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股票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合作来解决。监管机构必须合作，确保采用一致的监管方法来应对这一挑战。
封锁股票的全球影响
封锁股票对全球经济和投资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导致了市场波动、投资者的信心下降和经济增长放缓。
封锁股票的问题也蔓延到了国界之外。一个国家的封锁股票问题可能会对其他国家的市场造成连锁反应，导致全球市场波动。
监管机构合作的重要性
为了解决封锁股票的全球性问题，监管机构必须合作，确保采用一致的监管方法。
这种合作对于防止封锁股票的蔓延和保护投资者至关重要。它还可以帮助确保市场透明度和稳定性，为投资和经济增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监管机构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监管机构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来合作解决封锁股票问题：
- 制定全球封锁股票监管标准：这将有助于确保各国对封锁股票采取一致的监管方法。
-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这将使监管机构能够交换有关封锁股票的信息和最佳实践，并协调他们的执法行动。
- 促进监管机构之间的对话和合作：这将有助于建立关系并促进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国际合作的成功案例
已经有许多成功的国际合作范例，它们证明了合作应对封锁股票问题的重要性。
例如，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 (IOSCO) 已制定了一套全球封锁股票监管原则。这些原则为各国监管机构提供了一个关于如何监管封锁股票的框架。
另一个成功的合作范例是金融稳定理事会 (FSB)。 FSB 是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组成的国际组织。 FSB 已制定了一套政策建议，以应对封锁股票问题。
结论
封锁股票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合作来解决。监管机构必须合作，确保采用一致的监管方法来应对这一挑战。
这种合作对于防止封锁股票的蔓延和保护投资者至关重要。它还可以帮助确保市场透明度和稳定性，为投资和经济增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怎样挽回股票市场
挽回股票市场的第一步是恢复投资者的信心。 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性会引发投资者的恐慌和抛售行为，进一步加剧市场的下跌。 为了重建信心，政府和监管机构应加强监管措施，增加市场透明度。 此外，投资者教育也很重要，他们需要了解市场的基本原理和风险管理策略，以便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另一个重要的挽回措施是鼓励经济增长和创新。 股票市场的表现往往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通过实施刺激措施和优惠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增加企业利润和投资回报率，从而吸引投资者回归市场。 此外，政府还应鼓励创新和科技发展，以提供新的投资机会，并增强市场的竞争力。 最后，挽回股票市场还需要加强全球合作。 股市是全球性的交易市场，国际间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会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应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避免出现贸易战争和政治不确定性等不利因素。 此外，国际间的金融合作也很重要，包括设置国际标准、加强信息共享和合作监管等措施，以确保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经济全球化有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趋势。 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全球化，不仅有利于我国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国际体系转型、和谐世界建设与人类文明进步。 一目前，经济全球化已远远超出经济领域，正在对国际政治、安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 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一）促进发展模式创新。 全球化促进生产、资源、人员、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 跨国公司已发展到在全球布设研发、生产、销售链条的全球公司阶段。 经验显示，一国经济开放度提高与其人均GDP增长之间成正比。 无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如何调整变化，不考虑全球化因素，不利用全球化机遇，就不可能探索出先进的发展模式。 （二）促进国际利益融合。 利益融合既表现在经济领域，又表现在其他领域；既表现在双边领域又表现在多边领域。 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逐步深化，俱荣俱损局面开始形成。 全球经济链条越拧越紧，一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依赖增强。 除国家利益外，共同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明显增多。 利益融合有利于国家关系改善，国家间协调合作增多，出于不同利益而形成的不同“志愿者联盟”不断出现。 谋霸权、搞对抗，坚持集团政治和冷战思维越来越不得人心。 （三）促进安全内涵扩展。 安全已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 恐怖主义、经济安全、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疫病蔓延、移民浪潮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增大，涉及到经济、民生、社会和自然等广泛领域。 非传统安全主要由人类发展的不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自然的不协调引起，其实质是发展问题。 非传统安全问题模糊了安全与发展的界限，增大了国际安全合作的紧迫性，挑战着传统安全的主导地位，缓和了国家间的军事对抗关系。 如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解决得了的，美国在反恐中不得不多方借重国际社会。 又如，美俄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矛盾尖锐，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总的来说合作顺利。 （四）促进国家主权转移。 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组织的发展。 仅1990至1998年，国际组织就从个增至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250多个。 政府间国际组织成为全球性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实施者、全球性问题的管理者和全球性争端的解决者。 WTO在其《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全面规定了WTO解决贸易争端的政治方法、法律方法、裁决执行与监督以及救济办法等，并专门设立了争端解决机构（DSB）。 的确，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主权仍然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利，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国家主权在越来越多地向政府间国际组织转移。 比如，向联合国、地区组织转移政治、外交和军事权利，向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全球公司转移经济权利，向各种各样的其他非政府国际组织转移社会权利。 全球化还促使一国的国内规则尽可能与国际规则协调与一致。 （五）推进国际体系转型。 现行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国家间名义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国际组织作用有限、霸权主义和“问题国家”得不到有效制约。 现行国际体系在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方面日渐乏力，其调整、完善和转型乃大势所趋。 今后几十年内新的国际体系有可能基本形成，其主要特征：一是世界格局多极化。 由于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振兴，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多强不利于“一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于发达国家的变化，“一超”与多强、南方与北方两个力量对比失衡问题有望最终解决。 据国际权威机构预测，2020年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大国将重新洗牌，中国将跃居世界第二位，俄罗斯、印度、巴西将跃入前10名，另有部分发展中大国将跃居前20名。 美、中、欧、日、俄、印度、巴西等新的各极之间利益融合与相互依存度提高，彼此发生尖锐对抗与全面战争的危险性降低。 二是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共同主导。 将来随着美国“一超”地位和西方力量优势的逐步丧失，西方的主导地位将难以维系，多极、西方与非西方将共同主导新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民主化将得到发展。 三是国际组织作用增强。 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将进一步充实、完善和强化，对大国和“问题国家”的约束将得到加强。 四是国际治理多样化。 全球性问题增多将促进国际治理模式多样化，如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大国共治与中小国家共治、全球性国际组织治理与地区性国际组织治理等相互结合和相互补充。 五是和平渐进性。 以往国际体系的变革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这一次国际体系转型可能在保持总体和平状态下通过大国之间、南北方国家间的斗争、协商、妥协以渐进式改良逐步完成。 （六）推进人类文明进步。 人类有可能在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全球利益和全球治理基础上，形成人类新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新的人类文明，打破西方在人类文明中的主导地位，实现对西方文明的总体超越。 二我们在看到全球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逐渐积累的负面作用也不能忽视。 （一）经济危机。 随着全球经济链条日益紧密，能源价格大幅攀升、金融秩序严重失控、大国经济明显衰退诱发全球经济衰退甚至危机的可能性增大。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其传导的速度、影响的深度可能远远超过以往的世界经济危机。 此外，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也最终会威胁全球与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动乱。 全球化导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都有可能激化。 如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大量外移，失业问题突显，社会风潮增多。 全球化还使各国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联系与互动增强，国际问题诱发国内动荡、国内问题引发国际动荡的机率都在增大。 （三）大国对抗。 有的国家背离全球化的演进方向、背离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没有放弃搞霸权主义，没有放弃搞战略扩张，没有放弃搞军备竞赛，没有放弃遏制其他新兴大国。 特别是它还将在一二十年内保持战略优势，一旦摆脱当前的战略困境，仍有再次挑起大国对抗的可能，那将对国际体系的转型、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产生严重危害。 （四）地区动荡。 全球化中边缘化的国家、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可能使用21世纪头20年内地区热点不是随全球化深入逐步减少而是继续增多，使地区热点对全球安全形势的牵动作用增大，使国际形势在总体和平状态下局部动荡继续加剧。 三置身全球化浪潮，要增强机遇意识、创新意识和全球战略意识。 完善国家发展观、利益观、安全观、主权观与国际秩序观。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搞好五个统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化发展间良性互动。 摒弃绝对排外的国家利益观，远离霸权主义那种维护一己私利的国家利益观，把更多的全球利益和地区利益纳入国家利益视野，在推进与外部世界互利共赢中发展并延伸国家利益。 创新国家安全观，促进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和平发展的协调，促进维护传统安全与维护非传统安全的协调，促进维护本国安全与维护国际安全的协调，促进军事手段与其他手段间的协调，力争摆脱“安全困境”羁绊，推进安全与发展统一，努力维护国家综合安全。 妥善应对国家主权转移的趋势，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发展取舍国家主权让渡，以是否有利于本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稳定决定对国际干预的立场。 充实国际秩序观，在适当参与全球治理中推进和谐世界建设。 增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增强，要善于利用全球化机遇促进国内发展，善于利用全球化压力推进国内制度创新，善于规避全球化风险维护自身安全，善于防范国内问题冲击地区和全球安全与发展
金融危机真的会让很多人失业么？？？？？
全世界任何地方的银行都要黄金。 将来是否能够制作金币，并且把金币当作全球统一的交易工具呢？ 请看下面的文章,如果举一反三,再不断努力,我看最后,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全球统一的单一的货币制度可能会出现，但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全球货币制度的历史变迁与亚洲区域货币整合前景2007-08-03 20:41 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百年历史也是人类对以货币表示的信用秩序选择的历史。 经过了各种形式的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牙买加体系后，国际货币制度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又出现了区域汇率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趋势。 欧盟区内欧元的成功启动和中北美区的货币合作以及拉美国家的美元化是这种趋势的具体表现。 2030年，世界将形成两个主要的货币区--欧洲货币区和美洲货币区。 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亚洲（注：这里所指亚洲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十个国家和地区。 ）各国（或地区）有必要加强本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亚洲区域货币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与趋势。 本文认为：亚洲地区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经济指标也已逐渐趋同，但货币合作的基础仍较为薄弱，还不完全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亚洲区域货币未来整合的趋势是单一货币亚元，但这一演进的过程是逐步、渐进的。 其演进可分三个层次：一是建立区域内的金融合作组织；二是建立亚洲汇率机制；三是最终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 亚洲货币联盟和亚元的建立虽困难重重，但仍值得期待。 一、全球货币制度的历史变迁 货币制度，也即货币体系是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一系列共同标准、国际协议、规章制度、组织机制和由此产生的协调机制的总称。 纵观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1870-1914年是金本位的黄金时期，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流通、自由兑换，在各国之间可以自由转移，从而保证了金币内、外币值的稳定。 黄金输送点规则也使得国际金本位制具有自由调节国际收支的机制，从而保证了各国货币之间汇率的稳定。 因而，在此期间，全球经济贸易迅速发展，国际货币秩序和汇率较长时期保持稳定。 但是，国际金本位制运行到20世纪初仍不可避免地面临瓦解的境地，这主要是由于黄金生产与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各国只能增加流通中的纸币，这为它的瓦解创造了物质条件。 其次，缺乏严格的国际监管机制，盈余国倾向于将盈余冻结以获得更多利润，这样，纸币与黄金的自由兑换便难以维持。 另外，黄金充当货币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资源。 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指出：如果再用黄金作为世界货币，人类的命运就取决于金矿主的利润，人类就要做金矿的奴隶，就要做金矿主的奴隶。 2.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参战国实行黄金禁运和纸币停止兑换黄金，金本位制崩溃。 战争结束后，人们重建了金本位制度。 除了美国实行金本位制度外，英法等国家实行金块本位制，其它大多数国家实行金汇兑本位制。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金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并存阶段及金本位制的瓦解阶段。 金汇兑本位是一种虚金本位，使得本国对外贸易和财政金融受到金本位制国家的控制和影响，是一种附庸货币制度。 1925年、1933年英、美先后放弃了金本位制，资本主义各国组成相对独立的货币集团，各货币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加强外汇管制，对世界经济和贸易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这一期间不存在统一的货币制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3.1944年7月，在美国布富顿森林召开了有44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签订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协议》，规定了关于汇率安排和对成员国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可兑换黄金的美元本位，但又与金本位完全不同，因为金本位与国内货币供应联系起来，这会引起货币紧缩、失业和萧条，现在这种联系割断了，逆差国可以得到基金组织的帮助而不必在国内实行货币紧缩。 但这种体系的建立是英美货币主导权之争的结果，美元与黄金挂钩，其它国家货币以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实质上使美国几乎独占了货币金融领域的游戏规则。 更为重要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隐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即特里芬两难；若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则国际金融市场美元短缺，势必影响全球经济的正常发展；若美国国际收支持续逆差，虽可满足国际间对美元作为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的增长性需求，但逆差的扩大意味着美元的泛滥，国际间对美元信心的下降乃至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必将动摇。 20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美元危机，并宣布放弃维持黄金和美元的比值的义务，其它国家纷纷宣布不再继续履行货币平价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质上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一种霸权合作，一切外围国家必须服从和维持美元，各国不能灵活运用汇率作为调节国际收支的工具，只能被动地在市场上输出入美元来抵消或平抑美元的过剩或供给的不足。 当其它国家越来越不能从这样的制度安排中获益时，体系性崩溃就无可抑制地爆发了。 4.1976年的牙买加协定和IMF章程第二次修正案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也是后布雷森林体系的起点，其主要特点在于：一是货币的大量黄金化为既定事实，美元成为未制度化的主要本位货币；二是全球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汇率调节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三是大国之间缺乏制度化的货币合作，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放任自由制度。 这种既无本位及其适度增长约束，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的体系，通常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 这一时期，世界性通货膨胀开始蔓延，各种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因此，欧盟开始了向货币联盟迈进的初步尝试，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篮子，绝少任由汇率自由浮动。 无体系的体系对国际收支和清偿力的适度增长两个核心问题不能给出较好的解决方案。 它过分强调汇率的单边自主以及协调机制的非制度化，使协调变为逆效。 同时，由于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各国在货币供给、财政政策等方面不能形成概括性的协同制约协议，造成了清偿力不能适度增长的软弱性。 5.全球化中的货币联盟时期。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是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 但这些货币集团尚处于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发展阶段，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不大。 欧盟的建立及欧元的成功启动则将货币一体化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二是美国经济保持了长周期的景气，北美的南美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区域美元，即美元化现象。 三是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各国都在寻求组建区域性货币联盟的有效途径，以维系世界金融的稳定。 据估计，到2030年，世界将出现两个主要货币区--欧洲货币区和美洲货币区。 二、亚洲区域货币合作是全球区域性货币一体化的必然要求 从外因来看，区域性货币一体化将成为新的潮流，亚洲不可能一直孤立于潮流之外。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形势下，为避免金融动荡，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区域性货币联盟，区域性货币一体化将形成新的潮流。 随着欧元影响力的扩大，可能会形成一个以欧洲货币联盟为中心，包括欧盟其它成员、中东欧法朗区、地中海以及洛美协定国家的欧元集团。 新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出现欧元与美元二元化现象，这使得亚洲各国（地区）产生了危机感，若不加强本地区的货币合作将被置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联系十分密切的亚洲国家更深刻地认识到，弱小经济体的货币难以独自抵挡国际游资的冲击，要想同国际游资的冲击相抗衡，本地区货币不再作为某大国货币的附庸品，亚洲国家必然加强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创立一个稳定的亚洲统一货币，从而稳定亚洲金融市场，促进亚洲经济健康发展。 从汇率制度来看，地分依赖美元的汇率安排威胁到了亚洲经济的稳定发展。 亚洲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如港元、泰铢等。 当大量国际游资对亚洲进行冲击时，亚洲国家货币对美元被迫大幅贬值，币值的突然下降带来了地区内的经济恐慌，股价巨幅下跌使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的打击。 要消除与美元挂钩的汇率风险、降低经济交往的不确定性，唯一途径就是消除美元的影响，从过于依赖美元的汇率中解脱出来，创立亚洲统一货币。 从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来看，区域内的货币合作和单一货币的实施会使成员国之间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还可以进一步稳定汇率，彻底消除汇率波动的风险，从而扩大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促进经济的发展。 货币合作的主要成本在于成员丧失了各自货币政策的主权，但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一成本会变得相对较小。 三、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1997年，日本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并承诺为这一基础提供了1000亿美元的资金。 2000年5月6日到8日，亚洲开发银行年会和中日韩及东盟共13国财长会议在泰国清辽召开，标志着亚洲货币合作已开始走向务实的阶段。 但这些设想能否实现主要应考虑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以及实行单一货币的最优货币区标准是否已经具备。 （一）从区域经济一体化角度看，亚洲各国经济互补性强，区域内贸易投资发达，各国间有较强的依存度。 东亚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匀，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中国大陆和亚洲四小虎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自然资源较缺乏。 因此，由于各国进出口产品和资源互补性强，使得东亚各国和地区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非常发达。 从东亚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来看，其相互依存关系十分紧密（如表1）。 表1 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相互依存关系 单位：亿美元 输出国（地区）输入国（地区） 日本 亚 洲 亚 洲 中国大陆 四小龙 四小虎 日 本 - 779.3 311.8 161.8 亚洲四小龙 315.8 392.6 291.2 319.8 亚洲四小虎 234.2 307.5 52.6 31.5 中国大陆 110.1 419.3 24.3 - 资料来源：林华生著《亚洲四级经济》，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P11. 同时，亚洲地区内的投资合作往来也逐渐增多。 亚洲经济发展持有的雁型模式为地区的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东亚各国经济的复苏，东亚新兴工业区逐渐成为东亚国家的最大投资者。 1998年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总额增加到8.357亿日元，占全球的16%；截至2000年5月底，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投资金额超过6233亿美元，其中的前5名除美国外，其余全部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区域内长久的贸易合作及发达的贸易投资，表明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亚洲经济正逐步走向自立，这为进行货币合作，组建货币联盟，建立单一货币带来了充分的可行性。 （二）从最优货币区理论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经济开放度较高、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强，工资价格具有充分弹性，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等。 1.对外经济开放度 伴随经济一体化的是投融资活动的一体化，因此，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不应仅仅以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而应考虑综合开放程度，以体现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程度。 东亚地区的综合开放度是很高的，但国别差异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度很高；而中国、日本、韩国综合开放度指标较低。 就平均水平而言，东亚地区的开放度要高于西欧地区，说明以出口为主导的亚洲四小及东盟各国基本属于开放经济，对汇率波动十分敏感，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 2.工资价格弹性 东亚地区三个方面的特征使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 第一，东西地区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完成。 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 工业化的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了工业化过程中对城市劳动力的巨大需求的同时，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 第二，东亚国家和地区一般都不制订最低工资法、就业保障法等法规，使工资基本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市场不发生扭曲。 第三，亚洲国家工会的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比较弱小，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险制度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 工资是构成企业成本的最重要部分，工资的较高弹性保障了产品价格的较高弹性。 3.要素市场的灵活性 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 亚洲各国和地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政治障碍等等，这都使东亚整个地区劳动力的流动程度很低。 资本的流动性可以用金融深化的程度来反映，因为金融深化是资本充分流动的特质基础。 金融深化的程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核，一是政府对金融的管制程度，如利率管制、外汇管制、资本流动管理、金融业准入管制等等，一是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如金融机制的数量、金融工具的丰富程度，国际金融设施等等。 亚洲各国（地区）金融发展的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中国香港、新加坡组成，该类国家和地区金融深化的程度较高，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基本不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 第二类由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和日本组成，该类国家和地区正处于金融深化的过程中，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已大大放松，金融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第三类由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组成，这类国家金融自由化起步较晚，目前还存在较多的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资本流动的政策和市场障碍都很大。 由于亚洲区域的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流动性不高。 4.经济发展水平和一致性。 东亚地区在金融危机之后GDP逐年增长但有一定差异；失业率均在30%-6%，消费者物价指数均在较上的幅度内波动；基本利率除了菲律宾和印尼外，其它国家的利率水平较为接近；外债占GDP的比率除菲律宾、泰国、印尼外，其余均在欧盟国家所制订的60%以下；汇率波动幅度也不大。 这些充分说明东亚十国和地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已渐趋同，经济发展水平正趋于一致，这在走向统一货币的道路上已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 5.政策目标的相似性 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国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 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 对1992-1998年东亚国家（地区）的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比较发现低通货膨胀率组包括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及中国台湾；高通货膨胀率组包括印度尼西亚、中国、菲律宾。 各国通货膨胀率的标准差为5.2%，大于1970-1980年西欧9国通货膨胀率的标准差。 东亚国家在通货膨胀率方面的明显差异，为建立统一货币区后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困难。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亚洲地区的一体化程度正不断提高，但在生产要素流动性以及政策目标一致性等方面还不完全满足最优货币区理论，因此，目前的亚洲地区距离统一货币--亚元的建立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也还不具备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有制度保障、以汇率目标区为主体的、如同欧洲货币体系的货币合作机制的条件。 确切地说，目前处于货币合作的前期准备工作阶段。 这个时期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双边性。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虽有所提高，但仍处于一个中级阶段，货币一体化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一些经济贸易联系密切，经济一体化进展较为顺利的国家之间产生了在货币一体化方面进一步行动的意愿和可能性，但是整个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存在差异，货币合作便经常在两国或三国之间进行，以两国或几国签订协议的形式存在。 第二，还没有涉及汇率稳定的严格的框架协议，只是进行汇率稳定的尝试性合作，如建立双边或多边的政府货币互换协议，紧急时刻货币援助的协议，共同干预市场汇率的行动等等，还没有形成汇率目标区计划。 第三，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还没有进入高级阶段，贸易投资内部关联度还没有达到一个较高阶段，距离最优货币区的条件还存在距离。 四、21世纪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未来前景 全球化背景下，作为货币体系基础架构的货币联盟演进路径具有多种可能性，目前至少有单一货币联盟、多重货币联盟以及主导货币区域化三种形式。 未来亚元属第二种演进路径，即多种货币联盟，其演进大体上可以分三个层次： 一是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 如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Asian Monetary Fund)。 就目前亚洲区域现状来看，正是处于这一层次。 AMF的建立可以借鉴IMF的成功经验，综合亚洲金融结构的特点来进行设计。 AMF的基本框架应该先易后难，经过有关国家、地区充分协商和讨论后实施。 鉴于东亚国家、地区经济联系相对密切、经济差异较小、可以首先在东盟范围内酝酿和实施，其它条件成熟的亚洲国家、地区可以随后逐步加入。 作为区域性的金融市场的研究中心，AMF应发挥以下几方面功能：第一，对各成员国进行常规性监测，提出分析报告以及金融监管和政策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研究制定成员国行为标准和规则，提高各成员在金融运作方面的透明度和监管有效性。 第三，建立融资机制，分散和化解区域金融风险，稳定金融市场。 第四，发挥最后货款人作用，对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困难的成员提供及时的紧急援助，以稳定其金融局势，避免出现全面的社会经济危机，防止引发区域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缓解金融全球化的系统风险。 二是建立起类似的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AERM(Asi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在这一层次的初始阶段，由于亚洲还难以摆脱美国经济的依赖和影响。 各国汇率制度基本上都是钉住美元，与平均汇率联动，因此，在这个层次上可以使用美元作为外部名义驻锚实施AERM，即与美国经济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用美元取代本国货币的流通，并根据本国货币与美国的汇率来确定与各成员国之间的汇率，各国有责任和义务将汇率维持在特定的汇率目标区内。 随着亚洲区域经济一体程度的不断提高，亚洲经济逐步走向独立，对美国依赖将不断减少，这时各国可以根据其在区域内贸易比重和经济实力状况选择一篮子货币，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对外则统一浮动的固定汇率制度(Mackinon,2001)。 在这一层次上的汇率合作机制可以从两国或多国开始，逐步扩展到次区域和全亚洲区域。 三是最终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ACA(Asian Currency Area)。 实证分析表明由于各成员国之间缺乏内在的约束机制，因此，汇率合作机制很难维持，亚洲汇率联动机制须向ACA演进。 关于亚洲单一货币区的构建，又可以分为三种： 1.以日元为核心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区。 日本的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其通胀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日元也是区域内最国际化的货币。 近年来，日本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某些国家，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美国。 但是，日本的某些缺陷使日元难以担当中心货币的角色。 日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比重较低，并且与美国相比，还缺乏一个成熟的、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国内金融市场，因此日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地位更低。 此外，日元汇率波动频繁，是发达国家中最不稳定的货币之一。 近年来，日本国内资金严重过剩，存贷款利率持续超低，日元大幅贬值，国内经济发展极不稳定。 一些亚洲国家也难以忘却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因此，日元要成亚洲区域的支柱货币面临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障碍。 2.以人民币为核心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区。 中国是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整体经济规模和巨大的国内市场使中国在东亚乃至全世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始终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抉择，使人民币在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中国赢得了国际信誉。 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还难以胜任中心货币的角色。 如目前人均GDP仍处于较低水平；虽然已接受IMF第八条款，资本项目管制仍很严格，中国落后的及严格管制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也使人民币很难在短期内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仍需时日。 3.模仿欧元创立亚洲单一货币区。 即区域内几国共同创立内部驻锚，从记帐单位货币开始，最终过渡到单一的可流通货币。 由于日本GDP占东亚地区的2/3，其实质和以日元为核心创立亚洲单一货币是如出一辙。 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货币联盟要有一个政治联盟为后盾。 与欧洲相比，未来亚元的建立其困难可能主要在政治方面。 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有分歧，如领土纠纷、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的差异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把彼此视作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 其次，单一货币和亚元的建立需要各国让渡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主权，服从一种共同的货币政策。 然而，东亚国家并没有显示出愿意放弃部分货币政策的自主权以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 因此，如何在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加强亚洲各国政治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是建立亚洲区域货币联盟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展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未来前景，虽然目前建立亚洲单一货币--亚元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但如果亚洲各国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亚洲经济能够相对平稳发展，亚洲区域货币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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