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而多方面的过程，对各个行业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包括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作为对经济活动的关键投入，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从而直接影响石油公司的业绩。本文将探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对石油和天然气需求增长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石油公司业绩的提振。经济增长与石油和天然气需求
随着经济增长，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会增加，这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和天然气是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发电的重要能源来源。随着经济活动扩大，对这些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增长对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这些过程需要大量的能源消耗，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大幅增加。国际能源署 (IEA) 估计，2023 年中国石油需求将达到创纪录的 1600 万桶/天，比 2010 年增长 40% 以上。经济增长对石油公司业绩的影响
经济增长对石油公司的业绩有着直接的影响。随着石油和天然气需求的增加，石油公司可以以更高的价格销售其产品，从而提高收入和利润。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投资支出的增加，这为石油公司提供了发展其业务和扩大其产能的机会。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振了中国石油公司的业绩。主要石油公司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Sinopec) 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PetroChina) 报告称，其收入和利润均大幅增长。这些公司也受益于中国政府对能源安全的重视，该政府已加大对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生产的投资。其他因素的影响
虽然经济增长是石油公司业绩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其他因素也发挥着作用。这些因素包括：结论
经济增长是中国石油和天然气需求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从而提振了石油公司的业绩。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为石油公司提供了增加销售额和利润的机会，也推动了对能源安全的投资。需要考虑其他因素，例如地缘政治风险、技术进步和政府政策，以全面了解石油公司业绩的影响。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助计划的作用机理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危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国经济较高的外贸依存度（78年为9.80%，04年为70.01% ，07年为71% ），无论是金融领域还是实体经济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因此，从大众舆论一直讨论中国政府是否会“救市”，到从9月开始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拉开了宏观调控干预经济危机的序幕。 从出台的这些政策来看，国家应对这次经济危机采取的是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 积极的财政政策。 国务院决定对财政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继1998年我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再次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国内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明显的问题，经济增长乏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果断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持续快速增长。 2004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 但也出现了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通胀压力不断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又一次相机抉择，从2005年起将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 ” 二。 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 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 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从历史上看，货币政策的变化，始终与一国宏观经济形势紧密相连。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转向，凸显了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心。 “这次调整是在传递国家提振经济的信号。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认为，国内经济已经出现了增速下滑的苗头，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应对之策。 自去年以来，我国GDP增速连续5个季度出现回落，沿海地区的一些工厂经营困难；同时，外需减弱使我国出口面临新的压力。 央行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当前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要确保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及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支持扩大内需，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会对促进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也会为将来经济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宽松’前加上‘适度’二字，就是要强调信贷放松的规模不是全面放松，而是有保有压、有所选择。 ”张斌认为，“将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 三。 具体政策实施(以时间为序)1.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从2008年9月25日起，除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暂不下调外，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汶川地震重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 简评：本来随着近年来的一次次加息，央行加息的空间已经不断缩小。 然而却在今年年初开始，CPI指数开始疯狂上涨，让金融部门陷入到两难境地，如果通过加息来抑制通胀，则会导致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和股市走低，而降息则会纵容CPI高涨。 无奈之下，只能停止调整银行利率，而是改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实现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 就在CPI指数连续四个月下降后，更重要的是8月CPI指数下降到4.9%。 在8月份CPI指数刚刚公布几天后，央行就突然宣布降息，这次情形基本跟往常一样，央行政策跟着CPI指数进行调整。 突然降息不仅是为了打破民众对于银行利率向上调整的预期，这跟最近沿海地区出现的众多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经营困难有很大关系。 央行结束加息周期，进入政策调整期，无疑对楼市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这是央行自2004年10月29日以来首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也是央行9年以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在近几年，随着银行利率的一步步向上调整，国内居民购房的贷款需求也逐步被抑制了。 关于下半年的银行加息预期不断，如果央行再次加息，无疑给正在处于低迷的楼市更大的冲击。 虽然这次央行降息主要是给中小企业解困，但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通货膨胀已经得到合理有效控制，未来银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将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时期，短期内不会再进行重大调整，至少不会继续再向上调整。 因为国家金融政策一般不会在短时期内进行上下调整，除非是国内通货膨胀恶化。 金融环境的宽松将给目前的楼市发展带来活力。 普通居民对于银行加息的疑虑消除之后，在各楼盘纷纷推出特价和优惠价格情况下，居住贷款需求有可能得到释放，推动国内房地产市场逐步走出低迷，进入健康发展时期。 2. 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调整为单边征税。 18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从2008年9月19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将现行的对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按千分之一的税率对双方当事人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调整为单边征税，即对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的出让方按千分之一的税率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对受让方不再征税。 简评：减少股票交易成本可能短期内增加交易量，但是受国际股市受挫，持续低迷的这种本质上金融风险，仿佛有些指标不治本，正如摩根大通经济学家龚方雄预计，“鉴于全球性危机已严重冲击投资信心，18日中国调整印花税的决定可能无力振奋中长期股市。 ” 可能会像过去一些人批评“布票”、“粮票”，现在批评户籍制度一样，取消了它们难道就解决了问题了吗？关键是应该使得附着在它们上面的权利义务的剥离。 单边印花税的实施对短期可能会对股市产生利好现象。 2. 支持央企增持或回购上市公司股份。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18日也表示，国资委一贯强调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要成为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积极力量。 在目前股市低迷的时候，国资委支持中央企业增持或回购上市公司股份。 3. 汇金宣布将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 为确保国家对工、中、建三行等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控股地位，支持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发展，稳定国有商业银行股价，中央汇金公司将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并从即日起开始有关市场操作。 简评：国家增持股票、向国企（大型企业）注资无论是在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都是无可厚非，也曾经有人批评美国救市是搞社会主义，且不谈国家用公众税收拯救企业的合理性，单就国家调控市场经济的工具而言，大型企业盛衰尤其关乎基本民生的领域，国家对其扶持也是情理之中。 但是在其发展逐渐成熟的时候更应该增强自身的风险预警机制和抵御风险完善缺陷的免疫力。 4. 10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同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从10月6日起继续接受非金融企业中期票据发行的注册。 简评：重启中期票据发行将有助于部分大型企业获取流动资金，缓解其融资困境，不排除将资金用于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同时，由于中期票据发行有一定门槛限制，因此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帮助有限。 5.10月5日证监会表示，将于近期启动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工作。 简评：有人称之为“买空卖空”的套现，证券公司融资困难在股市低迷的此刻尤其困难，推行这项业务既能扩大收益也能扩大损失。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的推出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也为当前的证券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对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发展与改革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 6. 10月8日，国务院决定自2008年10月9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0月1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从10月9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 简评：对于这两项相互矛盾的措施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免征利息税明显会增加个人储蓄，并且会成为个人所得的避税港，并且当前通货膨胀调控得当，没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 下调准备金率也明显是对股市利好的政策，因此可见国家对这两项措施同时出台目的不同，无意冲突。 7. 10月21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提高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 简评：此次政策调整主要为了应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出口增速的放缓，通过减轻出口企业经营压力，促进出口企业自我发展，提高应对风险能力。 此次大规模调整商品出口退税率再次凸显了中国政府“保增长”的宏观调控意图，也是继近期增加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实施新的外汇管理条例和两次下调“双率”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调控举措。 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动荡、全球经济减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趋势明显，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字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为9．9％，这一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3个百分点。 通过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将有助于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支持中小企业克服经营困难健康发展，从而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 此外，通过提高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将有利于引导企业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 8. 10月22日，财政部宣布，从11月1日起，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1% ，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土地增值税。 金融机构对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性普通自住房提供贷款，其贷款利率的下限可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 。 同时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各档次利率分别下调0.27个百分点。 地方政府可制定鼓励住房消费的收费减免政策。 简评：明显的鼓励买房提振房市的措施，对于政府拯救房地产市场一直以来观点不一，包括美国收购“两房”很多人认为这是对房地产商的保护。 房价虚高，产生泡沫是众所周知的，以北京为例，首都房价确实该长，但是明显不能一直扶摇直上。 0.7倍的基准利率经过测算便知会出现“存贷倒挂”现象，当然这或许这是形式上的口号，用以提振大众信心是主要目的。 鼓励购房的这些措施的出台让人也不得不产生悬念：这不会造成中国的“次贷危机”吧？房价不降，不改变“土地”财政等根基性的顽疾，成效显著的背后或许是一些人谋得了灰色收入和搭了政府便车，占了政策的便宜。 9. 10月29日，央行宣布，从10月30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下调0.27个百分点。 简评：一个月内两次降息，足以见到政府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调控过火，和刚灭了火又去救水的现象。 不过这样添油战术的效果往往不会特别明显。 10. 11月4日，央行表示，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不再加以硬约束。 简评：有人说危机危机，既是危险又是机遇。 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来说也是机遇。 目前中国金融资产、企业、操作过于国有化，防范风险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提高到了小巷当中，适当放手金融商业市场的管束也是金融市场完善的措施，当然也有人认为正是中国金融的相对封闭保护了金融领域（比如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但是金融资本全球一体化加快，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的程度要求了我们金融市场的改革迫在眉睫。 11. 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 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 简评：这是财政政策的一个大手笔，基本投资4万亿，拉动地方和各方投资十几万亿，可能让西方国家看得瞠目结舌，也有一些国家赞叹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力度，但是我们自己应该头脑清醒。 投资促进经济不错，应该注意的是一要严防腐败，二是要防止政策失误，投资偏离方向。 这些投资主要是基础工程和民生方面，直接促进消费的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增加农民收入，看好农村市场，扩大内需目标指向农村也成为这次“土改”题中之义，没有实际增收何来消费？李昌平教授曾经说过“有人测算最近十几年以来农民实际收入增加不超过9%（扣除通胀因素）” 因此，这次大手笔改善民生轮也该轮到农村了。 12.推进增值税转型。 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提交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简评：增值税制的一大优点是能够避免生产专业化过程中的重复征税问题。 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水平的大幅下调，将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面对中小企业目前的关闭困境，不管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6.7万家还是像一些领导辟谣说的那样，出口困难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生存都遇到了麻烦。 一些人提出的借这次危机正好促进制造业转型，但是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不得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列。 吴敬琏先生也提出了中国制造业转型的障碍 。 此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还将通过调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等政策在税收上进一步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 当然实施消费型增值税也会造成财政收入的减少，据统计会大约减少税收2000亿元，有人质疑这会不会给4万亿的支出造成后力不足，时机选择不对。 13. 11月5日，发改委表示，明年我国将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和良种、农机具和农资补贴，较大幅度提高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投入。 简评：从十七届三中全会一路过来，可以看到中央支农决心，记得******总理到人民大学看望学生的时候说：“不了解三农问题的中国领导者不是称职的”中国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城乡二元结构在多方面阻碍了社会发展，真正到了不改不行了。 14.11月10日，******部署落实中央政策措施的七项工作。 1、加大投资力度和优化投资结构 2、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 3、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4、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 5、着力提高企业素质和市场竞争力 6、认真做好金融财政工作 7、推进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 15.11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四项实施措施：措施1 核准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措施2 提高3770项产品出口退税率措施3 确定灾区重建基金具体方案 ，措施4 加强支持林业生态恢复重建 。 16.11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十项措施，应对工业增速下行压力。 财政部：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将为企业和社会减轻负担约190亿元，财政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共51.1亿元。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从2009年1月1日起，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的水平按照当地08年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的10%左右确定。 国土资源部：从2009年起国家逐步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17.1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从2008年11月27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1.08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 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利率。 从2008年12月5日起，下调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下调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 同时，继续对汶川地震灾区和农村金融机构执行优惠的存款准备金率。 简评：之所以综合这几项措施一起，是因为或许一些并不简单是为了应对这次经济危机所采取的，但是或多或少都会对经济复苏和发展产生影响。 同时通过这些政策可以发现应对这次经济危机货币政策应用的较97年金融危机要多，财政、货币政策形成组合拳，更为自如。 尤其是中小企业问题、农村发展问题等都是基于长期发展目标的，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危机问题。 目前来看，经济危机还没有接近尾声，正如成思危所言：“中国无力英雄救美”，他预测本次金融危机2至3年内就会过去，从2011年开始将迎来世界经济的复苏。 至于中国的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如何，有些已见成效，走出经济危机还要各方努力。 政府要解决的就是“二元经济”！要把过热的基础建设收紧，吧资金用到过冷的制造业，引导民间资本回流到过冷的领域，政策扶持，增加就业，让老百姓的收入提高。 不要老是盯着“保八”这个政绩工程！总而言之就是要务实不要务虚！！
分析下中国货币发行和我国经济增长因素的联系。谢谢
中国现阶段通货膨胀的结构性与输入性特征，与货币政策无关，即通胀的发生机制不是来自国内货币供给过度所引发的总需求膨胀，而是因为人地关系长期紧张所引发的以粮食为中心的食品价格长期上涨趋势，以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 坚持以货币紧缩政策来治理通胀的人总在说“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这话没错，但过度的货币供给不是发生在国内，而是发生在国外，是因为美欧国家用金融衍生工具创造了巨量的准货币形态的衍生金融产品，才造成了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 这个源头堵不住，输入性通胀就防不胜防。 如果硬性地要用货币紧缩来抑制通胀，被紧缩住的只能是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胀，这已经为自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以来中国宏观调控的效果所证明。 输入型通胀，是一国的外部产品供应商通过提价行动从进口国分割出一部分收入。 而对进口国来说，如果国内市场需求旺盛，进口商品使用者就可以把这部分因进口价格提升所增加的生产成本，通过提价行动向国内市场转嫁。 这个变化过程就是进口价格提升一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是升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提升的价格传导过程。 而若国内市场不景气，这个价格传导过程就会被国内的市场需求萎缩所压抑，从而转变为使用进口产品的企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与工资增长停滞。 从今年下半年通胀形势看，在5月～8月份的物价“翘尾”因素消失后，9月份以后通胀率有可能强劲反弹，原因还是会来自粮价的上涨和初级产品输入方面。 首先，粮价是食品价格的核心，粮价涨，食品价格就会跟着涨，而自2006年第四季度通胀抬头，就是自粮价上涨开始的。 根据农业部2008年初的统计，今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了0.4%，夏粮播面增加了1%，则秋粮应减少了0.5%，而秋粮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80%。 今年入汛以来，洪涝灾害多于往年，而且上半年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率已超过20%，这三方面因素都可能导致秋粮平产或减产，甚至在增产的背景下粮价仍然上升。 其次，输入型通胀会更严重。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显著上涨发生在2007年7月份以后，这与2007年7月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是直接联系的，正是由于次贷危机的爆发，把大量原停留在金融市场的国际资本驱赶到了国际商品期货市场，由此导致了国际性的资产价格通缩与商品价格通胀。 次贷危机爆发一年后已可以看清，后续的危机会更猛烈，在此已不需用大量资料数据来说明。 分析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时候，必须把握住一个关键点－－国际资本的运动轨迹和趋势。 长期以来，国际金融资本活动的主要领域包括股市、债市、楼市和衍生金融产品在内的金融市场，美欧金融市场容纳的国际金融资本量都是以数十万亿美元计。 在以前的金融风暴中，例如拉美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等，国际金融资本都是从这些边缘金融市场向美欧中心金融市场回流。 在本次次贷危机爆发后，则首次出现了从美欧中心金融市场流向商品期货市场和新兴金融市场的情况，这才有了国际大宗产品价格暴涨，以及中国这样的国家有巨额“热钱”流入的情况。 次贷危机到目前还远未结束，如果还会朝更严重的方向发展，则国际金融资本的运动方向就不是向金融市场回归，而是以更大的幅度流出，其流入的方向会延续一年以来的方向，即一是流向商品期货市场，一是以“热钱”方式流向中国等发展形势好的发展中国家。 由于国内的粮价上涨和国际的输入型通胀在下半年都会更严重，因此CPI上涨率在9月份后可能反弹至10%，而经济增长下滑的势头则可能比目前更明显，这就对政府如何实现“一保一控”的宏观调控目标造成了更大难度。 （二）国际热钱更大规模流入和由此产生的巨大货币流动性风险 目前美欧金融市场容纳的国际资本额大约在百万亿美元上下，即使流出1／10也在10万亿美元之数，实际可能会远高于10万亿美元的规模。 但国际商品期货市场一直以来所容纳的资金不过万亿美元，再流入一倍，再把石油等商品价格拉高一倍可能也就到了各国经济承受力的极限，所以更多的、高达十万亿美元以上的国际资本就只能在货币市场进行利差、汇差投机交易，以及到经济增长状态尚好的发展中国家寻找牟利机会。 目前不管用什么方法测算，在中国的外汇收入中热钱的规模也超过了一半，今年上半年则不低于2／3，如果今年下半年在美欧金融市场爆发新的更大危机，则下半年流入中国的热钱可能达到5000亿～8000亿美元，全年新增外汇储备则可能超万亿美元。 以前许多人坚持认为，热钱流入是为了炒中国的股市和地产，这样的热钱肯定有，但应该不是主体。 热钱流入的主体首先是看好中国经济的强势增长背景，其次还是看好中国的利差与汇差这两方面盈利因素。 自今年初至6月末，人民币已经升值了7%，人民币的基本利率也比美国高出两个多百分点，合计已高达9%以上，而美国股市上半年已下跌了11%，上市公司盈利率下降了13%，如此若在年初把美国股市的钱抽出来转换成人民币存款，减亏增盈已超过20%了。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国际热钱的流入可能会长期持续与长期驻留，因为次贷危机所导致的美国经济衰退与世界经济衰退，可能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情景一样，走出一个大“L”型曲线。 如果真出现了这种趋势，国际热钱的流入至少在中期即3～5年内会随次债危机的深化而持续，年度流入规模可能在5000亿～亿美元，此后热钱的流入规模虽然会回落，但由于美欧中心金融市场长期萧条，则可能在中国长期驻留，并渗入中国的资本市场。 热钱流入的风险从长期看是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对短期与长期经济运行都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如何控制由此所带来的巨大货币流动性增长问题。 如果在未来3～5年内热钱流入加正常外汇收入使年均外汇储备增加额达到1万亿美元，则央行相应投放的基础货币就会高达6万亿人民币以上，经货币乘数放大后进入货币市场，年均新增货币供给总额就高达25万亿元，而经济增长所能吸纳的年度新增货币量只在10万亿元上下，年度货币对冲操作规模就在15万亿元左右，这对央行的挑战是巨大的。 由于利率已被证明是热钱流入的主要诱发因素，所以自年初以来央行控制货币流动性的手段就集中在央票和准备金率这两个方面，但使用这两种工具都有各自的问题。 央票的弊端在于政府会由此而背上沉重的亏损包袱，一年期央票的利率为4%，而美国2年期国债的利率只有2.5%，比中国央行28天正回购利率的3.2%还低，若人民币年均升值3%，则央票年均亏损率应不低于5%，如果要求用央票收回15万亿元的货币流动性，央行的亏损就会高达750万亿元，相当于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总额的15%。 使用存款准备金率的问题在于，随着准备金率的提升，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必然不断减少，在收紧商业银行放贷能力的同时，也必然造成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下降。 目前的存贷款利率水平相差80%，若存款准备金率提升至20%，则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水平就得打个八折，降至60%，而A股银行的平均营业费用比率接近50%，所以用提升存款准备金率来回收货币流动性的做法也不是无限的，这个边界就是商业银行的平均盈亏边界，20%可能就是上限了，再提高部分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就会被挤垮，因为像工商银行这样的大银行，其营业费用比率在30%上下，而中小银行的费用比率则普遍高得多。 今年年初以来，中小企业普遍出现融资困难，不仅与央行的持续紧缩货币有关，恐怕也与更多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在准备金率提升后盈利能力下降甚至发生亏损，从而不愿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有关。 （三）生产过剩的风险 本文认为，2003年以来中国出现的所谓“内外失衡”，是外部失衡掩盖了内部失衡，如果中国市场化改革没有深入到产权阶段而不断拉开了收入分配差距，就不会产生日益增长的庞大国内储蓄，就不可能通过庞大的投资活动而形成日益增长的产能，也不可能出现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 新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型经济的转变，基本上吸纳了中国的剩余产品，使中国的物质形态的产品过剩转变为价值形态的外汇储备过剩，从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可以避免市场经济传统意义上生产过剩危机的出现。 但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随着地产、股市和金融衍生产品等资产泡沫的一个个破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金融商品交换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物质产品的过程趋于萎缩甚至可能中断，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就会“水落石出”。 这个矛盾将集中表现为当外需萎缩导致贸易顺差缩减的时期到来后，由于国内的分配矛盾，中国无法找到有效的途径提振内需，但5年以来庞大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又在不断释放，这个过程就会极大地压低投资者意愿，从而使5年以来一直引领中国需求增长、且在需求中始终扮演主体角色的投资需求明显萎缩，进而压低中国经济的增长水平。 这个情况已经显现，例如今年上半年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只有1.5%，而扣除投资价格指数后，实际新投资增长率已是负的8.5%。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居民收入始终只能是投资和出口的函数，如果贸易顺差和投资双双萎缩，居民收入就不可能有实质性增长，而调整储蓄与消费的比例又受到分配关系的制约，所以消费是不可能挑起需求增长大局的，目前在通胀刺激下的消费需求反弹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次贷危机所导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因此中国重新走回靠外部失衡解决内部失衡的道路，至少在未来两、三年内比较渺茫。 所以正视国内经济增长中所蕴含的矛盾冲突，立足于国内的体制改革与战略调整，应比重视国际矛盾更重要。 二、今后一段时间宏观调控的取向及政策工具组合 （一）如何处理好反通胀与保增长的关系 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无论是在中国内部由于人为的矛盾所衍生出的结构性通胀，还是在中国外部由于美欧所创造的国际性货币流动性泛滥及其所导致输入性通胀，都是独立于中国货币当局之外的不可控变量，尤其是输入性通胀更可能成为推高下半年CPI的主要原因，对此中国货币当局想用持续紧缩货币供给的办法来消除，是不会有显效的。 紧缩货币紧不出土地，也挡不住人口增长，所以通胀在短期乃至中、长期内的不断走强是一个客观趋势。 从全球范围看，在主要国家中目前只有中国具备在忍受较高通胀率的同时，保持住经济较高增长率的条件，这主要体现在2007年7月以来，只有中国的通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而在美国，通胀率已经是经济增长率的4倍，欧元区是1倍以上，日本是通胀率与增长率大体持平，中国则是通胀率比经济增长率低30%。 这说明通胀还没有破坏经济增长中的主要正常关系。 从理论上讲，通胀对经济增长中正常关系的破坏，主要是因为物价的持续上涨使企业在生产核算中失去了可靠的价值尺度，从而影响了现行的生产核算与未来的投资安排，因此如果物价上涨率平稳，能使企业建立稳定的预期，实际上年均3%的通胀率与10%的上涨率恐怕也没有太大区别。 必须说明笔者不是在主张“通胀无害论”，而是在说明如果通胀必须被接受，其尺度是应放在经济增长率≥通胀率上。 如果说应该找到一个“保增长”与“控通胀”之间的平衡点，这就是平衡点。 必须防止的一个倾向是为了抑制通胀而大量使用行政手段来控制物价上涨，结果物价上涨虽然在短期内受控，但却导致了市场价格关系的扭曲，同样会形成价格关系紊乱的通胀后果。 用行政手段控制物价的考虑，是基于通胀是偶发因素所致，但客观情况是通胀会在中期内走强，在长期内存在，用行政手段控制物价的做法就会日益显现出巨大弊端。 特别是在输入型通胀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用行政手段所构造的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原材料与粮食等价格低谷，会诱发日益严重的走私，使中国的国民财富大量外流，最终是得不偿失的。 因此，至少在今年下半年直至明年全年，中国宏观调控对通胀的方针，一条是应提高CPI年均上涨率的上限，例如允许上升到10%；另一条就是以理顺价格关系为主，提高因上游产出提价而发生亏损的那些产业、行业的产出价格。 还有石油和粮价，应尽量向国际价格靠拢。 反通胀是为了民生大计，但压低平均价格上涨率并不能很好地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中国目前存在着较明显的分配矛盾。 中国目前通胀的特点之一是食品推动型。 而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食品开支比重即恩格尔系数是不同的，居于收入高端的20%的居民恩格尔系数只有20%，而居于中下端的居民恩格尔系数却高达50%，所以若计算高收入居民的CPI，目前大约只有50%，而中、低收入居民的CPI却已高达15%。 因此，在反通胀中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家财政进行转移支付，对中、低收入人口实施物价补贴，使他们在较高通胀率时期不受通胀的侵害。 从这个意义上讲，提高个税费用扣除额的重要性显然应该放在补贴低收入人口之后，因为低收入人口的月收入水平已经很低，目前的个税费用扣除额已经远高出了他们的月收入水平，例如目前中国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最低月工资水平，最高的城市是深圳，也不过刚满千元。 在忍受较高通胀率的基础上“保增长”，从目前看最重要的，是对货币政策的调整。 目前有一种观点说是“紧货币、松财政”，或者是“货币保稳定、财政保增长”，这些提法笔者都不赞成。 2007年以来，特别是今年年初以来为反通胀所实施的持续货币紧缩，已经成为导致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最大因素。 如果通胀在一个长时期内难以被压低到理想水平，货币供给增长率就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的需要，也必须考虑物价上涨对货币的需求。 从历史数据看，1991～2007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5%，GDP平减指数年均为5.6%，而广义货币M2的年均增长率为21.2%，所以扣除价格指数后的货币实际增长率年均为14.8%，相对于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4.3个百分点，而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6%，二季度为10.1%，两个季度的GDP平减指数分别为8.3%和9.1%，M2则分别为16.3%和17.4%，所以实际货币增长率分别为7.3%和7.6%，比实际经济增长率都低了2.5～3.3个百分点，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前经济运行中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钱荒”，进而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 目前央行已经把年度贷款指标上调了5%，这恐怕是不够的，如果下半年的GDP平减指数攀升到10%以上，若要把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0%，M2的增长率就应保持在20%以上，若再宽松一点，让实际货币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出2个百分点，下半年M2的增长率就应提升到22%，即是说下半年的货币供给增长率相比上半年应提高三成，这才能较好地做到“保增长”。 所以，较好的宏观调控工具分配，应当是“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而若如此，两者就都具有扩张的特征了。 （二）如何处理好热钱流入与回收货币流动性的问题 以上分析说明，更多热钱流入与次贷危机的升级直接相关，由此也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货币流动性矛盾，而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和央票对冲都面临巨大的难题，而次贷危机的长期化，还会导致国际热钱在中国的长期滞留，虽然在短期内不会导致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长期看却很难说，所以解决这个难题也必须着眼于长远。 如果“堵”和“收”的办法都不好，就只能“疏”，即是给热钱找一个好去处。 我曾分析过，未来15年中国股市规模可能增长到500万亿～600万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资产池，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货币收纳池。 目前中国股市走势已经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严重脱节，这既是信心问题，也是受到了货币持续紧缩的巨大影响，因此如果把由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的货币流动性增长引导到股市，则可免去必须不断扩大回收过剩流动性的苦恼，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所必须。 对庞大的国际热钱来说，开放国内的资本市场，允许以外汇购买各种证券也是一个选择，但在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的时刻，在目前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和走出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可以考虑的一个办法是，走局部开放的道路。 还必须指出，即便应当把庞大的过剩流动性引入资本市场，也不要引入地产领域。 中国的长期格局是人多地少，目前已经引发了严重的食品推进型通胀，也同样是决定地产价格长期高幅度增长的因素，目前由于资金供应紧张和经济下滑所导致的地产价格下跌是暂时的。 除非中国真正走出了1998年以来所确立的单一住宅商品化道路，实行了社会保障房与商品房两分开的政策，使中、低收入城市人口的住房有了保障，否则就不能放松对地产价格的控制，更不能向地产领域释放货币流动性。 （三）如何防止生产过剩危机的出现 今年年初以来贸易顺差已显著萎缩，未来的投资需求即新上项目投资自2007年以来就不断下跌，今年上半年则出现了较大负增长，似乎只有依靠扩大消费需求来解决问题了。 但是在分配矛盾深化的背景下，扩大消费需求始终会受到体制方面的制约，即使想改革也不是短期能见效的，因为改革的方向不是走平均主义的回头路，而是像发达市场通常所做的那样，建立社会转移支付体制。 在美国、西欧和日本，通过国家财政进行的转移支付一般要占到GDP的40%以上，在北欧国家更高达60%以上，而在中国，财政收入仅占GDP的1／5，其中转移支付的比例就更低。 显然，通过改革来解决扩大内需的问题在短、中期内也不现实。 本文认为，在中期内解决生产过剩矛盾的主要出路，是政府大量发行国债来大力推动城市化进程。 首先，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世界各国的平均城市化水平都在55%以上，东亚经济体如日本和韩国则在75%以上，而中国目前还不到40%，中国明显存在着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情况，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这个差距迟早要补上：其次，中国目前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14%，而欧元区认为60%是正常标准，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目前已超过70%，日本则更高达140%。 中国今年的现价GDP将超过30万亿元，按60%的政府负债率计算，国债规模可近20万亿元，是2007年财政收入的4倍。 如果在未来3年内把国债比率提升至30%，每年因财政支出增长所新增的国内需求就将高达8万亿元，并且还可以引出更多的社会需求。 只要能用宏观调控工具创造出需求，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可持续。 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现阶段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需要大战略，即城市化战略，这不仅可以解决短期内的需求不足问题，更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经过的路程。 最后还必须指出，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正在给中国提供一个新的国际机遇，就是发达国家的重工产业资本向中国的新一轮大规模转移。 在金融泡沫膨胀时期，发达国家的居民都可以从财富效应中普遍受惠，但在金融泡沫破灭后，国际金融资本向实物商品领域的转移，却一方面使财富效应消失从而紧缩了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又从食品、能源和工业初级产品价格的暴涨中，进一步降低了发达国家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使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市场更加萎缩，这样就会使发达国家产业资本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例如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汽车销售量在今年上半年分别下跌了15%－29%，并且都相继报出了巨额亏损，其中通用汽车的亏损高达155亿美元。 这种态势继续发展，就会逼迫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进行转移，而在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拥有承接发达国家重工产业转移的最好条件。 所以，美国次贷危机就可能成为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最好外部条件与机遇。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学会）
石油价格下调对中国有那么不利的影响？
若您指的是油价下调对中国石油股票的不利影响，油价与石油股票成正相关，即油价上涨，石油股票也会上涨，油价下跌，石油股票也会跟着下跌，因此，油价下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石油股票下跌。 因此，投资者可以在油价上涨的时候，配置一些与石油相关的股票，在油价下跌的时候，卖出，或者减少石油相关股票的配置。 影响油价涨跌的因素有：1、供求关系供求关系是影响石油价格上涨的直接因素，即当市场上的石油供不应求的时候，会推动石油价格上涨，反之，供过于求，则会导致油价下跌。 2、美元影响长期以来石油交易价格主要以美元来计价，美元贬值说明了美元的实际价值在下降，所以要想买到同等的石油，那就需要支付更多的美元，表面上看就直接导致石油了价格的上涨，反之，则会导致油价下跌。 温馨提示：以上解释仅供参考。 应答时间：2021-10-28，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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