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评估全球投资机会时，投资者可能会考虑欧洲股票。欧洲股票市场具有独特优势和劣势，了解这些差异至关重要，以便制定明智的投资策略。
欧洲股票市场的优势
市场规模
欧洲股票市场是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仅次于美国。其市场规模使其具有流动性强、波动性低等优势。
多元化
欧洲股票市场由来自不同国家和行业的众多公司组成。这种多元化可以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使其成为寻求分散投资的投资者的理想选择。
行业集中度
欧洲股票市场在某些行业具有较高的集中度，例如汽车、奢侈品和制药。这为投资者提供了接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行业领导者的机会。
监管与稳定
欧洲监管机构实施了严格的市场监管，以保护投资者并确保市场稳定。这增强了市场对外国投资者和其他参与者的吸引力。
欧洲股票市场的劣势
经济增长放缓
欧洲经济增长往往落后于其他主要全球经济体，这可能会影响企业盈利并降低股票估值。
政治不确定性
欧洲面临着许多政治不确定性，例如英国脱欧和意大利政治动荡。这些事件可能会导致市场波动并影响投资者情绪。
汇率风险
欧洲股票以欧元计价，这可能会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这对于非欧元区投资者来说可能构成汇率风险。
语言障碍
欧洲有多种语言，这可能会给非欧洲投资者分析公司和了解市场动态带来困难。
投资策略
指数基金和ETF
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于跟踪欧洲股票指数的指数基金或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来接触欧洲股票市场。这提供了分散投资和降低风险的便捷方式。
主动型基金
主动型基金由基金经理管理，他们选择和管理投资组合中的股票。主动型基金提供了根据市场趋势和个股表现进行精选的机会，但费用也往往更高。
直接投资
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可以选择直接投资于特定欧洲股票。这种方法需要进行彻底的研究和对市场趋势的深入了解，并且风险也较高。
风险管理
在投资欧洲股票时，风险管理至关重要。多元化投资组合可以降低风险，而对冲策略可以减轻汇率波动的影响。
时间范围
投资欧洲股票应采取长期视角。经济周期和政治事件可能会导致短期波动，但从长期来看，欧洲股票市场历史表现良好。
结论
欧洲股票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独特的投资机会。了解其优势、劣势和投资策略至关重要，以便做出明智的决策并实现投资目标。通过仔细的规划和风险管理，投资者可以利用欧洲股票市场的潜力，并多元化其全球投资组合。
中国的对外投资和西方发达国家有什么不同？
对外直接投资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国际化的产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已逐渐从贸易主导型转向投资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较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整个80年代和 90年代初中期，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逐渐上升。 199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3064.65亿美元，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为456.42亿美元，所占份额为14.9%。 最近几年，几个对外投资数额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投资的能力有所下降，但总体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呈增长态势，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995.5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外投资的比较优势不同，目标也不同，因此各自有不同的特点。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非资本过剩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资本过剩的产物，或者说，是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可以称之为“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 而发展中国家大多不存在资本过剩的问题，而且各国国内建设资金短缺，大规模地引进外资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项艰巨任务。 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属于“非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它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不仅在动因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而且在投资效果的价值判断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2.整体产业素质偏低发达国家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基础上进行的。 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率先实现，为各微观经济主体建立国际生产体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与之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改造产业结构的任务还很艰巨，整体产业素质仍然偏低。 这意味着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不具备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先决条件或优势，相反，是要通过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这种特定的宏观经济背景，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不仅仅是促进微观经济主体自身经济收益的增长，同时还必须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客观要求，反映宏观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也就是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来带动本国产业结构的重组和优化。 3.行业分布以多种经营和传统制造业为主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行业分布，相对集中于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 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多地集中于多种经营和传统制造业。 以发达国家公司为主的全球最大100家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最大50家跨国公司相比，产业分布有很大不同。 多样化经营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中，所占比例高达22%，而在全球100家最大跨国公司中，仅占4%。 相反，全球100家最大跨国公司，投资相对集中于电子、电器设备、化工与制药、汽车等行业，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这些行业中的投资比例较低，尤其是汽车、传媒和电信三个行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很少涉足。 4.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相对较低跨国程度指数是一个跨国企业国外资产与总资产、国外销售额与总销售额和国外雇员与总雇员3个比率的均值。 跨国程度指数可以衡量一个跨国公司对国外资产、国外销售和国外雇员的依赖程度。 跨国程度指数高，表明海外企业相对于母国企业，在跨国公司中的地位较为重要；跨国程度指数低，表明这个公司虽然也有海外投资企业，但对母国的资产、市场和雇员依赖性较大。 发展中国家最大50家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指数为54.8%，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 5.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海外投资项目的劳动密集程度高研究表明，全球100家最大跨国公司海外雇员的人均资产占有量为30.4万美元，发展中国家50家最大跨国公司海外雇员的人均资产占有量为6.4万美元。 表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项目，具有资本含量较少而劳动相对密集的显著特点。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趋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1.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笔者引入对外投资依存度和对外直接投资依存度两个概念。 对外投资依存度是指货币和资本流入流出累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FI+FI*／GDP)。 这里对外投资中的货币和资本包括对外直接投资、股票与债券投资以及贸易信贷、各类贷款、存款和其他长短期的金融资产的投资。 对外投资依存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国经济发展中金融资产的国际化程度。 而对外直接投资依存度则是指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流出累计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FDI+FDI*／GDP)。 这一指标可反映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国际产业资本的依赖程度或生产的国际化程度。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一国在经济国际的过程中，首先是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与此相对应的是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逐步提高。 但当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就出现了相对稳定或缓慢增长的态势，而对外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增强，与此相对应的是对外投资依存度和对外直接投资依存度明显提高，并超过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投资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趋明显。 尽管目前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还处在快速增长时期，除韩国等少数新型工业化国家以外，马来西亚、墨西哥、泰国及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仍处于持续增长阶段，但他们的对外直接投资依存度也已出现增长的态势。 韩国、巴西、马来西亚等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依存度增长较快，韩国从1990年的0.729%增长到2000年的 3,04%，巴西从1990年的0.386%增长到2000年的6.13%，马来西亚则从1990年的6.22%增长到2000年的9.43%。 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依存度总体上增长较快，对外直接投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2.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均衡(1)对外直接投资额在经常项目的收支中已占有一定比例。 例如，2002年马来西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占经常项目收入的比例为34.7%，韩国为30.2%，泰国为0.64%。 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经常项目的平衡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另外，对外直接投资的收入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缓解商品贸易项目逆差的重要组成部分。 (2)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严重不对称会加剧经常项目赤字，使国际收支恶化，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金融危机与这些国家连续数年的经常项目赤字有密切的关系。 这些国家出现经常项目持续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收入项目和服务项目出现了连续逆差。 马来西亚的商品贸易项目是连续盈余的，但由于服务项目和收入项目的较严重逆差而冲销了商品项目的盈余，从而导致经常项目赤字。 泰国和韩国的商品、服务和收入三个项目连续出现赤字，收入项目和服务项目的逆差加剧了经常项目的赤字。 而收入项目赤字则主要是由投资不对称(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流入流出严重不对称)，以及长短期信贷投资的严重不对称引起的。 投资不对称导致投资利润支出大于投资利润收入，引起收入项目连续逆差。 此外，有些发展中国家过分强调外来的直接投资，注重外商在本国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本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发展缓慢，投资收入逆差不断扩大，由此产生了许多潜在的风险和国际收支逆差的压力。 三、当代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1.宏观产业政策与微观经营决策的冲突在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中，政府起着重要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政府希望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推动本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从而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其着眼点在于国家的整体利益。 但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有自己的经营决策，其对外投资的目的仍然是追逐利润最大化，因此，其投资流向符合国际资本流动的一般规律。 这样，国家的目标函数与企业的目标函数就发生了偏离。 企业对此要么以“隐藏行动”的方式不予合作，要么要求国家给予补贴。 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函数中一开始就包含着政府补贴的部分。 实践中，一些企业为了获得这部分补贴盲目进行数量扩张，更有少数企业通过寻租的方式始终将这部分补贴控制在自己手中。 结果，这种粗放型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根本不具竞争力，出现了所谓的“大企业病”。 2.产业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不匹配一般来说，一国的产业结构是依据其资源的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晚、经济发展水平低，其具有比较优势的禀赋多为不可转移的自然资源储备和劳动力。 这样在不具备垄断优势的情况下，一旦离开母国的生产区位，其产业结构与新的投资区位就难以匹配，区位优势甚至会转变为区位劣势。 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大多是建立在资本、技术和知识这类可转移的资源禀赋之上的，这样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就可以在转移上述资源的同时，充分利用新投资区位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 即使在面对区位劣势或区位优势不明显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也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突破资源禀赋的限制，或者利用自己对知识和技术的垄断以及市场结构的不完全性，弥补其他要素的劣势并攫取超额利润。 这一点是发展中国家无法做到的。 3.世界市场结构的新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特征。 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建立了近百个区域经济集团。 但不论哪一个层次的区域经济集团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对内相互开放市场，实行贸易、投资的自由化，而对外实行壁垒。 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有自由贸易的性质又具有反自由贸易的性质。 自由市场在缩小，封闭市场在扩大，这种双重属性导致世界市场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区域内市场、区域内与区域外市场以及区域间市场等新的次级市场结构。 这种新的市场结构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提出了挑战： (1)如果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区域集团外，就会遭遇更多的壁垒，原有的市场机会会被区域内成员的相互投资所取代； (2)如果是发展中国家间的区域经济集团，由于他们实行贸易一体化的结果主要是贸易转向而不是贸易创造，因此反而可能产生净福利损失，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集团通常失败的原因； (3)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组成的区域经济集团，从理论上说，将大大促进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 但在现实中，这种形式的经济集团很少，只有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原因在于发达国家获益较少，缺少动力。 四、对我国的启示1.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其分工演进水平决定的，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基本遵循这一规律。 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国家再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路径，但该条路径在动态过程中是可逆的。 新兴工业国家在分工演进中加速了对技术、人力资本和生产经验的积累，从而能够对发达国家进行逆向投资。 新兴工业国家的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即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应注重对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累积，同时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开发和掌握发达国家外溢的生产技术。 2.由于与国内目标、企业微观经营决策发生冲突，再考虑到技术是否可得和成本、风险、对手反应等问题，发展中国家在理论上可行的一些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如学习型和策略竞争型对外直接投资在实践中的可行性是值得怀疑的。 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政府的积极推动，由于这一行为并不是完全遵循比较优势逆资源禀赋而动，因而可能会导致政府的产业政策被少数厂商利用，通过寻租竞争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从而降低了经济效率及福利。 4.对于我国“非资本过剩型”的对外投资活动必须从宏观和微观的两个层面去解析。 企业的跨国投资不仅要选择能够为企业带来投资回报的项目，而且这种投资项目还应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辐射效应。 这种辐射效应越大，跨国投资也就越有利。 企业对外投资对母国经济发展辐射效应的强弱，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资本的增值程度，还取决于投资的产业选择。 因为只有在优化跨国投资产业的基础上，才能够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带来企业自身的利润增长，还能通过技术传递和市场扩展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提升国内产业结构开辟新的有效途径。
未来几年，什么资产最能保值？
我自己做投资的，十几年了，对于经济的周期，还有投资的策略还是有些心得的。 给你几个我自己的个人建议吧： 1、房产。 中国未来的房产一定是分化的，人口决定房价！ 在大环境人口见顶 ，老龄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一线和新一线这样有人口持续净流入的城市会有投资的价值，不仅可以保值，而且可以升值。 但是对于三四五线这样的城市，人口净流出的，就没有必要投资了，因为只会震荡，回调，甚至贬值。 2、股票。 中国的股票市场会成为未来10-20年接替房地产的“黄金周期领域”，所以股票投资的升值概率非常大，就好比1990、2000年的房产。 不过，一定要懂得区分，因为股票市场不同于房产市场，参考成熟的金融市场来看，一定是一个优胜劣汰的局面。 因此对于那些优质、低估、有着行业性质的个股才更具备投资价值，而对于那些朝阳行业，甚至是那些高估、劣质、垃圾的上市公司，反而应该避而远之。 结论： 货币从1987年到2019年6月，累计贬值了77.4%！每年4.5%。 假设4%通货膨胀率计算，现在的现金，在未来20年还会贬值56%。 高负债的银行、保险以及房地产公司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你知道怎么应对了吗？买核心资产！！ 历史 反复告诉了我们，除了投资，还是投资，才能够对抗贬值！大部分的存款，甚至是黄金都是无法达到升值，甚至是保值的目的！ 未来几年，以国家5年计划来设定时间，即为2020至2025年，在这5年时间里，居民投资什么最保值呢？ 我们可以先分析居民常规的投资渠道，看看哪些保值可能性更高：1.房产：过去20年都是房产投资的黄金期，但从18年开始，国家对房地产的定位，加上各地房产价格的泡沫程度可知，未来5年房地产已过了普遍上涨阶段，未来能有，也是结构性行情了。 结构性行情，也就是说普罗大众是比较难把握的。 2.储蓄和理财：这个不用我说，跑不过通胀的，何况现在理财也不保本保收益了。 3.股票、基金：这是最有可能跑赢通胀的，也就是能保值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国家经济开始走L型的那一横了，也就是说，差不到哪去了，这就是底部了，加上证券市场也是低估底部，随着国家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完成，未来经济开始好转，相关上市公司也会水涨船高的。 回答完毕！ 未来投资什么东西最保值，关键要看什么东西最稀缺，越是稀缺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值钱，具体来说我认为未来几年以下几种资产会比较保值。 虽然目前我国的楼市已经来到了一个拐点，房价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但是对于那些人口净流入比较多的一二线城市来说，我认为未来5~10年这些城市的房价仍然有一定上涨空间的，只要这些城市的房价上涨空间超过物价上涨的水平，那么它们就可以保值。 黄金等贵金属跟经济的发展呈现截然不同的方向，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形势比较好，那黄金价格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些，相反如果全球经济发展不太乐观，那么黄金的价格就会迎来上涨的趋势。 而按照目前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几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并不太乐观，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发展有可能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对此美元有可能进一步贬值，假如美元贬值了，那么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所以未来几年黄金等贵金属应该具有一定的保值作用。 随着我国农村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农村的生活环境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未来我相信会有很多人愿意到农村买房度假或者养老。 所以对于那些交通比较便利，环境又比较好的农村，他们的土地肯定有一定的升值空间。 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一旦大家的收入提高之后，大家对生活品位的追求会相应的提升。 未来我国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人群会越来越多，这些人除了对基本的吃喝住行有追求之外，还会追求一些艺术性的东西，所以大家对于那些比较稀缺的收藏品需求有可能会增加，那么对应的那些存量比较少的收藏品它们的价格就有可能会继续上涨，所以这些收藏品是有一定的保值就用的。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矿产资源是相对比较稀缺的，这些资源每过一天数量就会减少一点，而且是不可再生的。 未来那些跟高新技术产业有关的稀缺资源，比如稀土，钴，锌，镍等等价格有可能会继续上涨，因此具有一定的保值作用。 当然我们上面所列举这些都是有形资产，也就是看得见的资产，但我认为未来几年真正能够保值的是自己的无形资产，也就是自己的能力，因为只要一个人的能力足够强，他就可以顺应时代的变化，然后能够及时准确的掌控市场的机会，从而赚取更多的财富，这才是最具有保值的资产。 所以大家有钱的时候与其去购买一些贵金属或者房产，还不如多花钱去学习提升自己，通过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视野，开拓自己的人脉，这样才能让自己在未来当中立于不败之地。 很简单的问题。 你看银行贷款机构以什么作为主要抵押资产，什么就最保值！因为他们才是最专业，最精明的。 我来反起说。 先说股票。 同志们，不出意外，今年ipo搞注册制，简单讲就是只要符合条件就放行……没有审批机制了，以后退市是常态，简单说，股票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么玩了，散户基本没有活路，所以说股票保值的可以洗洗睡了，这个是标准坑…… 然后房产 其他不多讲，但疫情过后，房价必跌，实际上经济都会受影响……简单一句话解释，就是大环境都不好，我找不到什么理由去解释为什么房价还会挺住？说买房的也可以洗洗睡了，相做接盘侠的随便去，今年能保住饭碗就烧高香了。 s 艺术品 ……额，介个，我个人觉得我等凡人还是不碰为好 黄金 这个可以有，但前提是你得保证你买到的是十足真金，那种放几天就生锈的还是拉倒。 美元 想法很美满，但现实很骨感，不信去问问每个户头能买多少？ 所以，综上所述，我个人理解一动不如一静，眼下这状况，扔银行稳财比较好。 碰见机会再整吧历史 是未来的镜子，回顾一下上个二十年最保值的资产。 首推房地产。 尤其是北上广的住宅，升值大约在10-20倍左右，上海20年前不过几千元，现在达到十倍。 哪怕是三四线小城书也有五倍以上。 其次是收藏品，例如玉器中的和田玉也在十倍以上，但流动性不如房地产。 再次是股权投资，股权投资风险大收益也大，不是一般大众的理财对象。 其他风险小一点的就是银行理财，基金投资，贵金属投资等。 未来几年，面临几个变化，经济不再高速发展，通货膨胀下降，投资收益率一定会大大下降，财富大规模增加的日子过去了。 像房产一类肯定风险大于收益，一旦财政枯竭，房地产税必然出台，古董等收藏品也远离普通人收藏，估计以下几项值得期待。 一是贵金属投资。 建议适当配置黄金投资。 首先，黄金是贵金属中最传统的投资品种，所谓盛世古董乱世黄金。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黄金的投资功能明显下降。 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后，现在也迈入了经济中速增长，对于普通的个人投资者而言，投资房产的红利已基本结束，黄金的投资属性慢慢的显现出来，2020年以后介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节点。 尤其每年发行的熊猫普制金币，它的价格非常便宜，非常值得投资者收藏和投资。 二是基金投资。 过去十年最让人失望的就是证券市场，但风水轮流转，没有一成不变的东两。 未来几年，持有好的基金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收益。 基金在国外是非常成熟的投资品种，像美国养老金，住房基金主要投资对象就是基金，目的是长期稳健获利。 中国的基金受到股市不 健康 发展影响，但未来持续看好。 三是核心商业地产。 这几年住宅涨的太多，但商业地产严重滞后，主要受到互联网销售如淘宝等影响，但商业地产尤其是核心区域商业地产仍有投资价值，当然介入机会非常重要，一定要有比较优势。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未来几年，什么资产最能保值？我觉得有三种东西!第一， 健康 无价 春节假期的疫情让我感触很深，看着确诊人数一天天的在增加，死亡人数也一天天的增加，全国上下共同战“疫”，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 健康 ，加上科比的飞机坠毁，有时候，意外和明天真不知道那个先来临。 所以不管是以前，还是在未来，生命 健康 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能保值的，因为拥有 健康 才能享受一切，这个排在第一，不接受任何反驳。 第二，中国A股 目前股市正处于低位，外资大量买进，估值正处于低位，加上市场的不断完善，价值投资的理念不断深入，未来股市慢牛可期。 目前房市黄金10年已经过去，股市将会是最大的投资市场，未来也会是最稳定，收益空间最大的机会之一。 第三、一线城市的房产 第三种我觉得就是一线城市的房产了。 虽说房市黄金10进入过去，但是作为一线城市的北上广深经济体量大，人口密集。 依旧可以享受人口带来的红利，即使房价上涨放缓，加上调控。 会在一个区间内震荡，但是我觉得一线城市的房产还是保值的佳品之一。 以上是我觉得最能保值的东西，第一生命 健康 、第二股市、第三一线城市的房产，股市楼市才有跑赢通货的机会，能保值也能增值。 资产的话，要分几点？一，看你有多少本钱？，如果手头有个100来万的话，就不要投资房地产了，要投资每年能产能能在40万到50万之间的项目，就比如说，宾馆，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项目，前期投资80万到100万之间，每年能有30%左右的利润，三年的话，基本上可以收回全部投资，这就很划算，二，如果你有身价，1000万到1个亿的话，那你就要考虑长期稳定的投资了，比如说找证券公司，投资各50%，收益的话，每年在5%至10%之间，还是很不错的，或者投资的话，你可以买债券，或者股指，收益在2%到6%之间， 未来最保质的资产，房子，黄金，股权投资者。 先说房子，很多人包括专家都说房子会降价的，我想问得是，三年前建筑工人是150-180元每天，现在是工人是300~360，环保政策让材料成本也大副上升，本来两年交工的房子现在三之四年才能交工，施工成本高了三分之一，一方面是人们收入增高，而房子成本比原来增加很多，国家还得房地产这个航母和边缘产业来拉动经济和消费！以后的房子只能说地域不同，房价会形成跷跷板价格！ 黄金，是大宗稀有商品，国际上的富豪和财团比较喜欢储存黄金！跟着感觉走呗 股权投资，美国等发达国家就是例子，谁有股权谁就掌握了财富。 如果时间倒回到10年前，你会投资什么？不用说，肯定是选择买房，过去10年房价的暴涨拉开了有房和无房的财富差距。 那么未来10年呢？除了房子，还有什么资产最能保值？1、房 产 首先还是说说房子。 房地产是周期性行业，其繁荣与否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好坏，只要我国的大趋势向上，中心城市的房产不仅能保值，还能升值；而二三线城市也会发展，人口还会增加，需求总体还是会增长，价值长期看涨；至于四线城市等小地方来说，能不能保值很难说。 很多地方本来人口就在净流出，刚需在减少，用传统基建投资拉动房价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房价上涨的惯性也会越来越小。 但这只是站在自住的角度，如果是炒房和投资，凤小金认为没有必要考虑，因为现阶段无论是一二线，还是三四线，房价都处于相对高位，而且调控政策出来之后，几个大城市成交量都在急剧下滑，大量资金在房地产上面，流动性的风险很大。 敲黑板，注意了！很多人在购买房产的时候只考虑住房，而忽略了的商铺！想想看，一二线城市会不断有人口涌入，加上后续“租售同权”的推广，城市副中心或者地铁沿线大片居民区的底商是很有潜力的。 现在人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早出晚归，下班到自家楼下吃个晚餐，或者去楼下水果店买点水果，这个已是常态，所以商铺的保值和增值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即使自己不打算做生意，买来租出去也好啊，目前商铺并不限购，完全值得考虑。 2、固 收 类 投 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最保守且稳定的投资理财就是去银行存定期、买保本理财。 但去年资管新规出台，要求打破刚性兑付，银行理财也不再保本保息了。 如果按照过去十年国家公布的平均5%的通胀率来计算，能买到5%收益率的理财，基本可以保证你的资产不缩水。 但是，随着通胀率和货币贬值的进一步增大，5%的收益率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资产保值需求，未来可以选择配置其他收益更高的固收类产品，比如债券型基金、P2P等。 值得关注的是，P2P行业经历了雷潮之后正在加速洗牌，能够留下的头部平台最终将立于行业潮头，迎来新一轮的发展。 抓住机会，选择靠谱的平台进行投资，是使资产保值增值的方法之一。 3、私 募 基 金 私募基金由于起投金额较高，再加上相关的收入、资产的门槛，所以很多人并不了解。 相对公募而言，私募基金更追求绝对收益，因为其基金管理人过得好不好，取决于20%的业绩提成。 所以帮客户赚得越多，基金管理人自己也受益。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私募更有动力把投资做到极致，把最稳健的收益留给客户，也留给自己。 私募基金应该作为资产配置的选择之一。 选择产品时，应选择一些成立时间长、 历史 业绩优秀的私募作为你的资产管理人，这也是未来长期保值的选择之一。 4、股 权 投 资 股权投资已经被热议了好几年，但业内一直对股权的信息透明度存在质疑。 毕竟这是个长周期投资，且运作封闭，信息披露少，换做谁都不放心啊！但又总听说某某公司上市，造富无数股权投资人，弄得大家蠢蠢欲动。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股权投资并不一定都是赚钱，据SethLevine统计，VC分散投资的许多标的，2/3左右都可能是亏损的。 但如果有少部分成功，那就可以拉高其整体收益，回报也是可观的。 目前国内的股权投资市场还不完善，但近几年已有不少成功案例。 相信未来10年股权投资也将迎来它的春天。 5、自 己 巴菲特曾说：“最终，有一种投资超过所有其他所有投资，那就是投资你自己。 没有人能夺走你自身学到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投资潜力。 ” 投资自己，不仅意味着提升自己的能力，获得更多收益，也意味着思维方式的转变。 如果我们能用投资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优势和缺点，站在被投资者的角度去觉醒和努力，那么10年后的你，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将变得富足。
俄国的费奥多罗夫简介是什么
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阿·阿·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1873—1936)：俄国儿童文学作家。 提要：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政策，是俄罗斯以及多数转型国家在转型前10年所实施的经济社会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俄罗斯等主要国家的社会制度转型的实践表明，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政策, 不仅没有获得最初所预期的绩效；而且，这一转型的政策，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质疑与批驳。 本文试图从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转型绩效的视角，结合俄罗斯的转型实绩及其政策结果，给出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近年来，对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失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事实，是实证性的记录（empirical record）。 这些国家在20世纪末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历表明，以“华盛顿共识” [1] 为指导的转型政策和做法，在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良好绩效，而且显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在俄罗斯，前10年转型的失败，主要表现为整个社会和经济的深刻危机。 对于这些国家在转型期所表现出的经济社会危机，现在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探讨，国际上关注和研究转型问题的资深学者、经济学家和一些政府人士，都在反思并探讨其原因。 本文试图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理论渊源—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推行及其效果的视角，对俄罗斯前10年的经济转型做些分析与评述。 一．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俄推行的结果：经济社会的“休克”与危机迄今为止，国际上众多学者对俄罗斯等国经济社会的转型，进行了实证性的分析和研究。 结果表明，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及其转型的一系列政策，是导致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全面“休克”的重要原因。 [2]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陷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大危机，其经济大幅下滑与陷入深刻衰退。 从俄罗斯国家的经济增长方面看，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强，而在10年后却仅为中国GDP的1/3。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休克疗法”式的制度转型，不仅摧毁了前苏联原有的经济基础；而且使俄形成一种扭曲而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 这种扭曲的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方面：(1)掠夺性。 以掠夺方式获得资产，是俄罗斯当今国有资产和财富再分配过程的实质，也是俄罗斯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特性。 之所以称为“掠夺”，就在于这一过程不是通过比较合理的方式，而主要是利用投机和犯罪等手段实现的资本积累。 俄罗斯前10年的转轨过程，基本上处于既无政府干预又无市场制度的混乱进程，这就使得非法掠夺成为可能。 同时，当时俄激进民主派政府对于混乱无序的野蛮市场经济束手无策，这使得俄经济犯罪、黑手党、行政腐败、利益集团等，通过各种非法的和非正当手段，大肆侵吞、瓜分和占有国家资产，国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黑手党和非法组织所控制。 根据俄罗斯内务部1995年的一个数字，当时受犯罪集团控制的企业有4万家，包括400家银行、近50家股票交易所和大约1500家国有企业。 (2) 强制性。 也被称为“亲权性”，即私有者资产积累的过程与权力或者政权的亲和。 俄罗斯的暴富者和“新俄罗斯人”在致富的过程中，无一地具有这一特点。 其表现形式被归纳为：俄罗斯首富进入政权、各工业-金融集团的代表人物跻身议会和控制媒体、干涉政府立法和左右议会选举等。 在俄罗斯社会，这种由暴富者与权利阶层所推进的改革，它是由少数人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推行的结果，并不代表广大群众的愿望与要求，支持和认同这种经济政策、方针、模式的人，只是掌握政权的极少数人和利益阶层。 因而，俄罗斯激进的改革政策一直受到广大民众、社会舆论、中小企业界与一些政党的反对和抵制。 （3）官僚性。 它的特征是“寡头”（ oligarch）经济，也称“垄断性”。 随着俄罗斯快速私有化进程，俄罗斯形成了各种官僚垄断集团。 这个巨富的群体，被称为“新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则被视为“寡头”，鉴于这一群体与“官僚集团”的合流，又被称作“强力阶级或强力集团”。 伴随着这种官僚垄断集团的出现，俄罗斯经济中的垄断集团一方面与权势勾结；另一方面，其大型私人资本垄断的特征也很明显，私人资本控制了俄罗斯经济中的高利润产业，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燃料、黑色和有色金属等行业。 其中，一个典型的概念就是“新俄罗斯人”，他们主要是由行政官僚集团所构成的拥有来自权力财产的群体所构成。 [3] 少数寡头们靠私有化和金融投机发家的同时，经济权力乃至政治势力急剧膨胀，不少寡头在投机和暴富的过程中，将巨额利润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国外。 俄罗斯社会转型期这种利益分割的极不公平性，使得大多数民众普遍贫困化。 (4)政治性。 俄罗斯推行的转轨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它的政治动机是尽快和彻底摧毁旧体制及其公有制经济基础。 其政治目的是首要的，而经济绩效则位居其次。 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逻辑：只有废除公有制和通过实现私有化，才能够摧毁旧的共产主义制度基础。 俄大规模的快速私有化的政治目的即在于此。 这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相吻合，因为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不仅被视为一种“右翼”理论，而且也被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俄罗斯在转型中形成的这种扭曲而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在一些学者看来，乃是“由于建立市场经济不是循着民主道路、而是受制于官僚和犯罪集团的利益压力”的原因。 换言之，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沿着犯罪集团的利益方向进行的。 在大多数民众的眼里，造成这种扭曲变形的人员，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不文明的商人”，他们缺乏商业道德；一种是官员集团，他们贪污成性；一种是犯罪团伙，他们残忍并贪权。 这些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广大民众对于改革的态度。 因此，在俄罗斯的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社会状况的不满与各个阶层的冲突始终贯穿。 按照俄罗斯的统计，人们对俄社会转型过程的不满主要是：对转型后的社会动乱与生活倒退不满、对私有化后的暴富现象和社会不公不满、对改革政策与通货膨胀不满，等等。 这种不满逐渐体现在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冲突上面，由于俄罗斯普遍存在的强烈不满情绪，各种社会矛盾的积聚与爆发，最终导致了2003年1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激进党派的落选。 二．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指导的转轨政策：“休克疗法”俄罗斯以新自由主义为依据的激进经济政策的推行，乃是造成俄经济社会深刻危机、经济大幅度衰退的重要原因。 有鉴于此，现在国际上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华盛顿共识”和所谓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转型，对于一个成功的转型来说，它是引人误入歧途的药方。 俄罗斯前10年经济社会转型政策的“精髓”，就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导向的“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 在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俄罗斯开始强制而快速地推进经济转轨过程。 1992年初，俄激进民主派政府推出了上述的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政策。 作为指导俄罗斯经济转轨政策工具组合的“休克疗法”，它不仅仅是俄政府用于遏止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政策，特别重要的是，在俄“休克疗法”的一般内容中，加进了制度转型的一些重要内容。 例如，在大多数转轨国家中，“转型”是以建立民主政治为首要目的的过程，它伴随着一个国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转变，首先包括要实现多党民主政体的做法。 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以及现代货币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成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基本经济政策。 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华盛顿共识”的教条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广泛自由化”。 在俄罗斯，以“华盛顿共识”复制的这一经济政策的内容大体包括：第一，市场和内外贸易快速自由化，“快速而全面地消除价格监督”，“尽快转向开放的、非集中的监督和货币体系”。 俄自1992年1月开始，全面而急剧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的管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被大大缩减；第二，国有企业的全盘私有化，“所有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归结为包括几乎全部企业的私有化”。 迅速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旨，是打造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广泛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第三，宏观经济稳定化，减少财政赤字，严格限制贷款和货币发行，将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生产发展、产业调整、结构更新和科技政策等，均让位于货币紧缩政策。 此外，“西向化或全盘西化”也被认为是俄国转型的一个核心方面，其实质是：效仿西方模式和依赖西方的援助。 即：俄国必须引入和效法西方市场经济特别是美国模式，向外国首先是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尽可能多地争取西方国家的投资和贷款。 这些，则是叶利钦时代俄激进民主派自盖达尔政府提出、此后历届政府实际推行的俄社会经济转轨政策和战略的主导思想。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起始阶段，俄罗斯政府和学界围绕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政策和理论方面发生了激烈的论争。 当时，俄罗斯国内主要存在着两大不同的派别和主张。 一派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政府派，即激进民主派，这是当时俄罗斯的主流派别。 他们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采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与货币主义理论来指导俄罗斯转型，力主推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作用；在转型政策与方法上，实行激进的一步到位式的经济转轨，并宣称：俄罗斯能够在若干个月内实现市场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 这就是俄罗斯已被付之实施的“华盛顿共识”，也即“休克疗法” 的转型政策，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盖达尔、丘拜斯、费奥多罗夫等人。 另一派是以俄罗斯科学院为首的，由一些著名学者所组成的“学院派”，即与叶利钦政府和激进民主派相对立的主张和派别。 他们赞成并主张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认为应该采取让政府参与宏观经济管理的渐进改革方式，主张俄罗斯的转型应该符合俄罗斯的国情，走“特殊的俄罗斯式的转轨道路”，这些学者中包括俄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等人。 这一派的观点和主张在当时被认为是保守派，因而在俄罗斯，这一派的看法始终不占主流，而是被边缘化。 面对不断加深的俄罗斯经济社会危机，俄罗斯政府和学者们不断地在反思转型政策。 前一派对此的解释是，认为激进的改革政策未能得到彻底和全面的实行；后者则提出，俄罗斯自1992年以来所出现的经济社会危机是俄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政策的结果。 总之，虽然这两派对于转轨政策的主张不同，但是都将俄罗斯的转轨绩效不佳与其所推行的政策 “休克疗法”相联，“激进民主派”将转型绩效的不佳与失败，归咎于“休克疗法”政策执行的不够彻底；而在“学院派”看来，问题恰恰在于俄罗斯执行了“休克疗法”的政策。 由于“休克疗法”政策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以及它的强制推行及其恶果，使得坚持和反对这种经济转轨政策的较量，一直是俄政治斗争的较量和各派政治势力对抗的焦点。 三．“华盛顿共识”旁及的理论：西方经济学说的负面作用“华盛顿共识”和激进转轨的“休克疗法”政策的得与失、利与弊、激进与渐进孰优孰劣等，一直是国际学界和俄罗斯精英们争议的焦点。 实际上，它是关于转型国家如何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路径、道路以及所采取的过渡模式的论争。 根据“华盛顿共识”和激进民主派执政党当时的构想，俄罗斯只要得以实现上述的经济转轨政策，市场就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和经济就能够实现增长。 虽然当时反对“休克疗法”政策的一些学者们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多种可替代方案，但它们均以“反对改革”的声音而被忽视。 从表面看，转轨政策和路径是俄罗斯和国际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而实质上，这里涉及到了经济过渡政策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俄罗斯等国的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和误导。 转型政策工具的基础理论来源。 今天看，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某些东欧国家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路径，基本上是抄袭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些理论学说。 这样的转型被认为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国际一些著名学者提出，“国际金融机构一直在推动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 “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既是一种不良的经济政策，也是不良的政治政策，它建立在与市场运作有关的立论之上，这些立论甚至在发达国家也是不成立的，更别提发展中国家”。 [4] 国际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学者热若尔.罗兰对此指出，当时俄罗斯等国转型的许多政策直接来源于（西方）基础教科书经济学。 “华盛顿共识”认为，转型有三大重要支柱，第一是价格自由化，第二是私有化，第三是宏观经济稳定化。 “华”的支持者认为，“一旦转型引进市场改革，就可以立刻有收获，效率就可以提高。 因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 [5]正是这样的理论认识，在当时成为一些转型国家执政党的主导思想。 在这一理论导向下，俄罗斯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初，叶利钦和盖达尔等人就荒谬地认为，一旦俄推行经济和市场自由化，为经济提供充分竞争的条件，俄经济就能走出危机。 还有一种观点在当时也很流行，即强调从体制间各元素互补的重要性而导出“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的路径”，即指要全面的各个要素和方面不分先后、同时进行改革。 但是，俄社会当时尚存的计划经济的体制“遗产”表明，俄罗斯缺乏市场交易的制度基础及其市场经济所必循的规则。 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和市场制度是完善的。 而在转型国家，当时的情况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 一些人对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误解和神化，使得俄政府削弱甚至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这是俄国出现长久的社会失控、经济衰退和深度危机、恶性通货膨胀、多数人生活极度贫困、市场秩序严重混乱等状况的重要原因。 2，全面自由化与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联系。 在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中，迅速而广泛的经济自由化基于西方经济学说中的现代货币主义理论。 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国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反映产量、价格和就业等的变化，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等，都可以通过对货币供应的管理进行调节。 因此，在俄罗斯等国，当时执政的民主派政府则主张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或紧缩调节经济，以此替代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由这一理论所导出的自由化经济政策，在俄罗斯，国家一方面全面放开了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俄实践中，俄政府不得不实行紧缩财政和货币的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和货币发行。 但是，由于俄罗斯社会当时普遍存在的是一种供给短缺型的通货膨胀，国家垄断仍然严重和非货币交易的盛行，这种长期紧缩货币的政策，造成了俄生产难以恢复、企业间的实物交易与拖欠巨额债务等现象。 当时俄罗斯经济的状况是：货币越紧缩，生产越滑坡，货币的根基越不稳，通货膨胀压力越大。 西方学者将俄罗斯过渡时期的这一现象称为“虚拟经济”[6]。 这导致俄政府在90年代处于严重的支付危机和财政危机之中，就其实质看，它是一种“政府危机”。 3，大规模私有化的理论依据。 俄罗斯实行快速的大规模私有化的理论依据被认为是：私有化能够向经理们、厂长和职工提供新的刺激，只有私有产权才能够为他们带来最强的激励，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利润。 “华盛顿共识”则强调它的政治意义，即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可以摧毁旧的国家机构，并尽快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 这个问题在转型经济研究中被称为“政治约束条件”，其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俄罗斯私有化方案的设计。 按照热若尔.罗兰的解释，当年俄罗斯私有化的设计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施莱弗等人的论述，俄罗斯无偿分发国有资产的主要依据不是经济目的的而是政治考虑，除了已经选择的方案外，其他任何私有化方案在当时都将被政治程序所否定。 [7] 在具体的实现方式上，萨克斯在1990年曾经要求“以拍卖的方式出售公司”，但他并没意识到，当时“除了黑帮成员和党任命的经理外，有足够资本购买国有企业的投资者寥寥无几”。 因此后来，萨克斯提出采取投资信托公司的形式，使人们拥有企业股份。 盖达尔和丘拜斯等试图通过这种加速的私有化方式，来形成一个广泛、强大的有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 今天看，俄罗斯私有化的结果并未能缔造出当年所设想的企业家阶层及出现私有经济带来的高效率。 而是：（1）国有资产大量流向官僚垄断集团和金融工业集团。 使私有化能够大大增加国家预算收入曾是俄私有化的初衷之一，但私有化给俄财政带来的收入却少之可怜。 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对私有化结果的分析被认为最具权威性。 他指出，“有关俄私有化的全部资料能够证明存在着掠夺俄罗斯、把我国人民变成国际金融寡头的犯罪事实”。 他还透露，俄已经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出售的价格之低廉创世界记录；据俄联邦国库管理局的统计，在1992-1996年的5年间，俄私有化上缴的预算收入合计为8480亿卢布，仅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 [8]（2）“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 当时，在许多人看来，一旦市场放开后，私人经济基础会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 但是，另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现象就会出现：腐败和犯罪对私有生产者的掠夺。 私有化所造成的腐败，无论从政治稳定还是推进改革的两个方面，都始终引发人们的担忧。 与私有化的腐败相关的就是俄罗斯由政府官员中产生的所有者阶层。 （3）俄罗斯的现实是：人民被迫接受了私有化方案，因而，也正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在国际上和俄国内所受到的指责、批评和抨击最为强烈。 即使信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著名学者雅诺什.科尔奈，在对后社会主义转轨反思时也承认,“大规模私有化”作为无偿分配国有资产和认股权证私有化的同义语，成了斯大林“大规模集体化”的翻版。 [9] 但是，俄国领导人往往用世界银行的要求，压制人们对私有化的批评。 4，“西向化”思想的产生与现实矛盾。 在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俄罗斯等国试图实现向全球市场开放的经济制度。 一方面，西方坚持建议俄罗斯采纳其民主制度和观念；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改革者如盖达尔等人，迷恋并且不顾俄国的现实照搬自由主义思想。 萨克斯坚持认为，转型国家“经济变革的成功根本的是依靠西方”。 [10] 西方国家在传授其理论、学说和观念的过程中，一方面将其价值观传授给俄罗斯；另一方面，由于俄在转型之初所推行的理论和学说基本上是基于成熟市场经济而言，鉴于俄的体制遗产、文化传统、制度基础等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有天壤之别，包括许多条文与规则也是这样。 所以“并不存在把成功资本主义制度简单照搬的制度捷径”。 特别是，俄罗斯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变迁，被简单化为仅从形式上参用西方的法律、条文和规则。 例如，俄在转轨初期从西方借鉴的《私有化法》、《公司治理法》等多个法规，后来都被证明与俄国情差异较大，“俄罗斯照抄了盎格鲁- 萨克逊国家在公司治理方面许多行之有效的法律，却不能实施这些法律”，所以后来在普京时代, 转轨之初制定的一些立法和条款，大多都被加以修订。 四．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传播的渠道：政策制定与推行是主渠道在俄罗斯，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指导的 “休克疗法”转轨政策之所以能够在俄罗斯得到推行和传播，其原因主要是俄政府接受、制定并推行了错误“休克疗法”的改革政策。 在叶利钦时代，激进民主派政府是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推行人。 当时的叶利钦政府之所以能够接受这样的政策，其原因在于：由于俄罗斯市场改革几经失败，俄政府自认为原因在于其缺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策、策略与理论指导，因此积极寻找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模式的经验。 西方的顾问们和国际经济组织出于其多方面的考虑，将“休克疗法”这一政策推荐给俄罗斯。 90年代之初，在俄罗斯等大多数转型国家中，尽管人们都承认，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转型的总体目标，但是，如前所述，对于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国内以及国际上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和截然不同的观点。 [12] 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市场原教旨主义”方面，采取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是这些国家大多数执政者当时的主导思想。 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得到了IMF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和一些国际著名学者的支持。 在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政府中，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波兰前副总理巴尔采罗维奇，捷克前总理克劳斯等人物，都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追随者和推行者。 在过去的10多年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解体、中东欧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传播到一些转型国家。 “休克疗法”作为激进转轨的重要政策工具组合，新自由主义又作为“休克疗法”的理论支柱，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主流观点而被一些的国家政府用于市场经济的转型实践。 所以，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政策，被广泛运用于指导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曾对转型过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在俄罗斯，一方面，当时，“休”式的激进转轨政策，与俄激进民主派政府当政者叶利钦、丘拜斯和盖达尔等人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主张相吻合，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俄罗斯和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大多数转型国家, 对于西方市场经济也普遍存在着一种幻想，认为一旦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进入市场经济。 特别是在俄罗斯，迫于当时国内的经济恶化、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压力，西方国家趁机对俄既拉（给以经济援助）又压（迫使接受西方价值观）。 这使得俄能够顺从西方国家倡导的转轨政策，采纳并推行“休克疗法”，以通过这些措施快速完成经济转轨。 这样，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工具，就成为俄国等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的一种载体而能够迅速传播。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世界上哪里的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那样毫不妥协。 在国际上，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学说就逐渐流行，并在西方思想理论界中占居明显的优势地位，而且被作为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 [13] 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张和传播，是影响俄罗斯等国转轨政策的外部因素。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向全球扩张的一种结果。 早在1990年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学者约翰. 威廉姆逊在就会议讨论内容进行总结时指出，在拉美国家所实施的10项政策工具在本会议上已达成共识。 [14] 这乃是“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政策的雏形和标志性事件。 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凭其能够提供贷款与推进结构改革等手段，在拉美和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积极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 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出台，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蔓延，由于人们“对于自由放任主义存在的普遍性信仰”，这一理论以及政策迅速成为这些国家制度转型与改革的政策和理论依据。 亚当·斯密所开创的这种经典自由主义，原本是西方现代化社会革命的精神成果，但在20世纪末却被置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也就是说，“华盛顿共识”已然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新”意所在。 其核心思想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化’）、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 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则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给出了如下简明概括：“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三重特性。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此曾经指出，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华盛顿共识”，是在80年代拉丁美洲经验的“催化”下形成的，但是拉美国家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共识”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然而，它却能够在90年代捷克和俄罗斯等国家被推行。 在转型国家中，俄罗斯和捷克是奉行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转型政策的代表性国家。 曾经被称为捷克转型的设计师和新自由主义代言人、捷克前总理克劳斯，他在1990年上半年率先提出、并在捷克实施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经济转轨政策。 这一政策之所以在捷克实现，其中一个主导论点是，为使私有制企业促进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繁荣，一旦给企业和公司以真实的价格信号，就能够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最大化的效率和快速经济增长的轨道，实现萨克斯所言的“能够建立在本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增长”。 捷克前总理克劳斯制定的转型政策以及实施，在当时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计划的轰动性的胜利。 随后，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剧变后，也都纷纷倡导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式的转型，主张采取激进的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的转轨战略与政策。 在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中，政府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制定者与推行者，政府所实行的失误的政策，对于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沉重的影响。 由此可见，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府执行什么样的经济社会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 五．“后共识” 替代“华盛顿共识”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英勇无敌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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