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日益相互联系的格局下，对于投资者来说，投资海外市场已变得越来越普遍。随着投资机会的增加，风险也随之伴生。其中，美元股票市场因其波动性和复杂性，给投资者带来了独特的挑战。
本文将深入探讨美元股票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帮助投资者识别和应对海外市场波动的风险，从而保护其投资组合的价值。
识别美元股票风险
- 汇率波动：美元汇率的波动会影响股票的价值，使投资者面临汇率风险。
- 政治和经济不稳定：海外市场的政治和经济不稳定因素会对
外汇模拟交易提升投资技巧的最佳实践方式
外汇市场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之一，每天的交易量达到数万亿美元，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关注。 然而，由于外汇市场的波动性较大，投资者在进行实际交易前需要具备一定的投资技巧和经验。 为了帮助投资者提升投资技巧，外汇模拟交易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外汇模拟交易是一种通过模拟交易软件进行虚拟交易的方式，投资者可以在真实市场环境下进行交易操作，但并不使用真实资金。 这种模拟交易方式可以帮助投资者学习和熟悉外汇交易的各种技术指标、交易策略和市场规律，提高投资决策的准确性和灵活性。
下面，我将介绍一些外汇模拟交易的最佳实践方式，帮助投资者更好地利用模拟交易提升投资技巧。
一、选择可靠的模拟交易平台
首先，投资者需要选择一个可靠的外汇模拟交易平台。 一个好的模拟交易平台应该提供真实的市场数据和交易环境，具备完善的交易功能和技术分析工具。 投资者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咨询专业人士或参考他人的经验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模拟交易平台。
二、制定交易计划和策略
在进行外汇模拟交易之前，投资者需要制定自己的交易计划和策略。 交易计划包括投资目标、风险承受能力、资金管理规则等内容，而交易策略则包括技术分析指标的选择、入市和出市的时机等。 制定交易计划和策略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地控制风险和盈利机会，提高交易的成功率。
三、学习和实践交易技巧
外汇模拟交易是一个学习和实践交易技巧的过程。 投资者可以通过模拟交易来学习和熟悉各种技术指标和交易策略，了解市场的运行规律和趋势。 在模拟交易中，投资者可以进行多次交易实验，观察交易结果和市场反应，不断调整和改进自己的交易策略，提高投资技巧和决策能力。
四、控制风险和保护资金
在进行外汇模拟交易时，投资者需要时刻关注风险控制和资金保护。 投资者可以设置止损和止盈点位，限制亏损和保护盈利。 同时，投资者还可以通过分散投资、控制仓位和合理运用杠杆等方式来降低交易风险。 控制风险和保护资金是投资者成功的关键，也是外汇模拟交易的重要目标之一。
华为成立于哪一年1987年还是1988年
这篇文章很长，干货满满，建议读者细细品读，用心思考。 于创业者而言，无不希望自己创办的公司能够基业长青。 为此，他们会学习一系列的战略管理模型，或是模仿当下流行的管理模式，孜孜不倦。 可一到实际应用时，依旧捉襟见肘。 最后，难免落入东施效颦的境地。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创立者伊查克·爱迪思将企业的发展与成长的动态轨迹划分为发展、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 本文旨在详解如下问题：创办初期，企业该如何定位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成长时期，企业如何实现规模化运营？成熟时期，企业如何成为行业的领先者？到了衰退时期，企业又该如何转换赛道，或是在原赛道上寻找突破点实现新的增长？民营企业从萌芽到规模化发展，至今不过四十余载。 不可不提华为。 华为30余年的成长史，也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史。 向前一步或有一线生机，后退一步是万丈深渊。 01创业文化1987-1994年，华为处在产品定位期，“生存”是关键词。 为了活下去，华为紧盯目标，忍辱负重，耐摔扛打。 在这个时期的企业并不具备规模优势，不是大谈特谈企业战略的时期。 是否活下去，靠的是产品能否匹配上客户的需求。 产品不行，一切归零。 1987年成立的华为，身处通信行业发展的黄金阶段。 那时候进入中国的世界通信设备企业都是“百年老店”。 在富士通、爱立信、西门子、北电、诺基亚这些巨头面前，刚踏入通信市场的华为如同一只蚂蚁，一不留神便会尸骨无存。 此时的华为分别从产品、资金和人才等三个方面制定策略。 1、从代理销售走向自主研发华为在早期做代理业务时，市场竞争激烈，没有自主品牌和核心产品，企业便处在最底端，随时会被同质性企业代替。 华为自主研发的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自1993年面世以来，以高品质、高可靠性赢得广大客户的信赖和支持，直到2018年才退出市场。 这台交换机，可以说是华为后续产品的基石，为华为创造了巨大的利润。 2、员工持股计划为了研发产品，华为需要巨额的研发资金。 但此时向外融资出现困难，华为便通过把欠员工的工资、奖金通过“债转股”的方式转成内部股票，以“内融”的方式突破难题。 该方式渐渐演变成后来鼓励优秀员工持股计划。 3、遍寻天下英才人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是企业发展绕不开的话题。 企业不仅要寻得人才，还要留住人才，让人才才有所用。 为此，华为在有凤的地方筑巢，北京、西安、成都、武汉、苏州、杭州、南京、上海等地的研究所相继成立。 后来，研究所走向海外，且吸引海外人才。 02狼性文化华为从0到1打开了局面，接下来就是进攻、扩张，形成规模。 文化也随着企业发展的脚步发生了变化。 1994-1998年间，华为处在市场复制期。 被业界所熟知的“狼性文化”是该时期华为的关键词。 而这一切源于任正非赋予团队的一个梦想：“10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占其一。 ”狼性文化具有敏锐性、团队性和不屈不挠性。 在狼性文化的带动下，华为发生了几个关键事件：市场部集体辞职，起草《华为公司基本法》，引入任职资格认证体系。 1995年下半年，华为出现了山头林立的苗头，负责市场工作的孙亚芳为此提出“市场部集体大辞职”的解决方案。 能干市场的人大多能力出众、个性极强，但这类人往往容易居功自傲，难服管教。 “市场部集体大辞职”让“干部能上能下”成为了可能，并形成“兵为一将用，而非兵为一将有”“干部听从公司统一调度”的用人原则。 1996年，《华为公司基本法起草提纲》初见雏形。 1.0版本基本法的命题与结构就德鲁克的3个命题，企业有前途、工作有效率和员工有成就感做了回答。 这3个命题虽然清晰明了，但对于华为却是华而不实。 如果这个管理架构或战略模型无法与企业契合，企业不知如何在这个架构下进行工作，那再好的理论也需要放弃。 随后，黄卫伟教授根据华为的实际情况，起草了更加契合华为发展的2.0版本。 该版本也是回答3个命题：华为过去为什么成功？在成功的关键要素中，哪些能够持续帮助华为成功，哪些已成为持续成功的障碍？华为未来的成功靠什么？华为通过对过去进行批判，总结、提炼、升华，在继承的基础上再谈未来发展，且通过组建高效的团队，成为抢占市场的先锋，为华为迅速扩大市场份额，形成规模奠定了基础。 经过反复打磨，并借鉴了《孙子兵法》的结构，《华为公司基本法》从“道”开始，涵盖了公司宗旨、基本经营政策、基本组织政策、基本人力资源政策、基本控制政策、接班人与基本法修改等六个方面。 两年后，《华为公司基本法》正式颁布，华为开始进入新的管理阶段。 03规范文化1998-2011年，华为处在管理规范期。 经过第二阶段的规模扩张后，原有的管理模式已经不适用，华为急需寻找新的管理模式来应对当前的发展。 职业、规范，国际化、做强是这个时期的关键词。 正如我们熟知的华为拜师IBM、研发体系的“遵义会议”，甚至是在美国制裁华为后才出现在人们视野的芯片子公司海思都是发生在该时期。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华为构建了从客户中来到客户中去的端到端流程，让一切成功从偶然走向必然。 这个时期，最需要跨过的是人性关。 任正非曾说：“领导一个组织是基于人性和时空变化的对无序的警惕与变革。 ”1998年任正非决定向IBM学习，通过采用“削足适履”“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的方式，建立和推行管理体系建设。 在这个过程中，任正非要求采用“精确复制”策略，尽可能如实地在公司内部复制业界最佳实践和制度。 比如，华为的内部员工办公平台W3的叫法就是源于IBM。 在该时期，华为不仅在内部管理体系进行了规范化管理，并且强调了合规管理。 2003年，思科正式起诉华为公司及华为美国分公司，要求其停止侵犯思科知识产权并索赔100亿美元。 在企业发展的进程中，知识产权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区域。 思科案件最终以和解告终，但也为华为敲响了警钟。 为此华为启动保护知识产权战略，在保护自身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尽可能避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规范化管理，是法在人上，不仅能减少不必要的流程，提高效率，也避免了因流程、制度不规范导致的风险。 04生态文化通过规范化管理，华为从2011年起，迈入生态联动期。 如今的华为，在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的变化，搭建平台，以可持续发展、合作、共赢的模式促进企业的发展。 该时期下，华为实现运营商业务（B2B模式）、企业业务（B2b模式）、消费者业务（B2C模式）“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并启动轮值CEO制，创立2012实验室，发布《华为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纲要2.0》，成立Cloud ＆ AI BG。 进入生态联动期的企业，志向已经不是“做成”和“做大”，也不是“做强”，而是“做久”。 企业通过借助构建生态的经营视角，重塑文化的组织视角，引进1%人才的人才视角来实现生态联动。 2019年，美国把华为列为“实体清单”，华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危机，既有危险，也有机遇。 经此一役，华为内部的凝聚力更强，并且更加坚定地进一步开放合作，协同共生，用生态联动对抗封锁。 华为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代表，尤其是在芯片领域，推动了科技兴国。 华为的生态联动视野，不限于国内，而是放眼全球。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多溪流汇聚成大海。 今天的企业若想基业长青，便离不开联动生态、协同共生。 2018年，华为把公司使命愿景从“丰富人们的沟通和生活”升级为“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从产品战略走向生态战略，是华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05写在最后华为的成长之路，构建了属于自己的“道”。 学习别人固然重要，要学为己用，在不同阶段，建立合适的管理模式更为重要。 我们学习管理，是学习优秀企业、优秀管理者的思维模式，而非不顾实际，不顾全局观地照搬照用。 合理合规、因时制宜地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才是学习管理的道。
主权基金的各国做法
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他们，跨境资本既追求经济利益，还追求地缘政治利益与权力。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西方国家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后起大国也像他们当年一样，会利用其雄厚的SWFs力量作为“金融核武器”，解构现有的政治、经济、金融的权力版图，实现其政治意图和经济利益。 用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的话来说，SWFs坐拥如此庞大的一座金山，全球金融系统将任其左右。 因此，随着中国投资公司的成立，一场关于SWFs的约束与反约束、控制与反控制的暗战不可避免了。 2007年10月19日发布的G7公报，可以说是正式拉开了这场暗战的帷幕：该公报明确表达了对SWFs带来的风险的担忧，指出国际社会应尽快确定SWFs的制度结构、风险管理、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的最佳做法。 在如何对待SWFs问题上，美国两难的矛盾心理非常明显：既要想办法挽留SWFs投资于美国的金融市场，又害怕SWFs规模壮大后导致其美元霸权的衰落，使其弱势美元转嫁债务的政策破产。 由于当今美元霸权地位，在美国采取弱势美元政策时，人们不得不接受美元持续贬值带来债权缩水的恶果，但持续贬值对美元也有极为不利的一面——终将耗散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导致市场抛售美元。 而大规模增长的SWFs遵循了多元化投资策略，追求高风险资产的回报率，在美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必将逐步减少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转换到欧元等其他币种资产，从而加快美元转换欧元等其他币种的趋势，可能形成抛售美元的羊群效应，而终将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安。 届时，美元霸权的终结时代就将来临了。 除了担心对美元和金融市场的冲击之外，美国政府对SWFs操作策略的隐蔽性和缺乏透明度也颇有微词，害怕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利用SWFs来控制其高科技、资源性和军工类企业。 比如，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克莱·楼瑞就表示,那些贸易顺差巨大的国家所管理的主权投资基金迅速壮大,但不知道SWFs的这些钱都去了哪里，难以完全排除其前所未有且鲁莽的风险管理举措带来较大影响的可能性，有必要增强透明度。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弗·考克斯甚至怀疑，SWFs会利用政府间谍机构搜集大量幕后信息来进行内幕交易。 许多美国的专家学者也跳将出来助战，纷纷指责SWFs其中，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胡安·特里普在《金融时报》上撰稿说，SWFs会造成市场的恐慌，可能削弱国际金融机构的政治影响力，甚至有扰乱全球市场的趋势。 尽管很想进行严厉管制，但考虑国际收支逆差需要他国的SWFs与外汇储备支撑，美国政府投鼠忌器，并没有出台严厉的抵制SWFs的政策。 因为，美国政府需要在SWFs的利用和限制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一方面是出于担心保护主义情绪急剧升温会导致SWFs真的用脚投票，另一方面也是维护自身监管能力和美国金融市场吸引力的信心需要。 2007年10月24日生效的《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案2007年修正案》，强化了美国财政部对外国公司投资美国资产的审查和限制的权力。 美国财政部认为，该法案已经体现了这种微妙的平衡，既保护了美国的利益又没有增加更多的投资贸易壁垒。 基于这套法案的背景，美国财政部认为，推出一套SWFs自愿遵守的“最佳实践”规则就已经足够了。 然而，美国内部的“金融保护主义”仍在继续抬头，在2007年11月14日美国国会的SWFs听证会上，部分议员认为美国政府对SWFs的约束还是过于宽松，要求采取更为严厉的立法来抵制和约束SWFs。 欧洲的上空也弥漫着“金融保护主义”的幽灵。 长期以来，德国政府对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等投资载体控股德国企业就非常警觉。 目前，德国政府对待SWFs态度与其先前强烈要求监管对冲基金、增加其透明度的态度倒是一脉相承，成为了欧洲牵头抵挡SWFs的旗手。 德国认为，SWFs会受到“政治和其他利益动机的驱使”，因此不但在国内组织政府草拟立法、组织委员会，限制SWFs的投资，还努力鼓噪整个欧盟采取一种“共同方式”，审查SWFs对欧洲公司的“恶意收购”活动。 德国抵制SWFs的观点其实是深深地打上了“默克尔烙印”。 默克尔上台后，德国政府仿佛一下子想担任起全世界秩序领导者的职责，努力扮演人权卫士的政治大国形象。 相较科尔、施罗德等几位前任，默克尔对中国的个人成见较深，主导推动立法约束SWFs投资，也是受到了中国投资公司成立的刺激。 法国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响应了德国的呼吁，目前正在起草一份法律报告书，试图建立一套系统的核心产业保护法律框架，旨在保护法国一些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不受SWFs的影响。 面对中国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给世界带来的超常的红利，理性的人们都会认为自筑樊篱隔绝中国的资本实在不合时宜。 因此，G7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面对默克尔煞费苦心的限制SWFs的牵头行动，英、意不为所动，坚持其传统的自由主义立场，明确表态期待SWFs的投资。 澳大利亚更是对来自中国的资金提供各种机会。 英国财政大臣阿里斯代尔·达林认为，作为政府针对具体投资意向的保护主义言论是错误的，因此，英国将抵制欧盟采纳统一政策应对SWFs。 伦敦金融城第679任市长约翰·使达德更是对SWFs抛出了“来我这里，不必透明”的橄榄枝。 2007年10月26日，中国投资公司成立尚不到一个月，使达德就迫不及待地专访中国，力邀中国投资公司落户伦敦。 使达德认为，强迫SWFs透明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伦敦金融城采用的是“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制度，可以与企业之间进行“持续的对话”，足以提醒SWFs可能面临和形成的风险。 意大利政府宣布支持SWFs的自由市场准入，对潜在投资者没有国别限制。 其国际贸易部长爱玛·波尼诺在谈起一直亏损的意大利航空公司时就表示：“我不在意谁买下它，他可以是中国人，也可以是爱斯基摩人……只要他们能让该公司扭亏为盈就行。 ”近年来，澳大利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其政界、商界对包括SWFs在内来自中国的投资都持欢迎态度。 霍华德总理在位11年来一直在为中国公司投资澳大利亚矿产资源铺平道路，澳大利亚工党领袖、现已于2007年12月3日刚刚就任总理的陆凯文也表示支持这一政策。 德国的“金融保护主义”倾向，显然给予了英、意、澳更多的机会，这可是德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既然亲自操刀恐有不便，那假借他人之手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整个2007年，美国政要都纷纷在多种场合或明或暗地表示，IMF应尽快出面展开评估SWFs风险的工作程序，在全球范围内出台一项针对SWFs的运作和监管规则。 美国的如意算盘是，纳入IMF的国际监督框架下，SWFs无论到哪都有约束，不如就留在美国。 德国在欧盟的呼吁反响平平的时候也想到了由IMF推动此项艰难工作。 美、德的邀请其实正合IMF心意。 IMF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给危机国提供融资。 最近10年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并将其转换为SWFs，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的重要性大幅降低，IMF因此还提出了最多要裁员15%的计划。 如果IMF不转换工作重心，加强对SWFs的监控，一旦其规模急剧增长而做大，将会使得IMF的地位边缘化。 当然，IMF也意识到对融资职能逐渐弱化意味着什么。 因此，加强国际监督职能是IMF改革的内容之一。 在这种情形下，当美、德等国呼吁IMF制定相关原则加强SWFs的监管时，IMF认为这是一个重塑国际监督职能的时机，自然应允。 更何况，IMF被赋有评估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职责，以关注、监控风险的角度对SWFs提出“最佳实践原则”实在是名正言顺的事情。 为了配合美、德两国，2007年以来，IMF关注焦点已经从对冲基金转移到SWFs了。 IMF认为，鉴于以往世界经济经历过类似主权倒债、投机资金狙击一国货币等惨痛教训，IMF必须高度关注SWFs的发展。 同时，IMF担心，SWFs可能会利用一国的主权信贷资质，滥用杠杆融资从事高风险投资项目，最终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从IMF新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最近IMF加快了介入SWFs的步伐。 新官上任三把火，特劳斯·卡恩2007年10月下旬上任伊始就有一把火烧到了SWFs，他强调了SWFs给基金组织成员国带来的挑战，并暗示这些基金有可能成为金融不稳定的新来源。 目前，IMF建议各国政策的制定者应该留意SWFs，并有必要让这些基金的运作更透明；同时，IMF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资本研究小组，已经开始搜集相关信息，评估SWFs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不过IMF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表示“进度还处在相当初级的阶段”。 但不管怎样，这项工作已经正式启动起来。 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德的授意下，IMF存在进一步采取强行行动的可能。 如像2007年6月那样不顾中国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保留意见、强行通过关于汇率监督的《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那么最终形成一个不采纳我们意见的关于SWFs的监督原则也未必不可能。 2007年下半年来，国际投行们的日子也都不大好过，一直在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危机的泥潭中徘徊，贝尔斯登、高盛、美林、花旗的CEO们一个个挂冠离去。 虽然次级按揭贷款危机最终化解为时尚早，但大鳄们洗刷满身泥泞的渴求却非常强烈。 它们发现这样的机会就要来临了，那就是SWFs将带来资产管理业务飙升的泡沫浴。 本来，SWFs就是国际投行们兜售的一个概念。 投桃报李，SWFs成立后一般都要聘请国际投行进行资产管理。 事实上，基于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保护主义”存在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设立内部投资组合管理团队面临的高成本和种种困难，借助外部的资产管理人是SWFs争取主动权的一个现实选择。 作为SWFs进行全球配置的先行者——挪威央行的NBIM也喜欢用外部管理人来提高资产管理绩效，目前，其内部经理人也仅仅管理了总量为3549亿美元资产中不到40%的份额。 美林认为，未来SWFs对高风险资产的投资会达到1.5万亿至3万亿美元，在全球风险资产(股票和非主权债券)中占有的份额将会较现在增加一到两倍，到2011年，将占全球风险资产的16%左右，每年直接给国际投行们增加40亿至80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费。 一个还算酣畅的冲刷次级按揭泥泞的泡沫浴已经在等着它们了。 其实国际投行们钟情于SWFs还有一个埋在心里的小九九，那就是随着SWFs规模的持续扩大，将进一步深化市场规模和增加全球流动性，全球资产价格的飙升将会愈走愈强，这一方面将导致国际投行们的管理收入因资产管理规模大幅飙升而大幅上涨；另一方面国际投行们完全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在全球价格飙升过程中，通过自营业务获利。 当然，国际投行们的小九九也并非坏事，至少在促进SWFs规模增长问题上不是绊脚石。 开弓没有回头箭，积极发展SWFs已是我国提高外汇储备管理绩效和冲销流动性过剩的有效举措，但对成立中国投资公司引致全球轩然大波，有些始料未及。 面对西方“金融保护主义”的咄咄逼人，一味地回避消极，听任欧美设置投资壁垒，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如何妥善应对，考验着我国政府与SWFs的金融政治智慧。 首先，充分认识清楚“金融保护主义”的政治性，尤其 政府投资工具。 要考虑西方政治更替可能会导致“金融保护主义”升级的可能性。 面对“金融保护主义”，切不可等闲视之，不要以为不投资美国就能轻易地占有主动性，掺和了政治因素后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在美国总统大选年，针对中国话题历来是一个激发选民情绪的有用手段，百试不爽。 2008年又是大选年，一旦总统候选人抛出SWFs的“金融核武器”论调，抵制SWFs可能会愈演愈烈。 如此以来，亚洲的SWFs就只有迅速分散资产，必将加快资金转移到美元币种以外的资产，届时将导致欧元承担更大的升值压力，并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从而触发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势力更大的“金融保护主义”浪潮，乃至引发全球的不满。 而这一切又是在中国主权财富资金刚刚成立后的背景下发生，甚至连他国的SWFs都可能埋怨我们树大招风。 其次，加强解释工作，释放诚意，强调商业性目标，适度增加透明度，不要盲目谋求控股，以缓和“金融保护主义”抵触情绪。 挪威央行的NBIM的透明度之所以令西方国家满意，主要是3条：一是不谋求控股地位；二是主要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投资，不涉及私募股权投资；三是在投资组合变化后适时公布于众。 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实业公司并购国外资源性公司经常遭遇严重抵制，自然我国SWFs的投资行为也一样会遭遇抵抗。 因此，有关方面要加强解释工作，释放诚意，做好“金融保护主义”的安抚工作。 在经营目标上，中国投资公司向国际社会强调按照商业模式运作，以资本回报率最大化为目标，在全球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货币市场，不存在政治动机，不会增加全球经济金融的风险。 在经营策略上，可参考NBIM的管理之道，不谋求控股，聘请外部资产管理人，设立不同投资组合的子基金，如满足交易性和预防性动机的高流动性组合、满足盈利性动机的长期资产组合、满足发展性动机的缓冲组合等不同的子基金，增强各子基金投资目标的透明化，缓解东道国“金融保护主义”的抵触情绪。 在投资品种上，实行渐进战略。 投资品种可以在金融产品的风险谱系上，按照风险从低到高的顺序逐渐扩展，包括：国债、政府债、机构债、货币市场产品、房地产金融产品、公司债、实业公司股票、金融公司股票、衍生产品等；条件适当的时候，才开展直接投资。 第三、制定以夷制夷的牵制战术。 G7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德国欲牵头欧盟抵制SWFs，但英、意却对来自中国、俄罗斯的SWFs欣然接纳。 澳大利亚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非洲都欢迎SWFs的投资。 即使是美国和欧盟的立场也没有完全协调一致。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寻找各国的制度差异，利用各国急于吸引投资的心理，以夷制夷，各个击破。 国际投行也是一个可以借助的帮手。 主权财富基金的巨额资产规模令国际投行们垂涎三尺，我们可以聘请它们担任外部资产管理人，甚至还可以购买它们的股权，在分享它们的知识资本的同时，利用其对各国政府的游说与操控能力，牵制“金融保护主义”。 第四、要针锋相对地利用国际的舆论，加强宣传工作，批判松散管束对冲基金的同时却抵制SWFs的歧视标准。 与对冲基金相比，SWFs才是全球金融稳定的中坚力量。 从近年来的金融危机与动荡来看，没有任何一次是SWFs投机引发的。 相反，1997～1998年对冲基金攻击固定汇率制而触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今还被西方津津乐道。 其实，对冲基金自身投机失败也是全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来源之一。 如美联储出面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是一个明证；最近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也脱不了对冲基金的干系。 第五、要积极联合全球SWFs与抵制国协商谈判，建立类似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妥善解决纠纷。 二战以来，国际贸易体系通过详细的协定成功处理了各种热点政治纠纷。 事实上，完全可以将SWFs的活动视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新生事物，在SWFs母国及其投资的东道国之间，就投资行为进行协商，签订双赢的金融贸易协定。 若SWFs违反协定，以后的投资就要被叫停；若东道国违反协定，母国可以得到相应补偿或对等地报复东道国。 因此，我们应该未雨绸缪，联合其他SWFs，与“金融保护主义”国家坐下来谈判，签署牵涉金融市场的贸易协定，并在IMF的参与下达成SWFs“最佳行为准则”的核心原则，以消除投资壁垒和监管空白。 最后，要注意监管流入我国的国外SWFs。 一是在市场准入的安全审查中坚持对等原则的同时，可参考国外的投资委员会制度，将国家安全以及保持竞争优势放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首位。 二是在SWFs的投资领域与控股水平上，严格限制涉及国家安全与产业安全的投资，对SWFs的投资比重加以限制。 三是加强对国外SWFs在我国境内投资行为的跟踪监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