是，在构建企业文化时存在着相当不足，具体表现为： 3.1普遍认识到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但认识不深，带有较大的自发性。 对企业文化的重要功能概念性描述过多具体实施过少，注重形象设计策划（MI企业理念、BI企业行为理念、VI企业视觉识别系统），未能深入培育并整合企业文化。 短期行为过多，带有较大的自发性，未能为企业的发展战略提供长期的、健康的、持续的、稳定的、全局的文化支持和系统保证。 3.2普遍意识到必须创建企业文化，但往往不知道切入点在哪里，而将企业文化与工会各类活动划上等号。 在企业文化的构建过程，缺乏系统规则，未能按必要的程序进行策划。 企业文化建设只停留在表层，难以向深层次推进，陷于表面化、庸俗化。 企业文化未能为打造运输品牌服务。 3.3都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又对以往一些好的做法及精神彻底否定的不良倾向。 观念创新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最优秀的并不是最好的，适合自己特色的才是最优秀的。 企业文化是对企业历史的沉淀、整合，铁路运输品牌也有其积极的形象：“绿色通道”、“五定班列”、“夕发朝至”列车等，不能认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东西就必须抛弃。 4．铁路运输企业文化创新提升品牌的途径 企业文化包含的内容，参照阎世平先生“制度视野中的企业文化”一文，将企业文化分为四个层次：企业精神文化（对应于CI形象设计的MI策划），企业制度文化，企业行为文化和企业物质文化。 按四个层次的划分提出进行铁路企业创新的途径。 4.1导入“以顾客满意为关注焦点”的价值观，建立以安全和质量为中心的品牌文化体系。 企业文化的精神层面，是企业文化的最高层次，包括企业价值观、企业使命、企业精神、企业宗旨、企业作风和管理风格，企业形象策划（CI战略）也是精神层面的内容。 “以顾客满意为关注焦点”，继承了“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包含了安全、服务质量的要求，是贴近市场的理念诠释。 作为铁路运输企业，还应进一步将安全是“命”、效益是“血”，形象是“魂”作为价值观，“一切为了安全，一切服从市场、一切追求卓越”。 安全、正点、优质服务是铁路运输品牌的核心。 确定员工的价值取向，以安全、质量为中心，构建运输品牌服务。 4.2企业文化制度化，整合原有的“正式制度” 企业文化制度化，是企业文化的制度层面，是企业精神文化的具体化，企业的价值观、经营理念等精神文化必须要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正式制度与规范，才能被广大员工接受。 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载体。 铁路运输企业的规章制度就目前来说，是比较系统、完善的，关键在于将这些制度根据各个站段、总公司的精神进行整合，融入自己的价值观，对已有的规章制度进行分层归类，如在引入推广实施的ISO9000标准，即是一次整合原有制度的过程。 完善逐级负责制，岗位定置管理，执行标准一丝不苟。 表现在向外提供运输品牌服务方面，给顾客一个整体良好的品牌形象。 4.3实施“人本管理”，柔性管理和刚性管理相结合 企业文化的第三个层面是行为文化层面，是员工在生产经营、人际关系中产生的活动文化，是以人的行为为形态的企业文化形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员工的具体行为折射的“文化”，二是为规范员工行为而制定的“行为规范”。 企业行为中又包含企业家行为，企业模范人物的行为，企业普通员工的行为。 企业家行为在于对企业的规划，起导向的作用。 体现了企业价值观的模范人物构成企业模范群体，是企业价值观的领会体现，他们的示范作用对于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是有重要作用。 如我们的“刘日超”站长、“春湾站”、“湾边站”群体。 企业员工的群体行为（一线工人）反映了企业群体的精神风貌和企业文化的现实状况，重塑企业文化，从根本上讲就是重塑员工的行为，重塑的过程要转变领导者的观念，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推行民主管理，提高劳动者参与意识，落实好“厂务公开”制度，让全体员工全面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为员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利提供必要的条件，做好人力资源规划，制订合理科学的薪酬激励机制，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教育培训，提高员工的素质，激励员工的积极性，调动其积极性。 在上述进行“人本管理”中还应强化柔性管理的思想。 铁路的规章制度多，企业特点为高度集中、半军事化，各级工作是命令式的过多，缺少柔性管理。 柔性管理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强调的人为中心，把员工当成“社会人”。 柔性管理是相对于刚性管理而言，刚性管理强调定量化，过分依赖制度。 在推进铁路运输企业品牌服务过程，人的素质是第一位，品牌需要服务群体创建，人本管理将对品牌起到持久推进的作用。 4.4 建立比较优势，优化企业内部环境 企业文化物质层面是第四层含义，是企业的各种物质技术设施构成的器物文化，是有物质形态存在的表层企业文化，包括了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及内部环境。 对于铁路运输企业而言，企业文化的第四层含义即是产品和服务，以及内部环境的提供，进一步阐述就是技术设备、设施、员工队伍、办公环境及提供的客货运输（含行包）服务过程。 企业文化创新提升品牌，可以直接取得“比较优势”，对铁路运输企业而言，“比较优势”的取得其中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产品（服务）的“比较优势”。 铁路运输具有低价、安全、大容量，不受环境变化制约的比较优势，应当得到进一步深化、发挥，同时还应当在“体制有效性、管理的低成本、经营特色、技术先进性、人才素质及资金”等五个比较优势方面进一步改进，建立起铁路运输企业相对于航空、公路、水路运输的比较优势，从而建立起铁路运输企业的品牌的“比较优势”。 铁路运输企业的品牌的“比较优势”还体现在对各项资源优化配置，比如统一的货运、旅客管理机构、设施、统一的运价，建立一个整洁优美的工作环境，创造人才成长的良好条件，优化内部环境。 5．企业文化创新对提升铁路运输品牌的意义 5.1整合价值取向，引导企业员工打造品牌的意识 铁路运输企业通过整合价值取向，有了统一的价值观和准则，在运输市场竞争中，在提供产品服务中，就有了共同的标准和行为趋向，使全体员工接受市场服务的意识，培育创品牌的意识，将被动式的服务化为主动，注意维护自己的企业品牌形象，正确对待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 使全体员工意识到优质服务不仅包含了安全、正点、良好的服务内容外，也是建立品牌的必备条件，是赢得市场，走向市场的必由之路。 5.2推进企业进步，提升员工素质，创建铁路运输品牌体系 铁路运输品牌，虽然具有垄断性质，不需广告自然会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是品牌不单要突出优质、低价、快捷、方便、舒适、安全和绿色环保的概念，还要实现普遍性和个性化相结合的品牌设计，让公众接受铁路作为市场真诚服务的经营主体，接受其品牌体系。 企业文化推进运输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全体员工业务、技能、服务形象的素质提升，保障运输企业在设计品牌体系的顺利进行。 高度优化的运行图，不断改进的运输组织，满足顾客需求的客货运产品，开行城际快运优质列车，不断开发鲜活贵重物品运输、行包运输、旅游运输等品牌运输需要先进的车辆，提升调度指挥系统的技术水平，构建完善的铁路运输品牌体系。 5.3树立企业形象，创造良好效益 企业文化其精神影响是深远的、长久的，能较好地促进品牌的成长和维护。 企业文化建设和创新的最终目的是树立企业的形象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的本能。 提升品牌的价值最终给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作为回报。 回答者：乞丐也当老板 - 助理 三级 3-9 00:24--------------------------------------------------------------------------------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运输市场竞争压力下，尤其是面临入世挑战，提高中国铁路企业核心竞争力，塑造企业良好形象，迫切需要企业文化力的强有力支撑。 但总体来说，发展还不平衡，认知还有差距，倡导力度还不够，实践还不深入，创新还有较大空间，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形式主义的企业文化极为盛行，远不能适应铁路打造高品质强势企业文化的客观要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运输市场竞争压力下，尤其是面临入世挑战，提高中国铁路企业核心竞争力，塑造企业良好形象，迫切需要企业文化力的强有力支撑。 为此，许多单位不等不靠，大胆探索，积极实践，借鉴国内外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方式、管理思想、管理模式，广泛吸收路内外文明成果，营造铁路企业文化建设的氛围，为形成有铁路特色的企业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总体来说，发展还不平衡，认知还有差距，倡导力度还不够，实践还不深入，创新还有较大空间，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形式主义的企业文化极为盛行，远不能适应铁路打造高品质强势企业文化的客观要求，依笔者浅见，亟需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贵在认知。 企业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更是一种群体文化，绝非某些单位停留在墙上的标语口号，或吹拉弹唱文体活动，而是全方位塑造企业集体作风的过程，全面塑造企业性格特点的过程，全员提升自我的渐进积累过程，需要认认真真周密规划，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从长计议，从细微抓起，从每个员工做起，让每个员工真正认知文化的力量。 正如有人说的，企业文化是一种高精尖的“纳米技术”，只有当每个员工都认识到自己的企业文化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最受尊敬，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不该做什么，为什么不该做，这样，企业文化才有“市场”，才能真正深入人心，成为企业发展的一种力量，一种氛围，一种习惯。 中国惠普总裁陈翼良说：“如果某个文化能被很多人接受，这个文化能根深蒂固地延长很久，那么这个文化是比较有生命力的。 有些文化在短期之内可以使企业获得成功，但它不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也没有办法持之以恒地做下去，这个文化就会慢慢消失。 HP是有60年历史的公司，其文化传播延续了60年，说明这个文化已经很有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文化不仅是一种企业行为的方式，更是一种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认知系统。 这是一种境界，要做到这一步，一方面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信守企业价值观，成为企业文化的模范倡导者和实践者，正如《追求卓越》一书的作者所言，“构筑价值体系的领导要注意塑造一个美好的前景以便激发成千上万名员工的工作激情，这是领路人万分重要的事情。 另一方面，激发热情的惟一途径就是通过大量的日常事件来实现，领导者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实施者。 ”同时，加强企业文化培训，让员工知道企业文化为何物，为何实施企业文化塑造，让员工反思自己与企业文化目标的差距，从而形成主人翁精神，主动向先进文化靠拢，自觉为企业效力。 关键要使职工了解自己企业的发展战略，知道企业从哪里来到何处去，企业与国家、社会、顾客、投资者的关系，特别是自身与企业的关系，从而自觉按照企业道德规范、作业守则、服务承诺、权利义务去做，在实践中体现企业理念和价值观，并在共同的价值观引导下，形成团队精神，凝聚成一种力量。 这样，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企业也能同舟共济，共度难关，确保企业战略目标实现。 这是企业文化有无生命力、有无力量的最好检验。 最后，还要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时机，如会议、活动、报刊、电视、网络等各种载体，大力宣传企业价值观，宣传实践企业文化价值观的人和事，尤其是各级管理者要多讲反映企业价值观的故事，使员工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时时处于充满企业价值观的文化氛围之中。 尽管这种反映企业价值观的企业灵魂是一种无形的存在，看不见、摸不着，但当它真正为大多数人所认同，深植于全体员工的思想深处，并反映在员工岗位实践活动之中，融入企业规章制度之中，就会成为一种催人奋进的强大力量，促进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时时给人以向往、憧憬、激励和约束。 重在建设。 当前，在企业文化建设上的最大误区是做得少，说得多；务虚多，务实少。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企业文化同样如此。 只有真正规划了，行动了，投入了，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结合了，才能从感性认识上升至理性认识，也才能感悟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从而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因为企业文化不是搞给外人看的，而是企业的内在需求，解决企业自身问题的需求。 因此，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就是企业发现自身问题、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企业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文化并非全是锦上添花，而是痛苦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企业变革或再造，实现企业与人的同步提升。 在这里，人是企业文化的主体，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能动、最积极的因素，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所在。 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企业竞争力增强了，企业文化建设与人本管理才能落到实处，才能成为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因此，铁路企业文化建设首要的问题是，必须把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尤其是提高人的素质，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头戏抓紧抓好，一是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形成一支讲正气、懂理论、会管理、有文化的干部队伍；二是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形成一支有理想、当先锋的党员队伍；三是抓好职工队伍建设，培养一支敬业爱岗、乐于奉献、特别能战斗的职工队伍。 其次，加强企业文化环境建设，陶冶职工情操，给职工提供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的工作、生产、生活环境，以及有利于职工精神全面发展的各种文化环境，有利于营造良好人际关系的沟通环境等，进而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凝聚力。 再次，还要加强企业制度文化建设，也就是企业的“法规”建设，这是企业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最难长期坚持，并形成机制、形成习惯的工作，因此，必须注意科学性、实践性和群众性。 没有科学性，不体现生产经营规律，就容易走形式；没有实践性，不从实际出发，就难以实施下去；没有群众性，不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难以得到群众认同。 可见，企业制度要宽严并济，体现人文关怀，才能为职工所接受，为职工自我升华、自主管理，也就是文化管理打下基础。 还要加强铁路品牌文化建设，弘扬新时期火车头精神，把建设企业文化与实施品牌战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机结合，努力形成具有铁路特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理念和服务品牌，以诚信度高、美誉度好、知名度大的铁路品牌取得竞争优势。 最后，还要加强企业文化的机制建设。 因为企业文化最初是一个理念，只有通过建立种种制度，形成种种机制，才能正式变为每一个员工的行为。 思科公司为实现“客户满意是我们第一大的责任”的理念，每年都聘请一个顾问公司进行调查、打分，结果直接关系到员工的薪水，长期下来理念就慢慢形成了文化。 因此，企业文化必须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才能使企业精神得到真正弘扬和实践。 此外，企业文化建设不要急功近利，要把眼光放远一点，精心抓好规划和实施，循序渐进，重点突破，让职工通过身边看得见的变化，感受企业文化建设的必要，体验企业价值观的力量。 大连铁道有限责任公司之所以能卓有所效地打造服务文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以人为本、重在建设，注重加强企业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从而使企业文化建设得到上下支持，各方呼应，得以深入发展。 因此，企业文化只有在建设上真下功夫，才能使企业文化化虚为实，并融入企业发展战略和各项制度之中，变成全体员工的具体实践，成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成在创新。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说过，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 目前，我国在经济发展中缺少国际化知名品牌，缺少以我国接轨的管理、科技、经济、环保标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创新。 因此，铁路企业文化建设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有所创造，有所超越，才有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才能推动企业全面进步，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方面，必须在共性中体现个性。 当前，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握企业的历史、现实和末来，大胆探索，“标新立异”，推动思维观念的创新，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铁路企业核心价值观，形成有铁路特色的企业精神，确保铁路企业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关键是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找准定位，确立自身企业文化有别于其他单位的特点，才能赋予铁路企业文化以独特个性。 另一方面，必须在企业管理各环节体现创新。 这既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也是价值观生长发展的规律所要求的。 因此，必须以体制改革为导向，以塑造良好企业形象，增强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以思想政治工作和诚信道德建设为基础，不断满足旅客货主日益增长的基本服务需求，把铁路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推陈出新，熔铸煅造，与时俱进，以世界眼光和前瞻眼光推动产品、服务、管理体制创新。 尽管目前铁路政企不分，还没有形成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企业，但“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已写进十六大报告，成为铁路改革发展的重要指针，为铁路企业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突破一切禁锢发展的思想教条和体制障碍，充分利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契机，扩大开放，引入先进技术、管理与人才，促进企业经营机制与经营方式的转变，形成“事事有人管、人人都管事，管理有标准、考核有依据”的管理机制，促进铁路可持续发展。 铁路可持续发展关键是人的发展，必须形成“人才是企业第一资源” 的思想，把企业文化建设与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相结合，通过全方位开发全体员工的潜能，促进人和企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特别是要把如何留住人才，如何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文章做足做细做强，真正体现人文关怀，体现对人才的高度尊重，《韦尔奇自传》中就专辟有一章《人的企业》，值得我们每一名管理者深思。 实践证明，企业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就是企业持续发展成长的过程，更是企业文化丰富个性化内涵的过程。 要保持企业持续创新优势，就要不断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打造学习型组织，使铁路企业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变得更具学习力、创新力、竞争力，从而以创新优势取得市场份额，从垄断优势体现为竞争优势。 其实，海尔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创新的文化。 海尔处处充满了标新立异，不停地否定自我，去追求卓越的氛围。 他们之所以能在不景气的市场中持续发展，就是通过持之以恒的创新力、学习力，在努力开发国际市场的大前提下，学习主导市场的能力，学习快速应变的能力，学习关注未来发展方向的能力，从而使海尔在中国企业界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 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鼓励创新还必须有容忍失败的雅量，日本之所以在现代高技术竞争中败在美国人后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企业文化中缺少冒险精神，容忍不了失败。 美国强生公司的信条之一就是：“你必须愿意接受失败。 ”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因此，要汲取精华，大胆尝试，适时培育容忍失败、永不妥协的卓越精神，因为失败并非都是坏事，失败是创新之母。 没有失败就不会有突破，更不会有任何意义的创新。 总之，创新是企业文化的灵魂，服务创新是提升产业，实现新的产品战略，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体制创新是企业长期发展的保证，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是企业持续成长的动力，而观念创新则是以上创新的根本所在。 回答者：06年4月满18岁 - 秀才 二级 3-9 00:28--------------------------------------------------------------------------------哎,我学问有限,不打多了,打多了你看了也烦. （1）“诚信到岗位,满意在铁路” （2）当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修到哪里…… （3）先生存,再生产——青藏铁路 （4）一个劲地高呼口号： “劳工万岁！”“打倒军阀！”“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工人大团结万岁！” （5）要致富，偷铁路 最富哲理的企业口号 (2005年11月版《智慧文摘》 白云) (1)日事日毕，日清日高。 (2)要让时针走得准，必须控制好秒针的运行。 ——海渔产智慧 得客户者得天下。 ——IBM公司 (1)让每一张桌子上、每一个家庭中都有一台计算机，都使用微软的软件。 (2)革命就在这里爆发，而且是微小的软件革命。 ——微软公司 (1)我们相信上帝、家庭和麦当劳，但在办公室时三者顺序则相反。 哪怕是一片腌黄瓜的宽度，我们都有一定的标准。 (2)质量上乘、服务周到、地方清洁、物有所值。 ——麦当劳金科玉律 我们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的理念 我们想要一个有意义的公园，一个使家庭团聚的地方。 ——沃特·迪斯尼公司 任何时候，当务之急就是顾客服务更上一层楼。 ——摩托罗拉公司 危机之中自有良机。 ——摩根公司 我要为大众生产汽车。 它大得足够一家人乘坐，但也可以小得只要一个人开动和维护就够。 ——福特公司 产品与产品的差异，在于细节。 ——SONY公司 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值得企业密切关注，每一个细小的行动都是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只有对它给予足够的关注，修正细小的偏差，企业才能成就宏图伟业。 ——沃尔玛公司 创新不是浮夸的东西，它要作的是具体的事，只有关注企业活动中的每一个细节，企业才能把创新工作做好。 ——美国国际农机公司 (1)莫道“山穷水尽疑无路”，留心细节，必将使得企业“柳暗花明又一村”。 (2)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从一个小小细节引发出的与众不同的点子，常会让企业有与众不同的收获。 它不仅能让企业反败为胜，还能找到打开市场大门的“金钥匙”。 ——美国57罐头公司 要想在这个微利时代站稳脚跟，并获得长足的发展，对每一个细节加以完美，是唯一的一条可行之路。 ——苹果公司 管理是树，品牌是挂在树上的果子，细节是大树的枝叶，放弃细节就等于打完大树的树叶，大树再也结不出美丽的果实——品牌。 ——JVC公司 作为产品，必须一开始就表现出它的与众不同。 这种与众不同不是仅仅通过夸大的不属实的广告宣传就能实现的，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在细节上加以处理。 ——星巴克公司 21世纪的竞争是细节的竞争。 只有把每一个细节做好，做得与众不同，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竞争力，才能生存和发展。 ——日本东京贸易公司 实现高质量就要对产品的所有零件的细节进行检验，保证企业基业长青。 ——奔驰汽车 实际上，企业
标签： 促进经济发展与全球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塑造未来投资格局 股票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