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上半年，中国经济遭遇令人费解的“消费悖论”。一方面，在消费能力和意愿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居民消费潜力却未能兑现为消费支出的强劲增长。另一方面，消费意愿与储蓄意愿的“跷跷板”关系不复存在，两者出现了罕见的同步上升。据笔者的数据分析，这是因为我国消费潜力存在结构上的新旧错配。当前消费升级的重心在迅速下沉，而零售业态、供给结构、配套环境等要素还未能适应这种变化，致使消费新潜力未能充分释放，而旧动力在过快消退，限制了消费引擎总体发力。由此，当前消费增长乏力是阶段性、结构性的，将随着结构桎梏的瓦解而得到显著改善。
一般而言，消费引擎的强弱取决于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两大要素。在消费能力层面，年初至今，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保持平稳，而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却呈下降趋势，两者的剪刀差继续扩大。可见，消费能力并非拖累消费支出的主因。在消费意愿层面，自去年3月国际环境出现较大变化以来，消费者信心虽有较大震荡，但中枢水平维持在历史高位。由此可知，虽然外部风险压力可能部分强化了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但并未扭转消费意愿上行趋势。
从学理上看，消费意愿和储蓄意愿始终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例如，2015年至2016年，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消费信心下滑，储蓄意愿上升。2017年至2018年首季，得益于经济强势复苏，消费信心上行，储蓄意愿下滑。然而，去年四季度至今，这一“跷跷板”关系被颠覆，消费意愿和储蓄意愿携手上升。对此异象的合理解释，很可能是主动的消费意愿未能得到有效满足和释放，进而被动转化为了储蓄行为。
“有钱花+愿意花”构成了消费潜力，但这不意味着潜力能顺利转化为动力。分析发现，从2017年起，总体消费意愿比例震荡上行，而大额商品消费意愿比例持续下行，至今年已触及历史低谷。这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升级正处于结构上的新老交替中。消费升级的原有部分，集中于大额商品消费，以汽车、高档商品消费为代表；消费升级的新部分，即消费升级重心下沉，从高档消费品转向中档消费品、从一二线城市转向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由上述指标的分化可知，消费升级新部分的意愿正在增强，而旧部分的意愿迅速下滑，而以今年为起点，消费升级重心下沉有望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只是，当前的供给结构未能及时匹配这一结构性变化。一方面，旧动力早衰。受制于环境、交通等政策，汽车消费过快跌入周期底部，另一方面，新动力受限。受制于商业模式、物流运输、交易成本、信息匹配等因素，业态调整的先行“点”和落后“面”产生巨大反差。这表现为，炒股入门，更为依靠传统零售业态的消费今年表现不佳，黄金周消费增速首次降至个位数，而“6.18”电商节则依靠80后、90后的新人群，低线城市新市场以及直播带货、定制化产品等新渠道，跨越了不利因素，实现了消费额的爆发式增长。新旧两动力的交接形成过大的空档期，造成了消费动力的阶段性不足。
从全球格局看，由于多国贸易摩擦的起伏和经济复苏的蹒跚，我国增长重心转向内需已是必然选择。而内需重心从投资切换至消费也已是大势所趋。尤其在当前“结构性去杠杆”不动摇的政策立场下，消费引擎将成为政策加码“稳增长”的新重点。下半年，多个方向的政策有望形成合力。
第一，加速新力释放。顺应消费重心下沉的趋势，新一轮基建发力有望着重完善低线城市及广大乡镇地区的消费基础设施，打通新零售向县域经济的渗透渠道。同时，加速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激活县域经济对医疗、服务、教育等服务消费的升级需求，这一过程亦将创造当地新的就业，进一步夯实地区消费能力。
第二，避免旧动力过快流失。在新潜力充分释放之前，适度保留旧动力依然必要。短期看，在“因城施策”的基础上，下半年或将推出更多针对汽车、家电等大额消费品的补贴政策，有望拉动汽车销售走出低谷。长期看，二线和一线大城市落户限制的放松或将加快落地，通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拉动与住房、汽车相关的商品消费需求。
基于对中国“消费悖论”的拆解，笔者有以下三点判断。第一，随着针对性政策的推出以及市场的积极转型，下半年我国消费增速有望温和回升，成为“稳增长”新基石。第二，消费重心下沉将创造结构性机遇。大众消费、低线城市和农村消费、服务消费有望成为消费引擎最为强劲的发力点，值得长期布局深耕。第三，“增质”红利或将率先体现于消费领域。在美国、韩国经济“增质”期，消费领域均率先成为市场繁荣的新支柱。下半年，伴随消费总量增速的回升及结构机遇的显现，消费领域所蕴含的经济“增质”红利有望加速向市场映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