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引发了一场席卷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监管风暴。政府已出手整顿，但能否挽回投资人信心仍是未知数。
监管风暴
2021年，恒大集团陷入债务危机，引发了监管机构的关注。中国政府开始收紧房地产行业的融资，要求开发商降低债务水平。恒大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首当其冲，股价暴跌。
政府随后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整顿市场，包括：
- 要求房地产开发商降低杠杆率
- 限制房地产贷款
- 禁止开发商预售期房
这些措施对恒大等开发商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销售下滑和债务违约。
投资人信心
监管风暴严重打击了投资人对房地产行业的信心。投资者担心恒大的债务危机会蔓延到其他开发商，并导致房地产市场崩溃。股价暴跌，投资人纷纷抛售房地产股票。
政府的整顿措施进一步加剧了投资人信心危机。投资者担心政府的紧缩政策会抑制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并导致房价下跌。这使得投资人对房地产行业持谨慎态度。
政府应对
为了挽回投资人信心，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
- 为开发商提供流动性支持
- 支持房地产行业并购重组
- 承诺确保房地产市场稳定
这些措施有助于稳定市场情绪，但投资人信心仍未完全恢复。
展望
恒大股票监管风暴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府的整顿措施有助于降低金融风险，但投资人信心仍需时间恢复。
政府需要继续监测房地产行业，并采取措施支持市场稳定。同时，开发商需要降低债务水平，改善财务健康状况。只有这样，投资人信心才能逐步恢复，房地产市场才能健康发展。
结论
恒大股票监管风暴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变革的转折点。政府的整顿措施有助于稳定金融风险，但投资人信心仍需时间恢复。政府和开发商都需要共同努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挽回投资人信心。
从次贷危机的角度浅析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
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 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 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丙戌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 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次贷危机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 折叠编辑本段产生原因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一般看法都认为，这场危机主要是金融监管制度的缺失造成的，华尔街投机者钻制度的空子，弄虚作假，欺骗大众。 这场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近三十年来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理想，以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其背景是70年代的经济滞胀危机，内容主要包括：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等市场的干预，打击工会，推行促进消费、以高消费带动高增长的经济政策等。 一、为推动经济增长，鼓励寅吃卯粮、疯狂消费。 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历来重视通过消费促进生产和经济发展。 亚当斯密称“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归宿和目的”。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导源于一种以城市享乐生活为特征的高度世俗化”，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奢侈消费在表面上促进了生产。 二、社会分配关系严重失衡，广大中产阶级收入不升反降。 近三十年来，美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美国老百姓超前消费，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收入却一直呈下降态势。 据统计，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美国的平均小时工资仅仅与35年前持平，而一名30多岁男人的收入则比30年前同样年纪的人，低了12%。 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的流入到富人的腰包，统计表明，这几十年来美国贫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美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但收入却不见增长，与80年代初里根政府执政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密切相关。 三、金融业严重缺乏监管，引诱普通百姓通过借贷超前消费、入市投机。 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解除管制，其中包括金融管制。 自80年代初里根政府执政以后，美国一直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所谓的金融创新。 例如，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加恩-圣杰曼储蓄机构法》，给与储蓄机构与银行相似的业务范围，但却不受美联储的管制。 根据该法，储蓄机构可以购买商业票据和公司债券，发放商业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甚至购买垃圾债券。 另外，美国国会还先后通过了《1987年公平竞争银行法》、《1989年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实施方案》，以及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等众多立法，彻底废除了1933年《美国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基本原则，将银行业与证券、保险等投资行业的之间的壁垒消除，从而为金融市场的所谓金融创新、金融投机等打开方便之门。 在上述法律改革背景之下，美国华尔街的投机气氛日益浓厚。 特别是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利率不断走低，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加上弥漫全社会的奢侈消费文化和对未来繁荣的盲目乐观，为普通民众的借贷超前消费提供了可能。 特别是，通过房地产市场只涨不跌的神话，诱使大量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消费者纷纷通过按揭手段，借钱涌入住房市场。 引起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风暴的表面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 利息上升，导致还款压力增大，很多本来信用不好的用户感觉还款压力大，出现违约的可能，对银行贷款的收回造成影响的危机，对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也造成严重影响。 有学者指出，“技术层面上早该破产的美国，由于欠下世界其他国家过多的债务，而债权国因不愿看到美国破产，不仅不能抛弃美国国债等，甚至必须继续认购更多的美国债务，以确保美国不破产”。 折叠编辑本段爆发过程2007年2月13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 汇丰控股宣布业绩，并额外增加在美国次级房屋信贷的准备金额达70亿美元，合共105.73亿美元，升幅达33.6%；消息一出，令当日股市大跌，其中恒生指数下跌777点，跌幅4%。 面对来自华尔街174亿美元逼债，作为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在2007年4月2日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裁减54%的员工。 2007年8月2日，德国工业银行宣布盈利预警，后来更估计出现了82亿欧元的亏损，因为旗下的一个规模为127亿欧元为“莱茵兰基金”以及银行本身少量的参与了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业务而遭到巨大损失。 德国央行召集全国银行同业商讨拯救德国工业银行的篮子计划。 美国第十大抵押贷款机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8月6日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继新世纪金融公司之后美国又一家申请破产的大型抵押贷款机构。 2007年8月8日，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宣布旗下两支基金倒闭，原因同样是由于次贷风暴。 2007年8月9日，法国第一大银行巴黎银行宣布冻结旗下三支基金，同样是因为投资了美国次贷债券而蒙受巨大损失。 此举导致欧洲股市重挫。 2007年8月13日，日本第二大银行瑞穗银行的母公司瑞穗集团宣布与美国次贷相关损失为6亿日元。 日、韩银行已因美国次级房贷风暴产生损失。 据瑞银证券日本公司的估计，日本九大银行持有美国次级房贷担保证券已超过一万亿日元。 此外，包括Woori在内的五家韩国银行总计投资5.65亿美元的担保债权凭证（CDO）。 投资者担心美国次贷问题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强大冲击。 不过日本分析师深信日本各银行投资的担保债权凭证绝大多数为最高信用评等，次贷危机影响有限。 其后花旗集团也宣布，2007年7月份由次贷引起的损失达7亿美元。 折叠对美国经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出现恶化迹象，引起美国股市剧烈动荡。 投资者担心，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会扩散到整个金融市场，影响消费信贷和企业融资，进而损害美国经济增长。 但开始许多分析家认为，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可望被控制在局部范围，对美国整体经济构成重大威胁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就目前看来，次贷危机已经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 根据最新数据公布，美国已是第二季度GDP下降，且降了百分之零点五，这已宣告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而且预计美国经济还将继续低迷。 首先，美国的许多金融机构在这次危急中“中标”，而且其次贷问题也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 其次，美国经济基本面强健，不乏继续增长的动力。 这是因为美国的各方面仍然是世界最强的，如最新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显示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创新力仍然是世界第一，且在相当的时间内没有国家和组织能撼动；而且美国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强，像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进行战略收缩就有效的缓解了当时的危机。 而有论者认为，70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根本上没有解决，负债逐年增加，从1975年至今没有出现过贸易顺差。 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也好，还是在七十年代取而代之的新自由主义也好，没有解决社会分配和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缺口问题，美国就从根本上无法摆脱其经济危机。 折叠对全球经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将继续阻碍生产的增长。 更大的问题的是，影响房价出现两位数下降的因素对在房地产泡沫鼎盛时期消费者大举借债的美国会产生什么影响。 持乐观看法的人从消费者支出的反弹中得到些许安慰，但这可能是一个错误。 房价呈两位数下降将使越来越多的抵押贷款借款人陷入财务困境。 问题已经在其他消费者债务上显现出来，如信用卡违约率正在上升，贷款机构很可能面临更加棘手的局面。 随着住房拥有者感到自己越来越穷，消费者支出必将受到抑制，特别是在股市持续下滑的情况下。 即使控制了直接的金融蔓延，美国的次贷危机也可能产生心理蔓延，特别是房价的重估。 尽管在美国不计后果向高风险借款人放贷的规模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大，房价的膨胀一直比美国更为严重，英国、西班牙等国更容易受到房价泡沫破灭的打击。 另外，《经济学家》还指出，全球经济抵御美国经济疲软的能力也不应被夸大。 尽管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一直在下降，但其仍占GDP约6%，因消费的产品远多于其生产的产品，美国人仍是世界其他地区最大的需求来源之一，其需求的急剧下降必然将损害其他地区的经济。 2008年10月，英格兰银行的金融稳定报告估算，当时欧美的金融债券产品按照盯市价格计算，遭受损失已经高达2.8万亿美元。 2009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此次金融危机造成的信贷损失最终高达2.2万亿美元。 截止2009年1月初，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已报告信贷和市场风险损失共计1万亿美元（7400亿美元在银行业，2600亿在保险业）。 2008年，由于全球资产市场下跌所造成的财富损失（股票、债券、房市等）加起来在50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全球一年的GDP总额。 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事件，事态的发展已持续一年之多，并恶化成为美国的次级债危机，不断导致数家国际知名贷款机构、投资银行受到巨大损伤，面临亏损甚至倒闭的危机。 事件的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深，不仅导致股市的剧烈波动，甚至损伤到整个经济层面。 一、次贷危机到次级债危机的衍变过程 1.次贷的含义 所谓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也即“次级按揭贷款”，主要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其服务对象为债务与收入比率较高、信用低、发生违约概率较高的贷款购房者。 按照传统的信贷程序，这类人群是申请不到优惠贷款的，只能在次级市场上寻求贷款。 各式各样的“次级贷款”产品使即使收入不高的人群也具备了还款能力，即使利率调高，还不起贷款，火热的房地产市场也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的幻觉——只要将房子出手，风险也是“可控”的。 因此，自2001年以来美国每年的次级抵押贷款额呈现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美国住宅自有率也迅速提升。 2.次贷衍变成次级债的过程 次级抵押贷款新产品深受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购房者的追捧，而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主要体现在贷款机构对借款人不做任何信用的审核，即向“次级信用”的人借出大量贷款，但对于华尔街的精英来说，风险是可以转移出去的——把风险分散给那些愿意承担不同程度风险的机构。 越来越多的投资银行向这些贷款机构买下贷款，然后将它们打包成一笔债券，债券再由信用评级公司如标准普尔给予债券评级，之后再到债券市场上把它们卖给基金、商业银行或保险公司，或者推销给全球的商业银行和其他的投资者，这种债券产品是基于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而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被华尔街称为“次级房贷债券”,即我们所说的“次级债”。 由此，“次级贷款”也就衍变成为了所谓的“次级债”。 3.次级债危机的产生 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及次级债各参与主体的图示可以可出，一场原本单纯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衍变成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实际上是参与主体共同造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收益和风险链条环环相扣，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传导就会受到影响。 次级抵押贷款，只要房价继续走高，所购买的房产就会升值，就会有还款来源，这就是次级债的收益所在。 但当房地产出现与预期相反的波动时，房屋升值速度减缓，加上美联储连续的提息，使许多次级贷款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出现了大量违约现象，利率风险加上违约风险使资产质量的恶化导致资产支持证券的评级降低，价格大跌，市场迅速冷却，而此时的债券债权人则迫使贷款机构拿出出现问题的抵押贷款，引爆点出现——贷款机构在面对债权人催债的情况下而无法收回贷款，进而出现此后大量贷款公司被收购甚至倒闭的现象，恶性循环继续加剧，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次级债的持有比重中，银行占了大部分比例，银行通过利用表外工具避开监管者，发行房产抵押等债券失去控制，而又对巨大的系统性风险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另外，自身资本不足而导致杠杆率过高，所持不良资产太多，且这些资产在短期内出现大幅贬值，结果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局面。 在此次危机过程中，对冲基金也损失严重，其多涉及抵押贷款支持的组合证券等产品，充当风险的吸收者，运用较高的杠杆比率，获得数倍的收益，而当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时，其损失也将是数倍放大的，过度的亏损引发全局资金链断裂，从而在根本上导致多加对冲基金宣布亏损甚至破产。 为了使次级债得到更大范围的接受，为债券提供担保，保险公司通常以信用增强方式向发债人提供担保，以增强发债人的信用。 保险购买人为标的资产池的违约风险购买保护，并定期向保护的出售方支付一定的费用，保护的出售方则在标的资产发生意外时提供补偿。 当大量违约现象出现时，保险公司所应承担的责任远远超过其实际承担能力，深陷危机。 二、次贷危机的原因 此次次贷危机的形成及恶化是受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处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点： 1.房贷机构草率放贷 次级按揭贷款人的信用状况较差，或缺乏足够的收入证明，或存在其他的负债，无力偿还房贷、违约是较容易发生的事情，但在信贷环境宽松、房价上涨的情况下，放贷机构即使因贷款人违约收不回贷款，也可以通过再融资，或者把抵押的房子收回来，卖出即可。 因此，大量的贷款机构放松了贷款流程，甚至主动向资信等级较差的群体放贷，以至于使次级贷款的规模达到约1.5万亿美元, 约占美国2007年GDP13.64万亿美元的11%，草率的放贷机制，大量次级贷款的放出，为危机埋下大量潜在的隐患。 2.美联储助长泡沫 为防止高科技泡沫破灭和“911恐怖事件”所带来的经济衰退，美联储长期实施了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流动性泛滥、次级房贷市场泡沫。 同时利率下降，使很多蕴涵高风险的金融创新产品在房产市场上有了产生的可能性和扩张的机会，这些创新形式的金融贷款只要求购房者每月担负较低的、灵活的还款额度，从表面上减轻了购房者的压力，支撑起了过去连续多年的繁荣局面。 但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开始了逆转，到2005年6月，经过连续13次的调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已从1%提高到4.25%，2006年8月则达到了5.25%，此番利率的调整标志着扩张性政策完全逆转。 连续升息提高了房屋借贷的成本，开始发挥抑制需求和降温市场的作用，促发了房价下跌，以及按揭违约风险的大量增加。 美联储的过去一段时期由松变紧的货币政策，在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的同时，也使泡沫达到极点而最终爆破。 3.金融机构违规操作 在美国次级房贷的这一轮繁荣中，部分美国金融机构为了一己之利，忽略规范和风险的按揭贷款、证券打包，利用房贷证券化可将风险转移到投资者身上的机会，有意、无意地降低贷款信用门槛，进行违规操作，导致银行、金融和投资市场的系统风险加大。 在过去几年，美国住房贷款一度出现首付率逐年下降的趋势，甚至出现了负首付现象。 有的金融机构，还故意将高风险的按揭贷款，打包到证券化产品中去，在发行按揭证券化产品时，不向投资者披露借款人的真实情况，就向其推销这些有问题的按揭贷款证券。 贷款机构、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其自身的种种违规行为则为此次危机的爆发添加了更多的道德风险。 4.资信评级公司推波助澜 自从2000年美国开始大规模发行次级抵押债券以来，各评级机构就一直给予次级抵押债券最高信用评级，这大大促进了次级债市场爆炸式的增长。 此时的评级机构在结构性融资的设计中，不再是站在中立的角度负责评级工作，而是亲自涉足到金融工程中，设计出可以达到AAA评级的复杂结构。 凭借AAA的评级，次级债券就立即变身投资产品中的优质产品，吸引大量的投资者。 然而从2007年春季开始，各评级机构开始将新发行次级债的评级调低，这也就成了次级债危机造成全球范围内投资者恐慌的直接导火索。 数据显示，与传统的公司债评级业务相比，评定同等价值的次级债券，评级公司所得到的费用是前者的两倍，评级公司通过自身参与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清楚了解所谓“AAA级证券”的本质，而大量的投资者却被蒙蔽。 评级机构评级过程的不透明,以及其过度的利益追求，使得严重的高风险资产得以顺利进入投资市场，成为危机爆发的基本“工具”。 三、结语 次级债的风暴还未结束，从次级贷款到引发的次级债危机所暴露的是整个次级债链条和系统出现的问题，每个环节都有错误。 金融创新为次级债市场带来活力，但当新产品的复杂程度到了监管当局无力计算风险，转而依赖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手段时，整个市场在失去控制的状态下运行着，危机便随时可能爆发。 如何重新认清金融产品的作用及其本质，如何加强对其的有效监管，以及如何应对全球性的金融风暴，这些都是我们应当透过此次危机而进一步认真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辛乔利:次贷危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2]冯博: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法律监管[J].商业时代,2008（29） [3]孙倩:从美国次贷危机看信用衍生产品的风险控制.[J]商业时代,2008（7） [4]谭根林:次贷危机的原因、发展及其结果[DB/OL] 从次贷危机的角度浅析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 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主体，投资银行产生于经济发展中资本性投资需求的初始阶段，成长于股份公司制度的发展阶段，成熟于证券市场的发达阶段。 投资银行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沟通资金供求、构造证券市场、推动企业并购、促进产业集中和规模经济形成、优化资源配置等重要作用。 投资银行是指那些以投资银行业务为主营业务的金融机构。 一般来说，关于投资银行业务的定义由广到窄可分为四类：第一，投资银行业务包括所有金融市场业务；第二，投资银行业务包括所有资本市场业务；第三，投资银行业务仅限于证券承销、交易业务、兼并收购和资产管理等业务；第四，投资银行业务仅指证券承销和交易业务。 目前，被普遍接受的是第二个定义。 因此，投资银行就被定义为是那些以资本市场业务为主营业务的金融机构。 由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各行各业引发了强大的连锁反应，投资银行首当其冲。 国际上收入和资产规模占据前十位的投资银行分别是：高盛、摩根斯坦利、美林、雷曼、贝尔斯登、摩根大通、花旗、瑞银、瑞信和德意志银行，其中七家为美国企业。 继今年3月，先是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濒临破产而被摩根大通收购。 之后，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以近440亿美元收购，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因为收购谈判“流产”而申请破产保护。 前后仅半年时间，世界十大同时是华尔街排名前五名的投资银行竟然垮掉了三家。 次贷危机中，前十大投行按照损失程度的不同，可分为轻伤、重伤和危重三个级别。 属于危重级别的，除贝尔斯登、美林、雷曼之外，还有花旗和瑞银，这两家均由于巨额减记资产陷入了季报甚至年报亏损的困境。 受次贷打击最大的是花旗集团，其减记和损失分别高达551亿美元，其次美林减记518亿美元，第三就是瑞银，也达到442亿美元。 相比危重级别的损失惨重，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则幸运不少。 但9月，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宣布转变为银行控股公司。 并且，巴菲特、三井住友分别投资高盛50亿和28.3亿美元。 摩根士丹利则向三菱日联金融集团(MUFG)出售20%股权,与三菱日联缔结战略联盟关系。 而这都是为了增强现金流，一来通过足够的现金流通过危机，二来安抚投资者，让他们重拾信心！据最新消息，高盛在截至11月28日的四季度中可能将亏损高达20亿美元,这也将成为其1999年上市以来首次季度亏损。 由此可见，时至今日没有投行幸免于难！相比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这两个轻伤员，虽然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和瑞信蒙受的次贷损失尚未达到危重级别，但亦较为严重。 此外，为了应对经济恶化，资本市场混乱及资产价值缩水问题。 各大投行纷纷裁员，截止目前，花旗集团目前裁减人数已达7.5万名。 并且花旗集团称，其裁员的最终数字，将占全球37.5万名雇员的20%。 摩根斯坦利在主要业务部门机构证券部门裁员10%，并将把资产管理部门员工裁减9%。 高盛开始裁员10%，近3300人。 据有关部门统计，该公司自2007年中以来已经裁员约4800人，而此间全球各地有超过10万的金融服务业从业人员被公司裁退。 在此次次贷危机中，世界各大投资银行都伤痕累累！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令以往于美国华尔街呼风唤雨的投资银行于瞬间消失，即使逃过被收购及破产的命运，但仅存的两大投行高盛及摩根斯坦利亦被迫转为银行控股公司，全球投行年代终划上句号。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回到商业银行的怀抱，不仅于此，从美林最为体面的并购到最后成为待宰羔羊的雷曼，都以投入商业银行的怀抱而告终。 这也意味着，银行经营历史再度循环，由分业经营模式，再次转变为混业经营模式。 至于银行业的分业和混业，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早期的经营模式是自然分离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证券市场日益繁荣和膨胀，证券市场上的投资、投机、包销等经济活动空前活跃，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各自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大量地向对方行业扩张业务，这是金融业最初的混业经营。 但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混业的弊端暴露无遗。 美国政府为了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控制，于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限制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界限。 随后，许多国家也纷纷效仿，形成了西方金融分业经营的格局。 到了20世纪80年代，科技进步与世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促使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创新推陈出新，金融业之间的渗透融合力度逐步加强，原来的分业经营与监管的机制阻碍了金融业务创新和服务效率的提高。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各国金融当局如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日本等纷纷进行了已打破证券和银行业界限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形成了现代银行混业经营的趋势。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创新活动加剧，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融合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并购潮风起云涌。 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跨行业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购并，加快了国际银行业向混业经营迈进的步伐。 美国国会于1999年11月4日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法律上取消了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跨界经营的限制，以此为标志，现代国际金融业务走上了多样化、专业化、集中化和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重新联姻。 投资银行凭借着其独有的业务模式迅速成长起来，出现了诸如花旗、高盛、摩根士丹利等业界巨擘。 上世纪末，投行业务逐渐萎缩，美国最赚钱的投行业务开始走下坡路。 为了追求高收益，华尔街投行纷纷将主营精力集中到了自营身上。 由于美国投行既不受美联储监管，也不受相当于中国的《基金法》的《投资公司法》约束，便开发出了大量衍生品。 投行自有资金有限，于是冒险使用金融衍生品。 1992年华尔街投行平均杠杆水平在10倍，但到2007年年初达到了30倍。 去年开始，高杠杆泡沫破灭，由于美国投行互为交易对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雷曼、贝尔斯登等少数几家公司出事，便引发了骨牌效应，导致华尔街独立投行的全线崩溃。 “华尔街投行的覆灭是他们的宿命，命系自营让他们走进了死胡同，次贷危机不过是导火索。 ” 施罗德投资管理公司中国总裁高潮生如此表示。 华尔街投行的崩溃并不能说明是传统投资银行模式的失败，因为美国大量跨国企业巨头都是依靠资本市场获得资金而不断发展壮大的，这其中投资银行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美国金融危机终结了华尔街五大投行的神话，华尔街投资银行模式似乎走向终结，美国正重回混业经营时代。 但是，美国投行并非简单的重回混业经营时代。 重回混业模式后将有四个新变化：一是监管将更加严格，包括将接受传统上监管商业银行的美联储的监管；二是杠杆比例将大大降低，去杠杆化是首要任务；三是衍生品交易将大大减少，相互间对手交易也将大幅缩水；四是此前的高薪待遇体制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诚然，混业经营不可能是银行业的避风港。 银行业不可能因为混业经营而从此免除金融风浪的击撞。 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都没有绝对的优势。 但是，混业经营本身具有一些分业经营模式所缺乏的优点：第一，混业经营增强了银行业对金融市场变化的适应性。 从业务开发来看，全能银行的多元化经营为银行的金融产品创建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极大的增强了商业银行对金融市场变化的适应性。 第二，混业经营通过银行内部之间的业务交叉，提高了服务效率，特别是针对中小客户时，成本降低更为明显，有利于增强竞争力。 第三，混业经营可使银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降低社会成本，促进金融机构的竞争，有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经济效率。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前前后后 索罗斯所做的一切
1992年9月16日，金融家乔治 • 索罗斯挑战英国政府，打赌英镑对德国马克及其他欧洲货币的汇率偏高，历史上一场赌注最大的赌博游戏由此展开。 在投入了100亿美元之后，索罗斯胜出，英镑被迫贬值，而索罗斯则从中赚取了9.5亿美元。 至今索罗斯仍以“能够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而闻名于世，然而他那次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围。 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世界各大中央银行的储备足以抵御货币价值的任何波动。 然而索罗斯却证明，日常货币交易的强度和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各国中央银行的储备。 实际上，这种力量对比从有利于政府向有利于个人金融市场的转化，早在1986年就发生了，并且在1998年达到了顶峰。 没有哪里的变化会比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变化更富戏剧性。 曾经由银行（经常还有政府）主导的那种封闭的、严密控制的金融体系，已经被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所取代，规模更大、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场取代了封闭的国内市场，人们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划分的市场和产业结构也处于不断变化中。 英格兰银行领悟到，决策权已不再把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万个企业及投资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机构投资者。 市场经常是由索罗斯这样的特立独行者所引导，在奖励优胜者的同时，无情地淘汰失败者。 虽然这一新的金融格局带来诸多好处，但我们更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已向全球资本开放了金融体系，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标准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实行开放的。 银行监管、会计和治理及法律保护等方面的发展均不充分，难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 结果，金融危机随之而来。 一、概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定义。 金融危机被公认为难以定义，如果仅以现象和观点看，其开端和终结也是难以准确认定的。 世界银行官员在一份报告中将金融危机定义为：迫使银行体系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 我们认为，危机涵盖了两方面基本内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对银行流动性、支付系统与偿付能力的沉重打击而导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其二，恐慌呼啸而来，存款人和投资人的信心急转直下，不仅使银行体系的形势更加严峻，也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问题，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金融危机正在频频爆发。 1970年代，危机表现为拉美债务危机，对拉美的银行造成了冲击；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机；1980年代末，美国储蓄与贷款协会（S&L）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90年代初，危机登陆瑞典、芬兰、挪威以及大多数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1994年至1995年，危机席卷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多个亚洲国家也爆发危机；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引发震荡，影响之广甚至波及到遥远的巴西。 在过去的20年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有增无减，而近10年间这一趋势更加猛烈。 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共发生了45起系统性的重大银行危机。 到了90年代，重大银行危机增至63起，增幅超过60%。 此外，新兴市场经济体危机发生次数的激增更是为这一趋势火上浇油，这在拉美、亚洲及正从国营经济向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制转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尤为严峻。 我们目睹了危机中的众生相。 在厄瓜多尔和阿根廷，中产阶级储户为了提取他们一生的积蓄，徒劳地敲打着银行的大门，而银行却因遭到全国性流动危机的打击而关门歇业。 2002年的阿根廷，不仅金融系统崩溃，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也全面瓦解。 在印尼，我们亲眼目睹了店主们在雅加达街头暴乱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 在韩国和日本，我们眼见兢兢业业的员工被失业的威胁压弯了腰，关于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机会在几年后逐渐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偿还能力的银行，将破产银行清盘，存款人得到担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提供短期贷款。 按照常理，危机造成的直接损失指的是正在发生的新增成本，但实际上并非经常如此。 更为准确的解释应该是把损失当成“沉入”成本，并把所谓的直接损失看作在银行危机中纳税人对存款人的转移支付。 从这一角度来看，危机就是政府在全体公民之间分配损失的过程。 然而，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形势已经趋于正常，报纸上有关危机的大字标题也逐渐消失，或者至少从头版退到了商务版。 有三分之一的危机是这样发生和收场的。 金融危机的代价。 危机对各经济体而言均意味着巨额损失，因为挽救金融系统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纳税人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担保和为银行系统注入资本金），而增长受挫还会造成更为重大的代价。 在瑞典和美国，危机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该国GDP的4%-5%。 而在墨西哥，相应成本接近750亿美元，约相当于GDP的20%。 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 在韩国，据英格兰银行研究，韩国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亿美元用于稳定金融体系，约为该国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国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则达到50%以上。 英格兰银行的研究显示：过去25年间，银行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平均相当于GDP的15%-25%。 在亚洲，潜在的损失十分惊人。 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2001年估算，亚洲地区不良贷款总额在危机发生后的短短2年时间里便增长了约1/3，高达2万亿美元。 还有更加重要又鲜有人论及的代价，即机会和增长的损失。 这些代价是随着现金流枯竭、贷款停发、存款交易冻结、不动产价格剧烈动荡而出现的。 例如，韩国因为危机所丧失的经济增长机会约相当于其GDP的17%，这一比例在墨西哥约为10%，在瑞典则为5%。 逐步扩大的风险。 金融危机通常旷日持久，过去20年间，半数以上的金融危机持续了4年以上。 截至2002年，牙买加在金融危机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亚深陷危机的第5个年头。 1998年金融危机和货币贬值后，俄罗斯的银行在4年后才有能力再次发行国际债券。 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由于缺乏解决危机的政治意志，危机久拖不决。 有些金融危机则周期性地爆发。 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额财政赤字及对未对冲的短期外币贷款的依赖引发了危机。 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态度犹豫不决，平息事态的措施力度不够，无法解决其经济和银行系统存在的深层问题，甚至是在掩盖问题。 结果到2001年，区区一家中等规模的德米尔银行（Demirbank）倒闭，就引发了危机卷土重来。 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为了争取达到欧盟的入盟要求，才开始处理其银行系统的结构性问题。 对股东和社会来说，金融危机堪称重大事件，决不能放任不管。 更为严重的是，危机常蔓延过政治边界，一些附带效应逐渐显现，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国家会出现较高的风险溢价，而且政府最终也可能倒台——近年来，在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俄罗斯和阿根廷，危机就引发了政府倒台。 最近几年的新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危机经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场。 1998年8月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全球几乎每个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涨，结果导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个基点的利率。 同时在美国，新设立的公司发现，无论利率开出多高都无法发行债券。 二、解析爆发原因是什么原因促使金融危机的发生越来越频繁，影响也更为广泛？答案很简单。 我们知道，运行不佳的市场能够滋生出危机，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真切。 回顾过去，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向外资流开放的时机不够成熟，无法有效质询和监督管理层。 而国外投资者则不这么认为，他们把钱撒向这些国家，指望获取高额回报。 结果是，这些资本流产生了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越“利好”，资本涌入量就越大，导致了宏观经济游刃有余，微观经济却不堪重负，困境重重。 金融市场正在进入新时代。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资本缺乏流动性、标准不统一和技术限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构筑起了地域壁垒。 经济主要是在各国境内运行，国家间交换的主要形式是货物贸易和贸易融资所需的货币。 由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和汇率，战后还未发生过全面金融危机，特别是蔓延到其他国家市场上的危机。 即使出现问题，通常都仅限于个别银行，而且多是因为贷款不够审慎而导致的。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有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 北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制，开始开放资本项目，允许跨国金融投资，并放松了对本国金融机构的管制。 1970至1980年代，跨境资本流动稳步增长，但主要局限于各工业化经济体。 1989年柏林墙倒塌，标志着金融市场的新时代的开始。 国家丧失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权，数字通信的飞速进步带来了真正的全球化，新兴市场和前苏联集团的转型经济体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明确支持。 资本流动迅速涌向全球各地，深入各个偏僻角落。 跨境资本流动的激增生动地显示出这一变化。 1980年，跨境股票(相关:理财 财经)和债券的年交易总额只有区区515亿美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8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 与此同时，跨境银行贷款也从4165亿美元增长到近1.8万亿美元。 在国外证券(相关:理财 财经)交易所发行股票的公司数从1990年的242家发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筹资额也从160亿美元增长到3160亿美元，约增长了20倍。 新兴市场与全球资本市场联系起来。 新兴市场向海外投资者打开大门以吸引外资潮，始于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并在1990年代日渐兴起。 这给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保障措施。 更糟的是，在新兴市场金融系统占支配地位的是银行，而不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在美国，银行只向私人部门提供其所需外部资金的25%，其余则由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 而在亚洲、东欧、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场中，这一比例通常是颠倒过来的。 资本市场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不充分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角度来看，银行业存在内在风险性。 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动汇率和固定利率的长期贷款。 在许多新兴市场中，当银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币借款形式吸纳资金，而后对外提供长期本币贷款的时候，将会出现资产和负债期限错配，以及货币错配的问题。 银行的企业客户有时为追求较低的利率而甘冒货币风险，后来往往会后悔不迭。 由于银行承担着每一个借款人的全部违约风险，因此是在集中风险，而非分散风险。 1980年代，当新兴经济体欠发达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后，全球金融体系的架构就发生了变化，并产生了双向风险：新兴市场要立即应付来自世界金融中心强大力量的挑战；而发达市场的金融体系则不得不应对和消化此举带来的更大的波动性。 银行贷款过热引发波动。 毋庸置疑，国际资本流动确实波动性强，是诱发众多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 但令人惊异的是，一直以来，外国银行贷款比跨境股票债券投资的波动还大。 例如，1996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5个国家共接受了478亿美元的外国银行贷款，而1997年危机发生后，这一资金流入变成了299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亿美元。 一年以后在俄罗斯，外国银行贷款再次成为逃离最快的资金。 1990年代晚期，外资银行贷款总额的年变化幅度远远大于债券和股票资金流的变化幅度，因此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很多人以为银行贷款是长期专项贷款，不可能突然撤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债券和股票市场主要通过价格而不是数量来适应变化的市场条件，当危机发生，为避免损失立即化为现实，投资者不可能大举抛售。 但银行贷款则不同，它不具有流动性，且利润固定，因此银行通过贷款数量而不是价格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 当问题出现苗头时，银行只要减少贷款就能够避免出现贷款违约，因此每家都巴不得第一个撤走，这种一致的行为更加大了波动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银行越是大力贷款给新兴市场，以获取潜在高回报。 面对本国堆积如山的坏帐和极低的总体回报率，日本的银行成为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最大贷款人，截止到1997年6月的贷款总额已达到972亿美元。 但同时，外资银行贷款又对潜在的损失高度敏感，当危机刚刚发生，就大量抽走资金，1997年6-12月，东南亚的贷款总额大约下降175亿美元，其中有105亿美元是由日本银行抽走的。 当一个国家像泰国那样在仅仅3个月内便有81亿美元资金抽逃时，当地本来就不够稳健的金融机构便出现崩溃，银行和企业大面积倒闭。 发生整体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 当今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的根源，还包括大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日益密切的联系，表现为回购协议和贷款担保。 以俄罗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为例。 在连续几年获得惊人的回报率（1995年和1996年均超过40%）后，它的对冲基金增加48亿美元，其中包括来自基金16位合伙人的19亿美元。 LTCM以此为担保向银行借款，加大在市场上的赌注。 到1998年夏，金融交易账面金额估计高达1000亿美元。 但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各大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LTCM开始缺少补交准备金的资金，并且很可能会被迫中途平仓。 面对LTCM将被迫抛售的可能性，它的主要贷款人和投资者开始焦头烂额，这其中包括不少大型国际投资银行。 除了巨额损失外，他们还担心LTCM的平仓会使更多的资本市场陷入低迷。 为此一批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利用私人资金的解决方案，对LTCM加大资金投入，取得控股权。 这样，LTCM的危局靠私人部门的力量得以化解，避免了更为糟糕的后果。 但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由于市场和其主力参与者之间联系日益复杂，个体主力参与者的倒闭可能会给远在其他地区的参与者造成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三、危机的发展进程通过对众多案例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发现，金融危机在各国的发展进程惊人地相似，大多为同一模式，即发端于实体部门的薄弱环节；银行贷款投向错误使问题更为严重；监管体系失效使危机进一步蔓延；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来冲击引发危机。 以泰国为例。 早在1992年，泰国实体部门就已经业绩欠佳了。 随着泰国实行金融体系自由化，使国内投资者可以获得海外资金，引发危机的因素开始形成。 这个过程中，政府让泰铢钉住美元，刺激了外国银行向该国投放大量短期贷款，造成经济过热。 由于当时基本不存在贬值风险，泰国的金融机构轻率地大举借入美元、发放泰铢贷款，没有防范货币错配问题。 这些贷款很多进入了房地产领域（这是经济泡沫另一个常见的特点，由此导致经济最终崩溃并发生危机），不久房地产价值迅速上升，由于监管松懈且缺乏必要的信贷技能，金融机构将高估的房地产价值作为新发贷款的依据，股市也在国内外投资者的合理推动下扶摇直上，国内外投资者都忽略了企业已经出现问题这一明显的信号。 然而，对泰国经济的信心正在悄然丧失。 1997年春，投资者开始撤走资金，随后银行挤兑耗尽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随着政府在7月对泰铢实行浮动汇率，风暴正式袭来。 瑞典的危机与此类似。 1985年，瑞典告别了银行业严格监管的历史，对金融部门放松了管制。 贷款限制的取消引发国内外银行大举放贷，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进入了房地产领域。 不久房地产价格猛涨。 1989年，瑞典解除对资金的限制，允许国民投资海外资产。 很多人在国外购置了房产，以较低利率借入外币。 随着这个问题逐渐严重，瑞典经济也受到日益上升的贸易赤字的不良影响，部分原因是实际汇率上升。 此外，政府钉住汇率的政策也鼓励贷款人发放未经对冲的外币贷款。 由于钉住的货币掩盖了真实的汇率风险，因此借贷人获得看似“便宜的”外币贷款，却很少考虑瑞典克朗也会贬值。 1992年，为了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维护汇率，政府实行了一套新的税收制度以鼓励储蓄，并推出了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 这些措施导致通涨水平急剧下降，税后实际利率大幅飙升，结果房地产市场暴跌，造成大量不良贷款。 到1993年初，瑞典克朗贬值25%，外国资金纷纷逃离瑞典。 墨西哥的案例则更加典型。 1989年，墨西哥开始经济改革进程，金融部门实行了自由化，并向外国竞相开放，18家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 银行的新任所有人，包括许多经验不够丰富的，支付了很高的价格：平均达到账面价值的202%（当时美国的银行是以账面价值120%的价格出售）。 新的所有人希望通过快速扩张收回投资。 与此同时，由于对准备金的要求取消，存款出现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国外借款也推波助澜，银行帐面资金十分充裕。 此时墨西哥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绝大部分的国外借款以美元计算，这使得银行极易受汇率变动和外国投资者看法变化的影响。 银行对潜在的威胁毫无察觉，反而向许多没有美元收入的企业提供美元贷款，还在不具备对客户进行信用分析技能的情况下贷款给那些低信用客户，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信贷风险。 事实上许多墨西哥公司已经陷入困境，1994年危机前夕，墨西哥的银行以市价评估的贷款组合价值，损失达到250亿美元——足以抵销银行系统的全部净资产。 随着政局不稳定和美国利率上升削弱投资者对墨西哥的信心，钉住汇率最终瓦解，危机正式爆发。 1994年墨西哥还举行了一次大选。 这显然不是一个竞选的好年头，竞选期间一位支持率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人遭到暗杀，同时恰帕斯地区还爆发了叛乱，进一步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 利率和外债还款飙升，信贷枯竭，大批公司破产。 四、危机的一般规律按照传统认识及众多学术文献的观点，许多人认为金融危机难以预测。 由于引发金融危机的原由有多种，因各国国情、文化及政治的不同而各异，因此应对危机的生存战略也难以预先制订。 上述结论使货币管理官员以为，在金融风暴爆发前，我们根本无法对其各项因素进行认识、防范和管理。 对此我们不能苟同。 根据经验，我们认为对各国而言，危机的征兆是相同的。 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些公司、甚至整个经济部门年复一年地始终在破坏股东价值，结果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祸根。 我们也经常发现银行系统在基础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一些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的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和其他波动性较小的资本市场相比，则过于突出。 这些脆弱的国家金融体系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连接效率经常非常低下，增加了所有借款人的本地资金成本。 我们经常会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低下、会计制度和透明度不足等问题。 此外，我们总能发现金融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政治独立性，无法有效开展工作。 各国金融体系比较脆弱，而且往往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即与全球资本市场接轨，大量资金在误导的假定条件下流入，加大了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地区之间或国家之间固然存在差异，然而兴衰之势还是有其共同模式的。 具有远见的领导者能够洞察危机，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在危机爆发前后从战略高度管理危机。 （一）危机的酝酿阶段，大体上可以从三方面分析：实体部门中经营水平低下的企业。 实体部门的价值损失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在我们所见过的大多数情况下，实体部门在危机发生多年前就遭受经济损失了。 同时，为这些企业提供资金的金融中介的贷款风险也在逐步——有时甚至是迅速地——上升。 以韩国为例，在发生危机前的十五年，只有四年企业能够负担税前债务成本，整个国民经济中只有电子和钢铁两个行业在创造价值，其他部门的资本效率都十分低下。 在墨西哥，危机发生前四年间的情形更加令人沮丧，只有电信部门获得的回报高于其税后债务成本，而且这还要归功于墨西哥电话公司（拥有长途业务垄断控制权）的巨大影响。 对此问题，各国政府提升企业业绩的态度一致，实施的方法和手段却不一。 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经济改革将市场竞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业绩不佳的企业暴露出来。 结果，许多企业陷入了更加急剧的下滑中，这正是痛苦但必需的自由市场疗法。 而在日本、韩国、泰国、印尼等国家，企业在政府的庇护下部分避免了外国企业的直接竞争，但却因传统的产业结构和政策不当而遭到损害，这种政策鼓励对关键行业部门进行过度投资，实行的保护主义对国内企业造成了麻痹，拖延了企业进行必要调整的时间。 同样，在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几十年的干预，实体部门深受其害。 归根结底，实体部门业绩不佳是由经济的封闭性所致，只有这样的经济能够容忍指令性放贷、缺乏真正的竞争以及企业智力水平低下等现象。 银行的旧游戏与新游戏。 在经济全球化之前，银行业旧有的游戏方式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将资金输送给企业。 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中，银行对放贷的对象、项目和利率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银行的作用是建立一个存款的基础，将资金借给政府和经济中的战略部门，且经常按照政府或银行所属集团所有人的指令行事。 银行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也是风险承担者——毕竟它们的债务人极少、甚至根本没有面临竞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允许”破产。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银行都乐于与政府合作，有时甚至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政府机构。 然而，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环境。 随着进入壁垒的消除和相关法规的修订，银行的放贷限制被大大放宽，可以自行决定对象和金额，同时外资银行加入了对其原有放贷对象的争夺中。 几乎一夜之间，银行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机遇与风险同时降临。 多数银行不能适应这一新的规则。 由于信贷技能薄弱、风险管理意识缺乏以及其他众多因素，对于越来越不稳定的企业实体，银行不仅不停止对其贷款，反而继续增加——甚至是大幅增加贷款量。 有些银行则避开自己具有专门技术优势的领域，转向高风险的对公贷款和消费贷款，导致坏账激增，业绩开始被损害。 随着银行业绩不断下滑，海外贷款继续流入，银行体系逐渐变成了纸牌搭成的房子，危机的侵蚀渐渐从实体经济深化到金融层面。 与此同时，危机的跨国传播渠道也开始形成。 例如，韩国很多商人银行为高额回报所吸引，利用短期资金积极参与泰国和印尼的房地产投资，但它们缺乏基本的对冲技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承担的隐含风险。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韩国的许多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为这些商人银行及其海外业务提供了担保，使得风险水平在各部门乃至各国间不断升高，并存在交叉流动的可能。 进退两难的监管体系。 危机酝酿时，监管者未能发现金融体系正在出现的失衡现象，抑或未能迅速采取行动及时阻止灾难发生，这种监管失效的深层根源在于监管系统的结构性缺陷。 即使是在发达的经济体中，银行监管也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监管者按资历而不是业绩获得提升，其薪酬与其提供的服务并不匹配，因此很少有人在工作中追求卓越表现。 此外，有些国家的监管者与被监管的银行领导人属于同一个内部人组成的圈子，监管力量往往被约束。 最重要的是，监管者极少由于取得成功而得到称颂，却常因为工作不得力而遭到诋毁。 银行系统的持续稳健运行无法诞生英雄，系统一旦崩溃却会使很多人成为祸首。 这就导致新兴市场中历来缺乏优秀的监管者。 当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危险开始袭来的时候，监管者面临痛苦的两难境地：很多银行通过相互贷款和交叉担保联系在一起，使得联系性增强而实际上的风险集中程度更高。 一家银行倒闭，就有可能搞坏整个银行系统的可信度。 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关闭一家大型银行就等于断掉经济的资金供给，这会扼杀许多要靠贷款才能完成经营预算的企业。 此举会破坏这些企业向其他银行偿还贷款的能力。 而银行也有压力，银行信心下降导致放贷金额的减少，同时损毁了银行的信誉，这样便会引发监管者极不愿看到的危机。 因此在面临危机时，监管者往往顾虑重重，各种利益纠葛使他们左右为难。 就在他们举棋不定的时候，危机已经发生了，所以看上去他们的反应就是无所作为。 （二）危机发展的实质性阶段，会在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来冲击引发危机时到来。 宏观经济政策（设定汇率和财政政策）决定危机发生的时间和规模，而外部冲击则成为危机的触发因素。 在众多因素的推动下，国家一步步地陷入危机的漩涡。 钉住汇率与币值高估：在造成金融风暴的“大气条件”中，汇率也许是最直接的触发因素。 实际上，如果按照货币的定义，任何“有管理的”汇率都是对货币“市场价格”的扭曲。 如果存在钉住汇率的安排，就会加剧扭曲的状况，进而影响资源配置。 在钉住汇率制度下，每一个经济的参与者都在严密关注汇率，试图从中发现疲软的最初信号，以此评估制度本身的可信性和可持续性。 因此政府在坚决捍卫货币稳定的同时，背上了沉重的经济管理和公共关系负担，极有可能在不堪重负之际对汇率进行突然的重新定价。 在很多案例中，国内相对疲弱的实体经济无法与货币制度的要求同步，导致货币在危机发生前就已经被认为是高估了，商品交易部门失去竞争力，不能与选择钉住的货币（如美元）保持一致。 维持此政策的时间越长，货币供需的扭曲程度越大，汇率的高估程度也越大，实际汇率必然下跌。 利率捍卫汇率：为了捍卫下跌的汇率，大多数政府会首先收紧利率，进而动用外汇储备。 此举虽有利于提高对货币的需求，进而支撑起本国货币估价，但也会产生实体经济部门实际支付提高、经济活动总量减少、投资下滑的负面影响。 这种下滑会给银行带来三个方面的不良影响：首先，经济放缓会减少对银行贷款的总需求，银行新增贷款会发生萎缩；其次，企业和个人投资回报减少，银行不良贷款数量增加，未偿贷款的盈利性也会下降；第三，货
什么是金融风暴
金融风暴又称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特征 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 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类型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 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产生 泰国的金融危机事发于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动乱。 首先是外汇市场的美元收缩冲击，使得泰铢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幅度贬值，进一步影响了泰国的股票市场和金融体系，东南亚的金融市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捆绑经济，而且各国的货币不统一，在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上美元最终成为交易单位。 间接的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创造了助动力。 所以，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来自于外汇市场的冲击，货币危机又成了金融危机的附属。 编辑本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概况】 ·概况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 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 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 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 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 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 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 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 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 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 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 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 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 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 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 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 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 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 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 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 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 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 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 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 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 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 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 9月2日，卢布贬值70%。 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 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 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 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 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 （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 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 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 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 （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 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 （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 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 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 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 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 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 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 “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 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 （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 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 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 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 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 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 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 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 （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 （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 （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 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 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 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 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 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 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 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 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 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 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 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知识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 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 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 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 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 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 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 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 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原因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 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 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 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那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观看了关于亚洲金融风暴的一系列报道和自己的研究之后，我找到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2.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3.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一：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对这个金融怪才的称谓。 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 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 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 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 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 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 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则。 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 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 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 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 ” 众所周知，索罗斯对泰铢的炒作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线。 他是一个绝对有实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过玩弄亚洲国家政权，来达到他获得巨额资本的目的显然是卑劣的。 二：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者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有了危机感。 他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 这给亚洲一些国家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 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 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美国当然不允许亚洲经济继续如此发展，于是，他开始收回他的经济损失。 对于索罗斯的行为，他是纵容的。 三：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新马太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 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 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 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他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 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 ·启示 （1）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权基础上的，只有经济实力雄厚，政权稳固才能谈及真正的发展经济。 （2）一个经济学家，只有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否则，他将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3）只有提高综合国力，才能使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编辑本段【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全球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 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 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 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 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 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 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 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 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 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 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 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 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 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 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 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编辑本段【新世界性金融危机】 未来两年将出现世界性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 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 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世界范围金融危机的乌云正在聚集，未来两年内，全世界将出现一次新型的金融危机。 这一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将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新的机遇。 资金流动逆转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 为什么未来世界将出现新型的金融危机呢？这要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过去近十年来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格局谈起。 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过去近十年 ，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趋势，经济不断繁荣，但这种繁荣的基础其实比较脆弱。 这些经济体自身的储蓄相对不足，消费不断增长，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支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 这一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信贷链的破裂，集中的表现就是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 次级房贷危机导致美国的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金融风险的成本，也使这些金融机构必须重新分配自己的资产，以降低风险。 反过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过去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的资金，以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为例，其证券市场上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国外。 日益高涨的海外资金不仅推动了本地资产价格的高涨，也推动了本地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本地货币实际汇率的不断升值。 这一系列过程为这些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个地区：一是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不仅经常账户出现了占GDP 10%以上的赤字，同时财政赤字也日益加剧，国内价格上涨的趋势愈演愈烈，而且，这些国家还实行了与欧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这无疑是写下了导致金融危机最佳的化学反应公式。 另一个非常脆弱的经济体，就是印度。 虽然印度经济在过去3年内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但是其宏观经济的情况不容乐观：长期以来，印度的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证券市场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海外，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中央政府也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 综合考虑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未来两年之内，世界经济很可能发生资金流动逆转的情形，那就是几年前从发达经济体争先恐后涌入新兴市场国家、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资金，在发达国家重估风险的情况下，纷纷逆转涌回发达国家，加强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稳定度。 这种趋势的形成无疑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直接的影响，并最终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形成。 新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差异 这种金融危机同十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形式不同。 十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形式是国际收支的危机，那时亚洲出现了大量到期的外债需要偿还，同时国际金融炒家纷纷挤兑，造成了这些国家外汇储备不足，以至于不得不让本币大幅度贬值。 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形式不见得以国际收支的短缺为标志，因为今天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量是比较高的，同时由于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这些国家并没有大规模举债，只是通过证券市场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新兴市场国家不面临着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的形式是以大量的资金倒流从而导致本国证券市场价格大幅度缩水、本币贬值，从而导致本地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于衰退为表象的，这和几年前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涨、资产价格泡沫化恰好形成了一个逆反的镜面图像。 这一新型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很可能是波罗的海三国，从波罗的海三国可能传导至东欧各国，再传到南亚包括印度，之后再进一步传到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资金流动不能盲目放开，财政政策须保留一定的灵活性 一旦这样的金融危机发生，中国经济面临着怎么的挑战呢？可能的情况是，一部分外资的表现也会如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纷纷出逃，对于中国的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的冲击，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但对于目前高速运转（事实上是过快运转）的中国经济并不是坏事。 而且，这一资金倒流的情况也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所缓解。 但是不容否认，这种资金倒流会对国内的投资规模产生一定的冲击，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另外，由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也会间接通过对中国产品需求的下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些都是这一新型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新兴金融危机的到来对中国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多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将大幅度缩水，这将是中国资金出国投向这些国家的绝好时机，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最好时机。 为此，中国经济界需要做好资金上和项目研究方面的准备。 从宏观层面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一轮新型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资金流动问题上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盲目放开，要考虑到大量资金出走的可能性和由此带来的压力。 当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必然会出现下滑，我们的财政政策必须保留一定的灵活度，在继续实行当前稳健财政政策的前提下，必须做好项目上和资金上的准备，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周边国家发生，中国就可以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找到一些有资金保障和社会效益的投资项目。 总之，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风险已经来临，全速前进的中国巨轮必须考虑到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冲击，把握机遇，化解风险，我们的经济发展航程将会前途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