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2666v3)

admin 2024-12-24 2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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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666》的创作笔记里，波拉尼奥提到这部小说有个“秘密中心”，它藏在整部作品的“有形中心”之下。这个“有形中心”显然就是圣特莱莎。而波拉尼奥则借书中一个人物之口说，“那里藏着世界的秘密。”那个秘密是什么？是罪恶，是暴力，是杀戮，是最终要将一切光明和温暖吸入死亡和虚无的黑洞，是2666。这就是世界的秘密，或者说，真相。那就是：最终，不管怎么做，我们都会失败。

《2666》

但我们依然要与之对抗。因为事实上，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也是我们生存的意义所在。所以法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娃指出，面对当今这个黑暗残暴的世界，已经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反抗，所以我存在”。所以波拉尼奥说，要做一个“永远在战斗”的战士，要直面敌手，“既不求饶，也不手软”。这也正是波拉尼奥自身的写照。虽然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但从他最后的写作（也就是《2666》）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恐惧，焦躁和迟疑，它就像米开朗基罗的壁画，不仅宏伟而壮观，而且每一个细部都无比精致。

同时，虽然《2666》里充满了末日般的黑暗和绝望，但始终都有某种对抗力量，像一股暗流，贯穿整部作品。它和小说的“秘密中心”，也就是世界的恶，形成了一种力量上的对峙和平衡。而这股暗流的来源，不是大自然不是国家也不是宗教，而是一个小说家。一个隐士般的小说家。一个孤独的战士。而他的唯一武器，是他用语言编织的故事。

以下内容节选自孔亚雷《极乐生活指南》

本文为节选

01 关于评论家的部分

K第一次读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小说是2007年，在美国亚马逊网站。那本书是《荒野侦探》。亚马逊网站有一个功能，你可以读到很多书的前几页。K因此读了好几百本英文小说的前几页。当然，这其中就包括《荒野侦探》。他立刻被小说那既冷漠又伤感，既清醒又疯狂，充满黑色幽默和朋克电子乐节奏的语言所倾倒。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虽然这个说法有点夸张——把它搞到手。几个月后，他收到了从美国寄来的书。他把书放在随身带的包里，放在床头，放在厕所，总之，放在任何可以读的地方。他很快就读完了。

罗贝托·波拉尼奥

有些事你只有在结束之后才能做出判断。比如做爱质量和小说结构（虽然事先会有预感）。K惊喜地发现，《荒野侦探》的结构跟它的语言一样骇世惊俗。这部厚达672页的小说里，没有正常意义上的主人公，没有线性的叙事线索，甚至没有开头和结尾。它由一个十七岁诗人的长篇日记（其中弥漫着荷尔蒙、性爱、大麻，当然，还有诗歌的气味）和上百段随心所欲的第一人称访谈（从作家到妓女到律师到乞丐到杀手，无所不包）组成。而这群庞杂而零碎的材料之间只有一个松散的连接点，那就是贝拉诺和利马，两个神秘诗人，两个“本能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发起人。整部小说就像一面天空那么大的镜子被砸成了无数碎片：一片美丽而性感的混乱。一座宏伟的虚无。一种葬礼式的狂欢。

K决定将它列入“爱不释手”级。事实证明，热爱它的并不止他一个。2007年底它被评为《纽约时报书评》年度十大图书及亚马逊网站年度编辑选书，而在被翻译成英文之前，它早就获得过拉美最高文学奖，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苏珊·桑塔格称波拉尼奥为“真正罕有的天才”。最常被评论家拿来和他相提并论的作家是马尔克斯。而最常拿来和《荒野侦探》相提并论的——可以想见——是《百年孤独》。

马尔克斯

英雄所见略同。但严格地说，K并不是评论家。虽然他发表过一些不错的书评（比如说评论雷蒙德·卡佛和保罗·奥斯特的文章），但他的评论对象仅限于外国文学。这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基本不读中国小说（读不下去）。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K认为自己主要是个小说家。他出版过一部小说（反响和销量都很一般）。也翻译过一部美国小说（比一般好一点）。也许可以这样说——我想K会同意这种说法——K不俗的文学品位主要来自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憎恶和对世界文学的狂热。在寻找（并享受）世界新文学方面，他就像一只灵敏而不懈的猎犬，或者一头专门擅长找松露的猪。

所以，不难想象，当《荒野侦探》的中文版2009 年出版的时候，他已经读过了五部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小说（分别是小长篇《美洲纳粹文学》《遥远的星辰》《智利之夜》《护身符》和短篇集《世界上最后的夜晚》，都是英文译本），并在翘首以待第六部，也是最长最重要的一部，《2666》。当《2666》英文版终于发行的时候，他买了两本。一本平装一本精装。一本放在城里，一本放在乡下（他在乡下租了座农舍用来度周末）。当他看完（两遍）长达912页的《2666》之后，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K已经是中国最权威的波拉尼奥专家——虽然事实上并无权威可言，因为当时在中国，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几乎没有人知道波拉尼奥是谁。

02 关于《2666》的部分

在波拉尼奥去世前（他显然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叮嘱他的出版商将《2666》分成五部单独的书分别出版。他们甚至商定了出版的时间（一年一本）和价格。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担心如果作为一个整体出版，这部书会因为太厚而不利于销售，而他希望他的家人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保障。但最终，在各方商榷下（他的家人、生前好友和出版商），他们决定将其作为一卷本出版。这部分原因是经济上的压力在减小（因为《荒野侦探》在欧美的成功）。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波拉尼奥本来就是把它们当成一部书来写的。也就是说，它本来就应该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五部）。

《荒野侦探》

但正如上面这个小故事所提示的，组成《2666》的五部分彼此显得如此独立，以至于你可以把它们看成五部单独的小说。然而就像南美秘鲁纳斯卡平原上的史前神秘巨画，当身处其中的时候，你只能看到一些独立的、似乎没有关联的雕刻，只有当你翱翔在高高的天空中向下俯瞰，你才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巨大完整的图案。《2666》也是一样。我们只有飞到足够高的空中去俯视整部小说（也就是说，要读完一遍甚至两遍），才会发现，那些百科全书词条般，那些无限星光般，那些仿佛随心所欲天女散花般的无数故事、情节和插曲，组成了一幅巨大而清晰的图案。

所以，让我先带你飞到空中去观赏一下（在你读完一遍甚至两遍之前，而且，幸运的是，伟大小说的标准之一就是：剧透将丝毫无损于它的美好——任何事情都将无损于它的美好）。

一，关于评论家的部分。四个文学爱好者，分别在不同的地点（英法西意），不同的时间（但都在八十年代），疯狂地迷上了同一个神秘的德国小说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说他神秘，是因为除了他的十几部小说，找不到任何与他有关的个人信息，没有照片没有简历没有家庭更没有传记。除了都热爱阿琴波尔迪之外，这四个人（三男一女）还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他们后来都成了德国文学评论家；他们之间都交错发生过或柏拉图或色情片式的爱恋关系；他们都决定前往墨西哥边境一个名叫圣特莱莎的小城，其原因来自两条传言，一是阿琴波尔迪要得诺贝尔文学奖，二是有人在那儿见过他。这部分在两个评论家（法国的和西班牙的，他们都和英国的女评论家上过床，甚至三人一起上过）在圣特莱莎无所事事的等待中结束。当然，他们没有找到阿琴波尔迪。

《2666》

二，关于阿玛尔菲塔诺的部分。这个人物作为配角曾在第一部分里出现过。他是个智利人，在圣特莱莎的一所大学任哲学教授。他译过一本阿琴波尔迪的小说，也负责接待来寻找阿琴波尔迪的几个欧洲评论家。这部分主要描述了他人生中的三大问题。一个发生在过去（但一直影响到现在）：他妻子多年前因为迷恋一位发疯的诗人而离家出走；两个发生在现在（但影响着将来）：他怀疑自己也正处于发疯的边缘（因为他总是幻听），他担心自己十七岁的女儿罗莎的安全（因为圣特莱莎发生了一系列妇女被杀案）。

三，关于法特的部分。奥斯卡·法特有三种身份（或者说特质，印记）：美国男性黑人，纽约某杂志记者，刚刚丧母。他到圣特莱莎是为了采访一场拳击比赛（作为对父亲业余拳击手身份的致敬，波拉尼奥在这部分对拳击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描写）。也正是在圣特莱莎，法特身上又增加了两种身份：一是想深入调查系列谋杀案的正义使者，二是想把阿玛尔菲塔诺的女儿，罗莎，带离危险的墨西哥的爱恋者。

四，关于犯罪的部分。这是全书最长的一部分，可能也是最枯燥（同时最可怕）的一部分。因为构成这部分的主体是一份份警察档案式的死亡记录，波拉尼奥用毫无感情色彩的警察笔录式文体，记录了1993年至1997年间发生在圣特莱莎的上百起妇女被杀案件。若干平行的小故事穿插其间：一个陌生人不断用各种污秽方式亵渎各个教堂；检察员和精神病院女院长成为长期稳定的性伴侣；女众议员的闺中密友被杀及她由此发现的杀戮黑幕（几乎是一种政府行为）；以及最终出现的，显然是清白的谋杀嫌疑犯，克劳斯·哈斯。

五，关于阿琴波尔迪的部分。在相隔近四百页之后，阿琴波尔迪这个名字再次出现。作为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与小说第一部分形成完美的对称和呼应——它是对阿琴波尔迪之谜的慷慨解答：它是一部阿琴波尔迪传记。它从1920年阿琴波尔迪出生，一直写到他动身去墨西哥的前一天（那时他已经八十多岁），几乎覆盖了整个二十世纪。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二十世纪。他从一个出生在大海边、热爱潜水、仿佛大自然之子般的孩子，依次变成一个普鲁士男爵破落庄园里的少年仆人，一个最终成为战败国俘虏的青年士兵，一个在战争中最大收获就是读了一部神秘俄国小说手稿的文学读者，一个自杀的女精神病人的丈夫，以及最后，一个隐士般的小说家。但他究竟为什么要去圣特莱莎呢？原因很简单。克劳斯·哈斯是他的亲侄子。他要去救他——哪怕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救。

话剧《2666》剧照

现在，亲爱的游客（读者），你们看，我们已经飞到了足够的高度，请往下看。看见了吗？多么清晰！多么庞大！多么震撼！

很明显，《2666》是由两个同心圆组成的巨大环形。第一个圆是首尾衔接的第一和第五部分。第二个圆是里外对接的第二和第三部分。而它们的圆心，就是第四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数百起残杀暴行的发生地：圣特莱莎。它就像一个黑洞。小说的每一部分、每个故事、每个人物、每道光线，都被狂暴地、无可抗拒地、宿命地吸入其中。

而2666，就是这个黑洞的代称。因为和黑洞一样，虽然这个神秘数字是整部小说中一切的起源、结束和中心，但却是无形的、看不见的——除了标题，书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这个数字。但如果我们把搜索范围扩大到波拉尼奥的全部作品疆土，然后仔细寻找，我们将会发现，这个数字曾经出现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也就是紧靠在《2666》之前的一部小说，《护身符》中：

这时格雷罗居民区特别像凌驾万物之上的一座墓地，但不像1974年的公墓，也不像1968年的陵园，也不像1975年的坟场，而是像2666年的丧葬之地——一个遗忘在死者或未降生之人眼皮下的公墓，一个想忘却一点什么、结果却遗忘了一切的死亡眼皮下的公墓。

《护身符》

所以，如果我们要给这幅巨大的图案取一个名字，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更直接更具体的词来代替隐喻性的2666和黑洞，那么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我们每个人——以及这整个世界——都必将面对的词：死。

03 关于厨房的部分

对于作家来说，食物和文学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它们都需要鲜活的材料。它们都需要精心搭配和制作。它们都需要想象力。它们都需要把握好微妙的分寸。它们都需要兼顾口味和营养。它们都需要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而为了做到这一切，它们都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和训练。

除此之外——至少在作家看来——它们还都是生存的必需品。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作家都对厨艺感兴趣。（《纽约客》专栏作家亚当·戈普尼克说，“我认识的所有作家都梦想成为厨师”。）也许在有意无意之间，作家还意识到，食物和文学一样，都与生命——或者说死亡——有一种既美好又心碎的关系。那就是，虽然我们必有一死，虽然世界终将归于尘埃，但只要一息尚存，我们就会渴求食物与艺术，并进而渴求好的食物与艺术，渴求做出好的食物和艺术。毕竟，如果我们仔细想想，这是我们唯一的，也是最明智的选择。

或许这也是罗贝托·波拉尼奥把自己的写作比作“文学厨房”的原因。在一篇《一个小说家的隐秘生活》的小文章中，他这样描述他的文学厨房：

…… 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在长桌上挤成一团，灭绝的和即将灭绝的；里面光打得不匀，有些地方是防空探照灯，有些地方是火炬，自然，还有大片的黑暗区域，那里唯一能瞥见的就是渴望或者险恶的阴影，以及一个大屏幕，透过你的眼角，你可以看见屏幕上的默片或幻灯片，在梦里或者噩梦里我在我的文学厨房里走来走去，偶尔还会生火给自己做个煎蛋，有时甚至做片吐司。然后我就醒过来，筋疲力尽。

这简直就像一幅大卫·林奇的电影画面，不是吗？也许正是因为出自于这样的文学厨房，你会发现，在《2666》里，充满了这种梦境般的林奇式场景。波拉尼奥用他冰冷的、带有金属感的语言，营造出明暗交错的光线，勾勒出形态各异的阴影，拍摄出幽灵闪动的画面，并在某种意义上，展现出了“地球上所有生物”。但是，在他的文学厨房里，波拉尼奥不仅感觉到了食物和文学的共同点，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了它们的不同点。

它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食物比文学更重要。食物比文学更有用。

大卫·林奇

你也许会说，啊，这谁都知道。但没那么简单。事实上，我们知道，食物比一切都重要。不，好像有哪里不对劲，让我们再想想，食物比一切都重要？同样，在《2666》里，波拉尼奥用两个近乎讽刺的小故事（都与食物有关），也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号。

第一个故事出现在第三部分。法特前去采访美国六十年代兴起的黑人革命团体黑豹党的前领袖西曼，他现在靠写食谱书和做讲座为生。法特描述了西曼在教堂的一场讲座。讲座的其中一个主题是“食物”。“食物。”西曼说，“正如各位知道的那样，多亏了猪排，我才能起死回生。”出狱后，革命失败的西曼提心吊胆得过且过，“直到有一天，”他说，“我想起有些东西还没忘。做饭的手艺我没忘。我没忘了怎么做猪排。”于是他写了一本叫《跟巴里·西曼一起吃猪排》的畅销书。“这本书把我的名字又传播开来。”他说。“我学会了把烹饪与回忆结合起来的写作方法。我学会了把烹饪和历史结合起来的写作方法。我学会了把烹饪和感谢结合起来，把烹饪与这么多善良人帮助我而产生的不知所措的感觉结合起来。”

第二个故事则引人注目地出现在整部小说的结尾。这是个关于三味冰激凌的故事。在黄昏时分汉堡的一座公园里，一位老绅士主动向阿琴波尔迪（他正在吃三味冰激凌）搭话。“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他说，“亚历山大·三味冰激凌——这种冷饮的创始人就是我的祖先……”但他的这位祖先并非一个厨师，而是一个学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作家。他撰写和出版过一些“至今看来依然有魅力、很明快”的有关旅行和园艺的小册子。“对，”老绅士说，“他想到了身后事。想到了半身塑像、骑马塑像、永远收藏在图书馆里的最大号书。但他永远没想到的是他会因为三味冰激凌的名字而载入史册。” 然后他问阿琴波尔迪对此作何感想。“我真不知该怎么想。”阿琴波尔迪说。最后老绅士总结说，“已经没人记得那个植物学家的亚历山大，没人能想起来那位模范园丁，没人阅读他的作品了。但是，人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品尝过三味冰激凌…… 多神秘的遗产啊！”

这是两个奇妙的故事：既好笑又伤感，既绝望又温暖。但它们并没有对前面的问号做出回答。因为不可能有回答。因为，从某种角度说，那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或者，我们也可以从波拉尼奥的文学厨房里找到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

同样在那篇小文章里，波拉尼奥最后写道：

在我理想的文学厨房里，住着一个战士，他的某些声音（灵魂出窍的声音，不会投下阴影的声音）叫作家。这名战士永远在战斗。他知道最终，不管怎么做，他都会失败。但他仍然在水泥建的文学厨房里游荡，并直面他的敌手，既不求饶，也不手软。

事实上，在《2666》里，就有这样一个战士，或者说，有这样一个战士发出的声音。那就是阿琴波尔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