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基础设施对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通过升级和创建新的基础设施，政府和企业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产力并改善生活质量。
基建投资的好处
- 创造就业机会：基建项目通常需要大量劳动力，为失业人口创造就业机会。
- 提高生产力：升级的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网络或能源系统，可以通过减少旅行时间和运营成本来提高企业效率。
- 改善生活质量：更好的基础设施可以改善公共交通、教育机会和医疗保健，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 促进经济增长：基建投资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产力和改善生活质量，可以产生连锁反应，促进经济增长。
基建投资的领域
基建投资可以涵盖广泛的领域，包括：- 交通运输：道路、桥梁、机场和港口的建设和维护。
- 能源：发电厂、输电网络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
- 水务：供水系统、污水处理厂和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护。
-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宽带网络、移动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的投资。
- 社会基础设施：学校、医院、图书馆和文化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基建投资的挑战
虽然基建投资具有巨大的潜力，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高成本：基建项目通常需要巨额投资，可能给政府和企业带来财政负担。
- 长期回报：基建投资的回报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这可能会令投资者望而却步。
- 环境影响：某些基建项目可能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需要仔细考虑和缓解。
- 政府规划和执行：有效的基建投资需要政府的长期规划和高效的执行，这可能很难实现。
基建投资的未来
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城市化的加剧，对基础设施的需求预计将持续增长。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政府和企业需要共同努力，创新融资机制，并采取可持续的做法。人工智能、物联网和自动化等新技术将为基建投资创造新的机会，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公共-私营伙伴关系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使政府和企业能够共同分担风险和回报。通过制定明智的投资决策、克服挑战并拥抱新技术，基建投资可以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基本建设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区别吗？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0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2%，明显快于2018年的3.8%，累计增速实现年内首次回升。 作为经济逆周期调节器，基建在1-10月的经济增长“托底”角色终于露出本来面目。
就基建产业链钢铁、水泥、工程机械“三朵金花”来看，钢材旺销、水泥产销两旺、工程机械持续高景气特征较为明显：今年1-10月我国钢铁表观消费量（产量加上净进口量）达7.82亿吨，同比增长约7%；受市场需求影响，1-10月全国水泥产量19.07亿吨，同比增长5.8%，增速同比提高3.2%；国内各类挖掘机前10月累计总销量19.62万台，同比增长14.4%。
随着当前政策对于专项债资金驰援基建投资倾斜力度的逐步加码，加上基建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下调打出的组合拳，基建有望迎来新一轮发力。
1、专项债提前下达，驰援基建投资
纵观今年前十月基建投资，整体呈现出结构分化特征：铁路投资较为强劲，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尤其是市政工程类投资表现较弱。 有鉴于此，国常会明确此次提前下达的专项债券除了将重点用于铁路、轨道交通、城市停车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外，还将着重用于城乡电网、天然气管网等能源项目，农林水利、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等生态环保项目，职业教育和托幼、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以及冷链物流设施、水电气热等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适用范围扩大。
此次1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提前下达，也是对9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加快发行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要求的落实。 依据会议要求，此次提前下达的专项债券额度将不得用于土地储备和房地产相关领域，亦不得用于置换债务以及可完全商业化运作的产业项目，因此专项债将更加集中于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预期其对于基建的实际拉动效果将显著增强。
需要注意的是，专项债额度从下发到最后走完程序正式发行，仍需一定时间，因此政策对冲对于基建投资的正面效果可能在明年年初才能明显体现。 但部分工业原料可能会在今年四季度开始大力生产，具体表现为近期钢材库存的持续下降以及水泥价格的持续回升。
2、资本金比例下调，助力基建复苏
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允许将专项债券作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资本金后，此次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下调基础设施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再次向基建倾斜政策。
调整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对于调整基建投资结构大有裨益：当前交通、水利、能源、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基础设施领域仍存在不少短板，这些补短板基础设施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的下降，将降低项目投资中的资金需求量，吸引专项债、民间资本参与基建项目。
调整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能显著促进基建投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基建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的下降将充分调动社会资金参与相关领域基建投资的积极性，提高社会资本的投资能力，支持补短板、扩内需；另一方面，若内河、沿海、公路、铁路、生态环保项目均可实现资本金比例下调5%，预计可撬动1.19万亿元增量资金。
3、政策市场联动，基建发力稳增长
当前，基建项目开工回升迹象已现。 以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为例，近期贵州、云南、四川、河南、山东、江苏等省份先后进入密集开工阶段，“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以及城市轨道等项目开工潮涌动。 随着资金的逐步到位，后续的基建工程将有望集中开工释放需求。
与此同时，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逐渐进入政策鼓励范围，成为投资亮点。 今年以来，北京、陕西、广东、福建等省份纷纷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且“新基建”的投资模式较为灵活，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机遇颇多。
随着专项债和资本金管理两项财政逆周期政策的落实，基建项目融资能力将显著提高，2020年基建投资增速有望明显回升。 在政策多措并举打破基建投资瓶颈的宏观环境下，市场热情也将持续高涨，当前市场对周期板块的高度关注便是最好例证。
展望2020，基建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以“铁公基”为代表的传统基建，以及“基建补短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中长期项目都有望提振经济。 当然，在大幅“加力”之外，继续“提效”仍然是基建发展重点，补齐投资短板、提高投资效益，应是下一阶段逆周期调节加力的重点。
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当前基建投资受地方财力不足和严控隐性债务制约较大。 提前下发专项债和降低项目资本金比例，有助于基建项目扩大投资规模，强化逆周期调节。 当然，被寄予厚望的基建投资能否赢回市场期望，仍有待政策及时落地、配套措施精准实施。
为什么说制度成功创造中国奇迹？
历来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社会福祉。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我国通过一系列与经济阶段相适宜的、逐步挣脱束缚的体制改革，借助全球红利、发挥后发优势迅速积累了庞大的国家财富，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中国奇迹”。 下一阶段，人均GDP已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能否成功开启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实现经济质量的全面提升？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就此接受《理论周刊》专访，他认为，从中外比较来看，无论在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方面还是政策调整的空间方面，目前我国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未来只要政策把握内涵式增长的正确方向，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中国奇迹”的延续就有充分的保证。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关键动力及作用机制 记者：1979年到2011年的32年中，我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9.9%；也恰恰在2010年，我国以人均总收入4260美元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对这一亮丽的高增长成绩，您如何看待其背后的关键动力及作用机制？ 连平：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际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贡献约6%，人力资本贡献约15%，资本存量贡献约59%，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约20%。 分阶段来看，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到最近十年的三个时段中，劳动力数量贡献率逐阶下降，人力资本贡献率在后两个时段低于第一时段，资本存量贡献率逐阶上升；而最近十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水平有较大程度下降，与上世纪80年代水平相当。 首先，资本存量的高速积累是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存量年均增速高达11%，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也由1978年的30%上升至2011年的51.5%；高速积累的资本贡献了我国经济实际增长率的59%。 资本的快速增长与积累是中国过去三十余年间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要求。 在转型经济体制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又体现出政府投资主导来源与房地产、基建投资主导去向的两个主要特征。 其次，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于劳动力数量。 从数量与质量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依全社会就业人数测算出的劳动力数量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但分时间段来看，劳动力数量贡献率有逐步下降的态势，这与就业人口数增速放缓呈现出的人口红利弱化密切相关。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业人数增长平均拉动经济增长约0.7个百分点；最近十年间，就业人数增速下降，仅拉动0.2个百分点左右。 另一方面，相对于劳动力数量而言，以收入回报加权的受教育水平为代理变量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约为1.5个百分点。 再次，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经济的低波动提供辅助动力。 转型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可认为是制度效率与技术进步的整体体现。 过去三十余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经济增速约1/5，是仅次于资本的第二动力要素；其中1984~1988年间、1991~1994年间以及2005~2007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的贡献度很高，而这些又恰恰是我国体制改革力度较大的时段。 在从计划经济过渡至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正是由于在每一次体制改革效果趋弱时及时推动了新一轮改革，才使得中国经济在连续三十年保持高增长的同时仅出现了2.7%的低波动率。 最后，体制改革是诸要素动力释放与协同机制的根本源泉。 不同于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我国经济发展起点是所有生产要素均被束缚的状态，因此，我国在追赶过程中持续推进的“要素松绑式”制度改革及自发形成的要素间协同机制所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 具体来看，将全民从大锅饭中解放出来驱动了社会经济活动意愿，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驱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将资本从桎梏中解放出来驱动了实体经济货币化、资本化进程；对外开放则在将消费能力从国内市场引导至国际市场的同时，充分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促进“世界工厂”的迅速崛起。 现有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 记者：我们注意到，与制度改革进程相应，中国潜在经济增长大致经历了三个周期：1979~1990年、1991~2001年以及2002~2011年。 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处于第三个周期的下行通道当中，增长的放缓凸显出哪些要素的潜在变化？ 连平：总的来看，中国经济三个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分别由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加入世贸组织的制度改革推动，而下降阶段基本可认为是前期改革正效应减弱与外部冲击的叠加所致。 对于中国经济现阶段的放缓，我们有必要在现有约束条件下，充分讨论各动力要素及其协同机制未来可能的演变趋势。 第一，资本回报率下降抬高投资拉动增长的成本。 最近十年，资本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7%，高出前二十年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 然而，资本产出率自2000年来已持续下降，年均降幅达3.3%。 受制于能源资源环境约束、中低端工业产能过剩、基建步伐减缓以及政府主导型投资效率的低下等因素，未来以资本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本将继续升高，粗放式投资主导的增长难以为继。 第二，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用有限。 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过去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增长模式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将面临“断基”之威胁；短期内劳动生产率提升与技术、资本要素对持续负增长劳动力的补偿能力有限，经济增速将无法避免下行压力。 并且，人力资本近20年来的贡献率较上世纪80年代水平有明显下降，表明我国过去经济增长仍以自然要素禀赋为主要动力，而人力资本等知识型、创新型要素积累的用武之地仍然较小；长此以往，将加剧人才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可能被削弱。 第三，加入世贸组织的全球化红利已经开始趋弱。 一方面，我国2011年末的出口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10%，而国际经验份额最高区间在10~12%，并且受全球金融危机持续发展的影响，未来我国出口增长空间有限。 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导致我国“世界工厂”的竞争力持续下降，长期享受巨大国外消费市场、未及时积累自主核心技术与创新品牌的中国制造业面临较大威胁。 第四，要素约束致协同机制钝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迅速下降。 最近十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1990年代下降近8个百分点，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直降至零甚至出现负值。 一方面，全球化红利趋弱等软约束与人口红利消失、能源资源环境恶化等硬约束显现，诸要素的初始协同机制有所钝化，后发优势减弱；另一方面，市场自我修复能力偏弱，当外部环境恶化时，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唯有倒逼政府干预投资行为以保增长，从而大多数资源要素的配置流动仍在政府体系内循环，社会生产效率未升反降。 第五，目前“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正在累积。 面临增长动力要素及其协同机制的弱化，刚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的我国正逐渐累积“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一是经济的外部依赖性较大，外向型增长模式一直未能有效改变；二是国内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限，产业升级的目标并未实质性推动；三是长期以投资拉动增长已遭遇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四是国内消费市场偏弱，经济增长向国内需求主导转型面临尴尬境地；五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及寻租现象日趋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重塑内涵式增长方式将开启下一轮增长周期 记者：从目前的一些现象来看，中国经济确实存在跌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风险，这是否意味着高增长历史的终结？ 连平：我并不这么看，尽管存在风险隐患，但相对于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目前我国无论是在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方面还是政策调整的空间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未来仍有可能有效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成功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 其一，未来投资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仍有较大空间。 资本积累的适度放缓将有利于我国经济朝着质量提升的方向平稳过渡，未来我国投资质量与效率的提升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工业结构优化，即中低端工业产业向能源资源节约型、提升附加值以及自主创新的方向升级；二是区域结构优化，目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仍然存在，中西部地区的建设开发投资有较大潜力；三是城市化结构优化，目前我国城市化率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未来城市建设及其功能优化方面的投资需求仍然较大。 其二，与经济结构相匹配的人力资本积累空间不小。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力资本积累远远不足。 我国现阶段的大学入学率基本相当于美国1960年代、日本1970年代以及韩国1980年代的水平；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8.2年，美德日韩则在12年左右。 未来我国在加大教育投入、扩大教育范围与层次、培养创新型人才以及提升教育质量与回报等方面的空间潜力巨大。 2009年，美、法、英国教育投资占GDP比重约6%，日本约3.4%，我国仅2.4%。 其三，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恢复增长的潜力。 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在四个方面，第一，当前我国仍有部分资源要素与市场受限制管制，基础设施、能源、金融等行业的国家垄断程度较高，对资源品价格、利率和汇率等资金价格等的市场化改革仍可推进，未来通过解除以上束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整体经济效率的空间尚存；第二，技术进步与创新方面我国已积累一定基础，但R&D投入有待进一步扩大，整体研究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第三，通过调整与国际对接方式，提升服务贸易，通过中资企业“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等渠道仍可继续享受全球化红利；第四，继续推进城镇化建设、挤出城镇化泡沫、促进国内居民消费的空间尚存，即便以城镇化率51%的官方数据计，未来仍有20%左右的提升空间。 其四，产业升级是未来诸要素增长与新协同机制的核心。 未来我国各要素动力的释放空间与新的协同机制均指向产业升级。 其必要条件是技术进步与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国内外多层次的消费市场，充分条件是未来投资结构的优化；其中，技术进步与创新又需与之匹配的人力资本积累。 因此，产业升级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专于基础扎实、质量提升、居民福利提高的内涵式增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隐患，由粗放式增长过渡到内涵式增长才能重启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周期。 推进市场化改革是经济向内涵式增长转变的关键 记者：内涵式增长的顺利过渡与实现需要建立在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从资本积累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之上。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制度效率与技术进步两方面，而当前中国经济症结即旧的动力机制渐失、新的潜在动力仍处于束缚状态，对此，您有何破解之道？ 连平：我认为，继续推进以市场化为方向的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朝着内涵式增长转变的关键。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从中长期供给和与之协调的需求角度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建议。 首先，供给方面以松绑要素价格、发挥市场作用为主。 第一，继续深化劳动、资源、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逐步开放多渠道资本自由进出要素市场；第二，市场投资主体由政府向民间转移；第三，缩减财政支出以减轻财政收入压力，扩大企业税收体系可调整空间，以结构性减少企业税赋负担缓解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压力；第四，鼓励民间资本主导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保护国产技术与品牌；第五，扩大平衡基础教育资源投入，开放继续教育市场，大力培养科研创新型人才，市场化地形成不同教育与技能水平的差别回报。 其次，需求方面以扩大内需、提升外需层次为主。 第一，通过调整收入分配体系与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将国家财富向民间转移，释放国内居民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第二，未来的城镇化需要以外来人口的市民化为推进方向，通过保证劳动者的正常回报、建立常住人口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让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工自然创造消费；第三，完善国内制度环境，鼓励以民间资本力量为主加快发展咨询、会计、律师、医疗、文化等方面的服务贸易，调整出口结构，发掘国际市场的新的消费潜力。 最后，供需结合点在于产业升级方向与消费需求相匹配。 在市场供需结合方面，未来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的方向应该是通过市场化力量提供与居民消费需求升级相匹配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而民间资本能够相对精准地把握市场变化。 一方面，应继续以技术实力的提升夯实工业制造业基础，以市场需求主导产业升级的方向，加大科研创新力度，突破模仿桎梏，通过精细化、个性化、差别化的供给与经营挖掘中国更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但忌盲目、跨越式发展超出居民实际需求的消费服务业，警惕实体经济空心化风险。 另一方面，通过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企业资源要素的全球配置与消费市场的再扩大。 总之，唯有成功的体制改革才能释放要素新动力与机制，实现我国中长期潜在经济的持续增长；倘若维持现状或改革方向偏误，我国经济增长则将陷入数量与质量皆失的境地。
什么叫新基建
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文｜盘和林集聚新优势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念——“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从本质上看，新型基础设施并未改变基础设施的特征和标准，依然具有一般性和公共性的特征，其“新”主要是相对于传统基础设施而言。 简而言之，新基建区别于老基建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的先进性。 其不仅具有传统基建的基础性、公共性等特征，还呈现诸如新基建以数字技术为核心、以新兴领域为主体、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虚拟产品为主要形态、以平台为主要载体等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的特征。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学界、新闻媒体、资本市场等对于新基建的理解和认识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 从中央和地方历次会议与相关文件中关于新基建的表述中也不难发现，新基建的内涵正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趋势。 这一动态内涵包括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基础设施，但又不仅局限在具体的某个物理设施层面，而是具有良好的产业延展性和包容性。 从宏观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上看，新基建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原因在于，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虽然与以铁路、公路、机场和桥梁等为主的传统基建有所区别，但其在属性上仍属于宏观经济理论传统范式框架中的投资需求和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供给侧。 因而既具备传统基建稳增长的经典属性，又可以助推创新和拓展新消费、新制造与新服务。 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四化同步从根本上离不开“信息化”。 虽然传统基建的发展空间已经收窄，难有大幅上升的空间，但新旧基建之间仍有很强的共生关系，甚至是相互交叉存在的。 在中观层面，数字技术变革正在加速推动全球产业分工深化和国内新旧动能转换，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形态在国内蓬勃发展。 为数字经济匹配的大量基础设施，就必须依靠蕴含先进技术的新基建而非传统基建来完成。 聚焦于微观视角，数字化经济的强势产业集群对新基建真实的需求是新基建作为“社会先行资本”的基础前提，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这样的强势产业集群，如依托数字化平台等。 当然，由于新基建所涵盖的领域和行业范围非常广泛，且处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其潜力与优势的挖掘也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灵活调整。 抢抓新机遇综合新基建优势与数字经济发展本身的技术路径特点来看，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几乎所有的新基建项目建设主体，都肩负着立足国家或区域发展、深耕市场的使命，这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一是历史机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基建作为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基础设施，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我国庞大的市场规模既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市场空间，又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海量大数据资源和广阔的应用场景。 具体来看，新基建蕴含的巨大投资规模和产业协同效应，为锻造中国经济的强度和韧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实现关键技术和关键产品的自主创新这一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 因此，新型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不应仅落脚于短期经济刺激，而要将其作为构建智慧社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先导性工作和重要支撑。 在传统基建扩张增速有限的背景下，大规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是未来长期的发力方向。 在这一过程中，新基建投资的效果如何，不仅要看“硬基建”的情况，更要看运营体制、数据保护等“软基建”的实施效果。 二是政策机遇。 当前，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领域已全面铺开，实践和政策交织推进，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助于提高新基建的长期供给质量和服务效率。 无论是从发展趋势还是从发展潜力上来看，数字经济已然完成对农业和工业经济的跨越，成为当下主流经济形态。 将新基建放到如此重要经济战略高度，绝非心血来潮应对经济下滑的权宜之计。 从近期央行、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出台的措施和释放的信息来看，中央部委贯彻落实稳增长政策靠前发力的信号十分明朗。 新基建已成为中央和地方稳经济的重要抓手，在发展战略和具体行动上都受到了高度重视，在国家和地方出台的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中都有具体安排，这为新基建投资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 三是产业机遇。 凯恩斯的投资乘数原理表明，投资的增加会发挥乘数作用，即在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中引发连锁反应，这一原理在实践中也被不断证实。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每一轮技术革命浪潮都是多部门的协同性爆发增长，而不是个别产品和部门的单点突破。 现实来看，数字新基建政策全面部署以来，与之关联产业也进入了迅猛发展时期。 随着数字化进程不断深入，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场景和业务场景正在不断延伸，对经济和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 仅以5G领域为例，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预计到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的直接投资累计将达1.7万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的投资将超过3.5万亿元。 预计到2025年，5G商用将给中国带来超过8万亿元的经济消费和超过300万个就业岗位。 迎接新挑战首先要重视把握投资质量，提高投资效率。 与传统基础设施赶超阶段面临的确定性目标和技术路径不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采用新兴数字技术，其服务对象也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在技术创新和市场选择过程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 因而与身处一线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的企业相比，政府对前沿技术的不确定性更不敏感。 在结构上，投资新基建应用层的企业较多，而投资基础层的较少，存在投融资资金匹配失衡、结构不合理问题。 所以新基建的投资不同于传统的修路架桥，缺乏技术经验优势和信息优势的地方政府部门很难进行有效信息甄别和评估，极易降低投资效率。 另一角度看，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一般投资规模巨大、投资周期长，且往往涉及多部门协调和互补性投资，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样也遵循了这一逻辑。 统筹规划新基建投资进度，防止走低效重复建设老路，是提高投资效率避免产能过剩和挤出效应的关键。 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消除重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尤其要重点突出民生领域、能够拉动内需的新基建。 此外，在行动上地方政府需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地考虑地区差异性。 其次要警惕投资债务风险，增强造血功能。 新基建虽然具有高技术、高风险、高收益特点，但与传统基建投资类似，同样面临着较强的融资约束。 如果技术路线选择不慎贸然投入，就可能陷入投资债务陷阱。 我国以往传统基建投资在实施过程中主要是财政兜底，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宏观背景下，以政府财政资金主导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 传统的体制机制下，基础设施建设的过度扩张无法避免，地方政府在预算外无序、大规模举债造成了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 由于投资新基建是商业周期更长的“迂回生产”，在新基建投资项目形成清晰的盈利模式和良好的商业闭环之前，单纯的货币资金投入很有可能诱发通胀或催生经济泡沫。 对此，政府要树立对新基建的理性认识，遵循客观规律，循序渐进推进新基建。 克服短期化、功利化倾向，避免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和盲目大干快上而加重自身债务负担。 另一方面，相比于传统基建，新基建折旧期短，可能直接导致新基建的更新换代速度加快。 尽管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新型基础设施如果不能适时发挥作用，不仅会消耗巨额资金，还可能导致新基建出现“未使用已落后”的尴尬局面。 另外，还要注意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拓展融资渠道。 新基建包含大量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传统基建的财政、金融等配套政策难以适配，因而新基建的投资应该是“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的开放式合作生态系统。 这一过程中，应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市场愿意做、擅长做的交给市场，渐次降低政府部门的直接干预水平。 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表，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人工智能、云计算、5G等具体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民营企业同样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 下一步，政府需要逐步放松管制，适度引入市场竞争，制定竞争中性的经济发展政策，破除对民营企业进入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隐性障碍，采取包括税收减免、融资优惠等多种政策措施激励多种市场主体，最大限度调动社会资源和民间资本参与其中。 这将有助于调动更多的资源，加速新基建的建设进度，带动和完善相关产业链。 此外，虽然新基建投资要依靠自身力量，以本国技术水平做根本保障，走独立自主发展之路，但同时也不能排斥引入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在一些新基建领域也可以尝试与外资进行深度合作。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新基建绝非在经济下行期间刺激经济增长、逆周期调节的“特效药”，而是着眼于长期经济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的“助推器”。 基于当前的技术发展阶段，只有认清未来科技革命的方向、演变路径及重点领域，才能有效把握新基建投资风口，推动新基建有的放矢。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比于抓住投资风口，适应新经济的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也同样重要。 通过制度创新，不仅可以使新基建的投资更有效率，也能解决新基建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制度性瓶颈，从而有效地推动新基建发展，甚至提高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效率。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本文刊登于《小康》2022年7月下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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