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股票投资策略：拥抱科技的潜力

admin 2024-09-20 3 0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股票投资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技的进步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挑战，拥抱科技的潜力已成为数字时代股票投资策略的关键。本文将深入探讨数字时代股票投资的策略，帮助投资者驾驭科技浪潮，实现投资成功。

利用数据和分析

大数据分析：大数据分析提供了海量数据，使投资者能够识别市场趋势、预测公司业绩并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人工智能（AI）：AI算法可用于分析大量数据，识别模式并提供投资建议，提高投资效率和准确性。
自然语言处理（NLP）：NLP技术能够理解和分析新闻、社交媒体和其他文本数据，帮助投资者及时了解市场情绪并做出更准确trong>在投资任何股票之前，彻底研究该公司、行业和市场趋势非常重要。
控制情绪：数字时代充斥着信息和噪音，控制情绪并避免冲动投资至关重要。
寻求专业建议：如果您缺乏经验或对数字时代股票投资感到不确定，可以考虑寻求注册财务规划师或其他合格的投资专业人士的建议。

结论

【译】走近克劳德·香农：天才是如何思考、工作和生活的

编译：Fanny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在工程和数学界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工作为他赢得了“信息时代之父”的称号。在他21岁的时候，香农发表了被称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硕士论文，文中论述了如何使用二进制开关进行逻辑运算，为未来的电子计算机奠定了基础。在他32岁的时候，《通信的数学理论》诞生。在这部著作中，香农提出了比特数据，证明了信息是可以被量化的，并阐述了如何在保证准确率的前提下用数字编码对信息进行压缩和传输。该著作被誉为“信息时代的大宪章”。但香农所做的还不止于此。香农不仅在学术上建树甚多，在生活中也非常有趣并富有创造力。在工程界和数学界里虽然有很多能写出优秀论文的人才，但他们却很少会像香农这样同时擅长玩杂耍、玩独轮单车、下国际象棋，等等。香农甚至还是一个专业级的选股人以及业余诗人。他曾在二战时在连接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一条跨大西洋的绝密电话线上工作，并共同构建了世界上第一台可穿戴计算机。他学过开飞机和爵士单簧管。他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做了一面假墙，按下按钮就能旋转的那种。他还曾经做过一个小玩意，这个东西唯一的作用是在打开开关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机械手来关闭开关。另外，他的照片还登上过Vogue杂志。你可以把他想象成爱因斯坦和“世界上最有趣的男人”（出自DOS EQUIS啤酒的电视广告——译者注）的混合体。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研究香农，解答关于“是什么造就了香农？”以及“我们应该从香农身上学习什么？”的问题。通过几年时间的深入调查与研究，我们总结出了以下12条。也许这不是一份全面的清单，但我们希望它能够帮助大家获得生活上和工作上的一些启发。比起香农所处的20世纪中叶，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有更多的事物——比如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不断地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从而降低了效率（而且香农在其中需承担部分责任）。但不管在什么时代，如何避免分心都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题。香农向我们证明，想要减少分心的影响，光靠短时间的注意力集中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个人的生活与工作习惯有长期的塑造。首先，香农不会让自己花太多时间来清空收件箱。他会把那些不想回复的邮件统一放到一个命名为“拖了很久都没回复的信件（Letters I’ve Procrastinated On For Too Long）”的垃圾箱中。事实上，当我们从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中翻出他们归档保存的香农的信件时，我们发现寄给他的邮件比他寄出去的要多得多。所有节省出来的时间都被他花在研究和探索上了。香农把同样的策略用在他的办公室中。他的同事经常会看到香农的办公室大门是紧闭的（这在贝尔实验室的“开门办公”的文化中并不多见）。我们了解到，香农的同事们并不认为他难以相处，但他们也感觉到香农非常注重自己的隐私和安静思考的时间。其中一位同事说道：“你可以敲开他的门，他也会回应你的话，但除此以外，他只会跟自己说话”。另一方面，如果有同事带着大胆的新想法或吸引人的工程问题来拜访香农的话，香农通常与他进行好几小时的高效对话。香农其实跟其他人一样，都关心时间如何有效利用：应投入到思想碰撞中，而不是闲话家常里。对于那些比香农更为外向的人（说实话，这几乎就是所有人了）来说，多少都能从香农身上学到如何刻意并持续地在工作时间内做到毫无分心。在数学工作中，香农可以直接抓住问题的核心、并把其他细节放在后面考虑。他曾解释道：“我觉得自己更喜欢具象化而不是符号化。我会试图先感受一下问题本身，然后再谈方程式。 ”就好像是他先看到了解决方案然后再来解释为什么这个它是正确的。香农的学生Bob Gallager回忆道：“他有一种神奇的洞察力。他仿佛能看穿事物本身。他会说‘Something like this should be true’，而且往往事后证明他是对的。如果你没有超凡的直觉，你不可能凭空开辟出一片全新的领域。 ” 不过这偶尔也会给香农带来麻烦——学术界的数学家们有时会职责他的工作不够严谨。但他们的批评通常是错误的。 “事实上，” 数学家Solomon Golomb说，“香农对于真相的直觉几乎从未失败过。 ”即使细节还需要完善，但结论几乎总是正确的。当然，大多数人都不是天才，而且也都没有像香农那样的神直觉。那么此处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认为是：即便我们的直觉不足以引导我们去开发出一个像信息论这样的新课题，但往往也能帮助我们决定一个事情到底该不该做。我们会因为注重细节和中间环节而忽视直觉，但同时也意味着错过了创意迸发的瞬间。不要指望好的想法会很有逻辑性地被推导出来，这完全是误解了创意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作家Rita Mae Brown指出：“直觉是源于急躁的一种逻辑暂停。 ” 我们常常会以一种清晰的方式——比如文章、幻灯片、演讲——向其他人表述自己的想法，而其他人也会这么做，但要知道，我们得到这些想法的过程是错综复杂的，并不会如表达出来的那么有条有理。等待一个清晰明确的突破无异于等待一辆永不到达的列车。许多文章都大肆宣扬过导师的好处，本文也并不想重复。诚然，导师是很重要的，但很多关于导师制的文章喜欢把导师描写成一种你需要去获取的资源：找到一个聪明的成功人士来为你的职业生涯做支持，然后你就万事大吉了。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仅依靠自信心去接近一个能在你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导师并不能发挥导师制的所有价值，还需要有足够的谦逊来用心聆听导师的建议，即使这些建议听起来让你不舒服、有挑衅意味、甚至违背直觉。否则的话，导师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对香农来说最重要的导师应该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学院顾问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他后来在二战中主导美国军事科学研究计划，并成为了第一位总统科学顾问。布什看出了香农的过人天赋，但他同时也尽了身为导师的责任——把香农拉出他的舒适区。比如，在香农的硕士论文大获成功之后，布什就开始敦促香农开始准备理论遗传学方面的博士论文。理论遗传学是一个香农毫无积累的领域，与他所从事多年的工程和数学领域相去甚远。布什希望以此证明他弟子的战胜挑战的能力，而香农也承认这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可塑性。在接到指示的那一刻，香农内心也许会有各种想法（“呵呵，遗传学？”），但布什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香农也选择相信他导师的判断，虚心接受指导。用心接受指导实际上是一种谦虚的表现：你对导师有充分的信任，你知道他能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毕竟，当你最开始找到他的时候，必定有你所确信的理由。范内瓦·布什对香农的影响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比起专才，他更捍卫通才的价值。正如他向MIT的教授所表达的：布什鼓励香农不要给自己设限，而香农在后续的生涯中也证明了他如何深刻地理解了这个道理。我们知道：布什的建议如今看来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工作上的各方面的压力都在要求着我们去竭尽全力地成为领域内的专家，培养一个与众不同的一技之长然后苦心专研。在这种观念下，那种广泛涉猎的行为简直如同儿戏，而且那样的人注定要被那些擅长专注的对手所打败。如果让香农听到这些，他肯定会生气的。香农深深认同布什的通才观念，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这与香农的天生好奇的性格不谋而合。香农之所以成功，并不仅仅因为他天生聪明，更由于他不遗余力地保持多样化的兴趣。他最著名的硕士论文里面糅合了他在布尔逻辑和计算机两方面的兴趣，这两个本来井水不犯河水的学科，在香农的大脑里得到了融合。香农的信息论论文吸收了他在密码破译、语言学、以及文学方面的积累。他曾对布什解释说：在香农投身到科学研究的同时，他也培养了一些能够帮助他保持思维敏捷的兴趣爱好：爵士乐、独轮单车、杂耍、国际象棋、小发明、诗歌，等等。他本来可以把自己的才华全部用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不断地专研深挖，并终此一生。但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广泛涉猎也意味着想停就停的自由。即使像香农那样的天才，也不能保证所有开启了的工作都能取得结果。这可能也违背了某些现代常识，但是我们认为其中有它的道理。香农通常会工作到他感到满意为止——然后就会转向其他事情。在某些人眼中这是三分钟热度的表现，但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他已经清晰地知道后面需要付出多少代价。即使是Time Ferriss（现代生产力运动的先知）也会鼓吹知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的重要性：“懂得在没有结果的事情上及时收手，是成为赢家的必备条件。 ”同理，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有才华的画家会在他们的工作室里存放着大量未完成的作品。当Ed Thorp在1961年与香农共同构建可穿戴计算机的时候，他曾经拜访过香农的工作场所，那是一个香农用来捣鼓各种东西的大型家庭作坊，他是这么描述的：这是“一个发明者的天堂……有数以百计的机械和电子设备，电机、晶体管、开关、滑轮、齿轮、冷凝器、变压器，等等等等”香农随心所欲地在各个项目之间窜来窜去，丝毫不介意自己的手变脏，也不介意那些零件和半成品散落各地。香农在学术研究上也是这样。他的阁楼里塞满了纸条、写了一半的文章，以及写着“好问题”的报告纸。我们一方面对香农那些未能发表的工作表示遗憾，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正是这样的混乱给他的创作提供了条件。香农并不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整理论文和工作室上，而是将其投入到研究国际象棋、机器人或者投资策略中了。香农的广泛兴趣使他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把想法变成现实。但不幸的是，他通常不会公布他的发现成果。他总是跟随着好奇心而动，虽然有时看起来很低效，但是若干年后他可能会回头来继续研究他最好的想法。他1948年发表的信息论的论文花了将近十年时间才完成。 1939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开始有了研究“关于信息传输系统的基本属性，包括电话、无线电、电视、电报等等”的想法。在从有想法到论文发表中间的时间，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参与了对高射炮理论和密码学的研究，以致于他只能在业余时间研究信息论。后来在回顾往事的时候，他捡起了之前的灵感，然后就开始研究。研究工作并不是线性的，想法总是随时到来，“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半夜醒来，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然后我就整晚都在研究这个想法。 ”香农的一个同事说，当他的信息论论文发表时，“就像一颗炸弹“。这是坚持了十年研究的成果，而香农的耐心使得他的理论非常成熟。这也许是我们最难理解的一条，生活在追求“及时满足感”的时代，在工作中多等十分钟都已经变得稀奇古怪，更不用说等10年时间了。但是对于从事创新、创业以及创造性工作的人们而言，也许这就是最好的一课了。精英都把时间当做朋友。记住：香农并不是十年时间全副精力都扑在研究信息论上，事实上，他非常忙，根本没有空，研究信息论只是业余时间，但是也正是他的坚持和耐心，使得他能完成了这份重要的工作。如果也可以坚持足够长的时间，我们在业余时间会做些什么？香农朋友不多。他贝尔实验室的同事说，香农并不是“不友善”，只是他从来不是社交物种。 Brockway McMillan也是香农的同事，说香农“一贯对数学问题的争论没有耐心，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与大多数人的做法不同“，香农的出类拔萃的智商使得他有一种冷漠或不耐烦的气质，正如McMillan所说的那样，“他从来没有争辩过他的想法。如果人们不相信，他就会忽视那些人。 “ 傲慢和自信之间只是一线之隔，但香农一般处于右边，因为他有智力资源来支撑他的自信。但同样重要的是，他花了很多时间来积累这些智力资源，因为他从来没有被卷入争权夺位，玩弄办公室政治，或试图让每一位批评家都满意。解决问题的乐趣对他来说比其他所有的东西都重要，因此，当他选择朋友时，他会选择那些志同道合的人，以及那些给他最大帮助的人。这样也使得他的朋友很少。阿兰·图灵（Alan Turing）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中的一个，二战期间图灵代表英国政府来美国实地调查密码学研究，他们有过一场深入的交流。在贝尔实验室，香农还与工程师Barney Oliver和John Pierce保持联系，他们每个人都是信息技术史上的先锋人物。香农同样从交友中受益。因为他选择他所欣赏的的聪明人和富有创造力的人做朋友，所以，他也变得更聪明，更具创造性。他在经营自己的友谊中比我们大多数人更加慎重，他只选择那些能激发他自己潜力的人。香农对待友谊侧重于内容，而不仅仅是关系。当然，香农和他的朋友们也有一些玩乐的时候，但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也花更多的时间讨论严肃和令人头疼的事情。图灵和香农并没有花时间谈论天气，他们只是谈论人工智能，只有两位先驱可以这么做。这对我们其他的非天才们意味着什么？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你现在所有的朋友从而再换一批新的。这意味着我们要问自己，你的朋友是谁，你们一起做什么事情。多想想你们一起的时间的价值是什么，如果你觉得应该变一变，就改变它。传说中香农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支票，如他的版税、股票投资的收益，但是他好像并不在意这些钱。这和其他的传说一样，都被夸大了，但是无风不起浪。香农的一位同事说确实看到过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张大额度未兑现的支票，而且他朋友们在回忆的时候总是提到他似乎对金钱漠不关心。赚钱从来都不是香农最关心的问题，但是他的确赚到了不少钱。他成功投资了很多早期的硅谷公司，如Teledyne and HarrisonLaboratories（被惠普收购）。香农众多爱好之一就是选股票，他经常给给大家分享投资的经验。到他去世时，他的家底非常丰厚。那么，他是如何协调赚钱与一门心思地追求科学这两件事情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卡有一条伟大的名言：“能够视陶器为银器的人是伟大的，而视银器为陶器的人也同样伟大。没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就不能够忍受财富的考验。 “ 听起来很奇怪，财富为什么要”忍受“？塞内卡又说：对金钱的追求会妨害我们对真正重要事情的追求。金钱既不是万恶之源，也不能解决我们所有问题：问题在于它是否挡在了对真正重要事情追求的道上。香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很富有，也没有被追求财富所左右。他从来不是为了过奢侈的生活才去积累财富，他的财富使得他能把更多时间花在他喜爱的小玩意儿项目上。他用投资回报的钱来研究杂耍中的物理学并制造杂耍机器人，以及和Ed Thorp一起发明了可穿戴计算机。我们并不是需要知道对金钱的追求会掩盖真正重要的东西。但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财富随着辛勤的工作而来，但它并不是我们之所以辛勤工作所要追求的目的。硅谷企业家保罗·格雷厄姆这样说道：“我受到过很多批评，因为我告诉创始人先把重点放在做出好东西上，而不是担心如何赚钱。但是这正是谷歌和苹果的成功之道。 “ 还有更重要一点，香农并不是只是漠视财富，他是漠视财富但是同时也善于获得财富。我认为漠视财富使得你能集中精力做有价值的事情，这些有价值的事情使得你能获得财富。这是我们都应该深刻理解的道理。香农从来不会被出版大部头书籍的同事所打动，也不会被最花哨的理论所打动。他喜欢的是极度的简洁（这让我们不得不又想起乔布斯）。 1952年，在与贝尔实验室工程师的一次谈话中，香农介绍了他自己所用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第一条就是你应该首先通过简化来解决你的问题。香农说 “几乎你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会被各种无关的数据混淆，如果你能简化问题，就能更容易看到问题的本质”。简化是一门艺术：需要一点点剥去问题表面的东西，而不是让它变得更加有趣。香农承认一步一步拆分会使得问题慢慢变得不是问题——但这正是解决之道所在：“通常如果你能解决这个简单的问题，你可以在这个解决方案中添加改进方案，直到你能解决最初的那个问题“。 Bob Gallager博士是香农的研究生，后来也成了信息理论研究的领导人物，他亲眼见识过香农是怎么对问题进行简化的。有一天他来到香农办公室，带着一个复杂的新研究想法，然而，对香农来说，那些只是单纯的“花哨”：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越能掌握复杂的概念越证明我们的智商高。问题越复杂，越需要聪明的人才能解决。但是，香农让我们也看到了相反的一面，那就是越追求简单，越需要更高的智商。毕竟，正如作者Ben Casnocha写道：“简化复杂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忽略问题的复杂性。 ”，香农也是这样，他可以和他最优秀的同事一样用最复杂的数学公式，但是他今天被人们铭记是因为他可以把事情拆解清楚，而不是搞的更复杂。不要将简单与简单思考混淆。要将其简化并提炼事物的本质是很难的事情。如果你在会议上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从而不愿意说些什么，你可能需要在想想是不是真是这样，因为，这可能是你最应该要达到的目的。在香农30几岁的时候，他是美国科学界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被媒体和荣誉所环绕着。他的”信息论“迅速走红，而他本人也经常被吹捧为当代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香农的信息论成为了当时的时髦词，从地质学到政治学再到音乐学，各个学科都恨不得用它来解释一切。然而，正在香农风头最盛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四段文来呼吁大家减少对他的”吹捧“。他这么写道：“（信息论）可能有点被过誉了。我们一些在各个领域的同行科学家们被外界对它的赞赏和科学分析的新途径所吸引，开始用它来解决他们领域内的问题...信息论变得有点像万金油的感觉。 ” 诚然这样的情况会让人感到“愉悦而兴奋”，但香农却建议他的工程师和数学家们要把注意力放回到研究本身。 “信息论如果是一个商品的话，现在已经是卖出去了——先不管它有没有被超卖。我们现在应该继续把注意力投入到尽可能高水平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上去。 ” 这并不是因为香农想独揽成果。相反，他很欢迎那些对信息论有效应用的成果，他担心的只是他开发出来的这些理论被赋予过多超出它们内在价值的意义。这份声明在科学界引起了一些回响。这对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以及那些以实际行动大力鼓吹信息论的人来说意味深远。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回归真实——这是他对真诚、严肃的科学研究的承诺，而这终将给他带来声誉。换句话说：香农并没有积极地推广他的想法，而且我们认为他也不擅于此。但他确实没有必要去做，因为他的想法是如此的出众而独特，人们自然就会为之吸引。这对我们的启发是什么？我们难道不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出众而独特的吗？可能我们的想法确实有那么好，但是香农的研究工作快速爆红的例子对我们确实好的想法没有什么借鉴意义，反而是当我们的想法并不太好而且一直得不到太多关注的时候反而更有借鉴意义，因为可能我们的研究就是还不够火候，还需要继续努力。就像伟大的哲学家Regina George在电影《Mean Girls》中说到的”当我们挖空心思去追求的事情一般都不会发生“。水到自然渠成。在反思职业生涯中的弯路时，香农坦陈说：“我认为自己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为了获奖，虽然我获了几十个奖。我的动力更多是源自于好奇心，而不是对财富的渴望。我就是想弄明白事物的组成原理，或者运行规则，或者是否有什么理论能决定事物的是与非。主要还是因为我想知道这些。 ” 他并非在夸大其词。香农经常在被授奖之后推托不愿去领取。那些邀请他去演讲的信件都被他放到我们前文提到的那个邮件垃圾箱里了。他这种冷漠的态度还以另外一种方式展示出来：他曾被授予过很多荣誉学位，于是他把那些博士服坎肩挂在一个类似旋转式领带架的设备上（这个设备也是他自己做的）。虽然不知道那些颁奖机构会不会不爽，但这表现出了香农对“被赞美”的轻描淡写的态度。当然，淡泊名利的行为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对香农来说，他得以投身于那些“著名”科学家们不屑于涉足的领域：玩具机器人、国际象棋、杂耍、独轮单车。他还造出了会玩杂耍球的机器，以及一个在吹奏的时候会喷火的消耗。数学家一般不愿意在一些不够高大上的问题上投入时间——他们称之为“幼稚问题”。但香农却愿意做那些真正“幼稚”的事情。而且还屡次三番地在这些可能会让人感到尴尬的、涉及的问题也比较琐碎的事情上找到突破。如果香农一开始就是以诺贝尔奖或国家奖章为目标的话，他还会有心思来做这些事情吗？也许会吧。但事实上，他对外界成就的淡然处之的态度反而让他能够做得更多、走得更远。我们承认，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都不会忽视自己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对那些具有雄心壮志的精英来说，要做到淡泊名利是多么的困难。香农的例子告诉了我们，在这种淡泊名利的背后隐藏着同样有价值的东西：乐趣与自由。跟“成就”比起来，“乐趣”可能显得过于随意。但“自由”则不同。即使可能有损他的社会地位，香农也毫不在意。他让自己自由地去探索任何感兴趣的学科，某种程度上，这种自由正是源自他从不关心其他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我们走在追名逐利的路上时，我们常常会忽略为此付出的自由的代价。放下这些所谓的荣耀，轻松地去生活和学习。我们有多少人想寻找像香农那样的突破，但是却坐等灵感来袭？坐等可能吗？著名画家Chuck Close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说，“灵感是给业余爱好者的，我们其他人只是出现并开始工作。要相信成果会在工作本身中萌芽出来，通过用心工作，你会碰到其他的可能性、打开意料之外的其他的门，如果你只是坐着等着一个伟大的艺术创意出现，那它永远不会出现“。香农也是相同的看法，只不过香农寻找的是一个伟大的“科学想法”。这个想法可能来自一场高质量的对话，或者在工作坊中的修修补补，或者来自他大部分生命中那种漫无目的折腾——最重要的是，想法来自于做，而不是等待。香农告诉他的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们，一个伟大科学头脑的标志并不是秒思如泉涌，而是一种“动机”、“某种想要找到答案的渴望，想要找出事物运行的本质的渴望“。这一根本驱动力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没有这些，你可能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技能与智慧，（但是）你没有问题，你就不可能找到答案“。这个根本驱动力从何而来呢？香农对这种难以捉摸的品质的表述令人回味，是这样的：当事情看起来不太正确时，开始有“轻微的恼怒”，或者是“建设性的不满”。最后，香农对天才的描述也令人耳目一新：天才只是一个把愤懑发泄在有用的地方的人。而那种有用的刺激一直不会来，直到会在工作中，你偶然发现一些令你烦恼的事情，看起来怪怪的，让你纠结。不要逃避那些时刻。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下去。那些和香农本人一起共事过人应该会感到很幸运，因为认识了他。而我们虽然只能通过书本来了解他，但也同样感到幸运。我最后的想法是：互联网，数字时代以及所有基础技术——这些都是非凡的人类成就。但我们可能很容易地忘记他们的历史，它们是什么、它们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它们为什么存在、谁创造了它们。我们应该从这些历史中去学习，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我们不仅仅只是应该学习已经创造出来的这些东西本身，我们应该理解创造这些东西背后所隐含的精神力量。好奇心以及创造力产生了巨大的创新火花，从而不断推动世界的前进。这来自于像香农这样的头脑，他们从工作中获取乐趣。这是值得记住的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践行这种精神，发扬这种精神。原文：

希望朋友们推荐有关金融方面的书籍

通俗的：世界是平的伟大的博弈次贷危机美元大崩溃沃伦·巴菲特传牛奶可乐经济学介于通俗和专业之间：一本有趣的书往往是有益的书，反之则未必如此。许多在学术上有崇高造诣的著作是无法带来任何阅读乐趣的。在某个狭小的专业领域极有参考价值的书，往往也过于艰涩。以下列出的十五本书属于“有趣又有益”的交集——尽管它们并不像惊险小说那样好读，但至少不至于让人头昏脑胀又不知所云。随着时间的进步，金融技术和投资技巧的发展都已经比几十年前先进了许多。但是某些基本原理是不变的，所以我相信，以下列出的十五本书，在几十年后至少还有一大部分是值得阅读的。 1、本杰明-格雷厄姆：《证券分析》(Securities Analysis)如果整个证券研究领域的书籍全部被焚烧了，仅仅凭借这样一本书，这个行业也必将重建。大本没有建立任何精确的学术模型，却恰到好处地切入了学术和实践之间。他既不向浮躁的现实低头，也不向自大的学术低头。通过众多纷繁复杂的例子，大本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非常具体的基础上。虽然以知名股票投资家著称，但大本的《证券分析》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债券和优先股，而且其价值并不逊色于股票部分。大本精辟地指出，选择良好债券的艺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换为选择良好股票的艺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远比人们想像的紧密。 2、本杰明-格雷厄姆：《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在这本书里，大本回避了大部分艰涩的定量分析，几乎不讨论股票与债券投资的具体技术，而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对“投资”一词的定义上。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大本都试图找出投资与投机的根本区别，并在现实案例中阐述这些区别。《聪明的投资者》的精髓在于对风险的控制。大本从来不讲述一夜暴富的技术。他认为投资应该在一个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上带来满意的回报，剩下的内容全部用来回答两个更具体的问题：什么是可以承受的风险，什么又是满意的回报。 3、本杰明-格雷厄姆：《价值再发现》(Rediscovering Benjamin Graham)除了以上两本书，大本曾经在多种学术和商业期刊上发表大量专业文章，并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进行演讲。《价值再发现》一书收录了大本晚年发表的最有价值的文章和演讲，不仅涉及财务报表分析和投资学原理，还涉及货币银行和宏观经济学内容。大本发表的大部分文章都有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所以他在华尔街并不是受欢迎的人。几十年过去，今天的读者可以更加心平气和地体会他的教诲——对于价值投资理念的信奉，对风险控制的执著以及对频繁交易的厌恶。这些教诲在今天仍然没有得到执行。 4、乔治-索罗斯：《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索罗斯的大部分言论都充斥着狂妄自大的气息，但考虑到他的宏大功业，这样的自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金融炼金术》中，他试图建立金融市场的所谓“反身性”原理，即投资者与投资标的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并且用这种原理来解释整个社会科学。为了证明他的理论，索罗斯声称他运用自己的对冲基金进行了“历时实验”，包括实验期和对照期。这个历时实验发生在量子基金最辉煌的时期——1986年至1987年。索罗斯告诫我们，历时实验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论；可是事与愿违，对于非哲学专业读者来说，唯一有价值的部分可能就是历时实验。 5、戴维-法柏：《法柏报告》(The Faber Report)在所有讲述华尔街现状的书里，法柏的著作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是实例最多、证据最充足、最能让人感到身临其境的著作之一。这本书是他长期采访银行家、分析师、基金经理和上市公司高管之后的经验结晶，几乎每一段都具备“口述史”的性质。法柏经历了1990年代的大牛市，2000年的网络股泡沫，2001-02年的安然与世界通信丑闻以及许多伟大基金的兴起和衰落。没有必要采取任何戏剧性的描写，因为现实本身已经很有戏剧性了。法柏对大部分事务采取批评的态度，有些评价简直是刻薄。但是他最后仍然承认，“华尔街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坏的地方”。 6、理查斯-盖斯特：《最后的合伙人》(The Last Partners)盖斯特通过合伙人制度的诞生、发展、衰落与毁灭，写出了一部严谨深刻的华尔街史。他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叙述那些最伟大的合伙人家族——摩根家族、戈德曼家族、雷曼家族以及许多你没有听说过的延续百年的大家族。此后，随着金融业越来越成为资本主宰的行业，合伙制被摧毁了。这本书不是合伙制的挽歌，作者对那些旧的家族没有太多同情。他只是指出，变幻莫测的华尔街让我们忘记了太多东西，适当地阅读是非常有益的。或许有一天，已经发生过的一切会以某种奇特的形式卷土重来。 7、理查斯-盖斯特：《金融体系中的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ing in Financial System)这本书是我所见过的最清晰详尽的投资银行学教材。作者不但深入讨论了广义投资银行业的每一个领域——证券承销、并购咨询、资本市场、销售与交易、证券研究、零售经纪和基金管理，还探讨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以及监管者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难能可贵的是，盖斯特特别注重探讨投资银行界，并将华尔街史视为一个发展的过程。盖斯特的重点描述放在华尔街，但他并未忽视欧洲和日本。遗憾的是，这本书主要讨论的监管政策是美国的政策。这些政策或许不能解释其他国家投资银行业的深刻变化。也许技术手段和投资观念的进步，才是这个行业变动的根本动力。 8、《华尔街日报》编辑部：《华尔街巨人》(Whos Who and Whats What)这是一本5年前出版的“华尔街百科手册”，在这里你可以找到许多已经消失的名字：所罗门美邦、潘恩韦伯、基德-皮博蒂乃至德雷克赛-哈顿。书中描述的市场环境和监管措施与今天已经有很大区别，但还不是天壤之别。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因为它是由那些最了解华尔街的人撰写的，这些人知道华尔街巨人背后的秘密。在每一个华尔街巨人的简介之后，紧接着的是几篇著名人物传记——出色的银行家，伟大的交易员，以及某些恶名昭彰的“坏孩子”。作者的笔调在轻松和严肃之间游走，而且经常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重要细节。这就是所谓的“华尔街日报体”，他们总是能够见微知著。 9、伯顿-麦基尔：《漫步华尔街》(A Random Walk on Wall Street)麦基尔是极少数在学术界和实践界都做出重大成就的人物，他既是经济学家，又是职业投资者和分析师。他的核心观点只有一条：金融市场是有效的，证券价格的波动归根结底是随机漫步，所以华尔街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地方。以上陈词滥调我们早已在课本上读过了，但是麦基尔用一种生动活泼的方式阐述了他的理论。他没有用一两个公式来糊弄我们，而是深入剖析了在现代工商业和金融业体系中蕴含的有效性和随机性，这些特性使一切技术分析和基本分析都趋于无效。我不赞成麦基尔的结论，但我们无法忽视他的论证，那简直是天才和雄辩的伟大结合。 10、沃伦-巴菲特：《巴菲特致股东的信》(Letters to Shareholders)巴菲特没有撰写过什么专业著作，唯一的作品是每年写给伯克夏哈撒维公司股东的信。他每年都重复一些似乎早已过气的言论，例如现金的重要性，公司管理层的重要性，在折扣价格购买资产的重要性以及“为增长付出恰当代价”的重要性。仅仅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巴菲特的伟大——在目录中，排在最前面的是“公司治理”，其次才是“公司财务”。人们往往把巴菲特视为财务和税务专家，但他在鉴别公司经理人方面的才能无人能及。其实他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归结为我们耳熟能详的真理，只是用一种非常简洁朴实的方式来表达而已。 11、布鲁斯-格林威尔：《价值投资》(Value Investing)价值投资究竟是什么？它应该购买濒临破产的低价股，还是购买气势如虹的蓝筹股？从格雷厄姆开始，产生了许多价值投资的分支流派，成功的基金经理人拥有独特的模型和选股方法，但是其核心仍然与格雷厄姆差别不大。格林威尔分析了自格雷厄姆以来最成功的价值投资经理人——马里奥-加比利、沃伦-巴菲特和保罗-索金等等，分析了他们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指出了在绚烂的投资行为背后的枯燥无味的模型。作为一位学者，格林威尔对模型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流畅文笔也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价值投资者成功的共同因素。 12、彼得-伯恩斯坦：《有效资产管理》(The Intelligent Asset Allocater)作为金融学家，伯恩斯坦指出，尽管有效市场的存在使大部分证券分析手段都失去了价值，但是投资者仍然可以通过有效的资产配置来优化自己的回报。这本书花了大量时间讨论投资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什么是风险，为什么要用方差来度量风险，以及股票为什么对债券具有很高的溢价。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些讨论尤其重要。伯恩斯坦并没有给出什么精确的资产配置技巧，他只是一再强调分散配置资产、及时进行再平衡以及避免频繁交易的重要性。他并不迷信定量分析工具，反而希望投资者们通过理性的判断得出适合自己的资产配置结论，这在学者中是相当难得的。 13、理查德-费里：《指数基金》(All About Index Funds)费里是一位投资组合分析师，也是有效市场假说的信奉者。他通过实证数据和自己多年工作的经验证明，积极管理的股票基金想打败市场是不现实的，所以最佳的投资策略就是把资产妥善配置到各种指数基金中去。这本书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指数编制和再平衡的方法——指数基金怎样做到尽可能模仿指数？怎样克服流动性、交易成本和税收方面的困难？那些与有效市场假说矛盾的“增强型”“基本面型”指数基金有可能成功吗？为什么固定收益方面的指数基金发展很慢？费里对这些问题一一做了力所能及的回答，但想说服所有人是不可能的。所以，积极管理基金仍然占据着全球金融资产的大部分份额。 14、大卫-史文森：《机构投资与基金管理的创新》(Pioneering Portfolio Management)作为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主管，史文森取得了超越绝大多数同行的业绩。他认为投资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资产配置，也在于对各种资产门类的本质的深刻了解，以及在投资决策中坚持科学审慎的原则。史文森并不排斥积极管理，但他指出，要避免过高的管理费用和过于危险的风险敞口。他还对捐赠基金的支出政策进行了点评。史文森举出了大量生动的事例，告诉我们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持续取得佳绩是何等困难。与我们想像的不同，他并未吹嘘自己如何成功，而是严肃分析了其他人失败的原因——过于轻率的投资决策，不恰当的风险管理，过高的资产管理费用以及“买涨卖跌”的错误心理等等。这些事例证明，心理或许是比技术更重要的因素。 15、斯蒂芬-戴维斯：《银行并购：经验与教训》(Bank Mergers: Lessons for the Future)银行并购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世界，但是究竟有多少并购真的给股东带来了价值？驱使管理层不断收购或被收购的动机是什么？投资银行、机构投资者和银行管理层在并购中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作为管理咨询顾问，戴维斯用许多亲身经历的案例和访谈讲述了许多典型的并购故事。毫无疑问，大部分失败了，但成功者的奖赏很丰厚。这本书从多个角度深入描述了并购的具体流程和主要问题。在这个并购横行的世界上，如此冷静的思考是少见的。作为一种复杂而且不稳定的金融机构，银行并购可能是世界上最艰难的并购，所以了解银行并购无疑就了解了并购问题的核心。

东南亚离完全拥抱数字时代还有多远？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极大促进了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虚拟互动显著增加，成功降低了人与人之间遥远距离的感知，新兴的信息处理技术层出不穷，开创了数字生活的新纪元。为不同地区的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商业和投资机会。

例如我们常说的某某区域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那么也就意味着该区域的移动互联网渗透率以及人均持有的智能终端设备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却保持着稳定和快速的增长，吸引着大量的外部投资，这也成为如今很多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时会额外注意的一个方面，毕竟，产品做的再好，没有相对应的设备来支撑，也只是在做无用功。

基础设施对互联网的影响

对于一些国家而言，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三大指标的评分高低并不一定能代表该国的互联网技术状态。新加坡凭借在该区域内领先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受教育人口和人均收入推动了该国的数字设备的持有量和互联网普及率。

而其他国家（如印尼或菲律宾、越南）还没有进入这一阶段，因为面对自然地理以及国内互联互通的影响，这三个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电信基础设施水平普遍较低，但是在印尼，越南仍然有着了不少活跃的互联网公司并不断地涌现出具有竞争力的独角兽企业。

虽然在雅加达等特大城市和其他人口稠密地区对于互联网服务体验并没有明显的差距感，但仍大约有5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互联网领域的战场仍集中于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并未完全渗入到农村地区。

当然随着各个国家持续加大在电信基础设施上的投入，他们仍具有足够的增长空间来达到接近新加坡所展现出来的水平。

电信巨头的垄断

从某种程度来上说，一些东南亚国家在电信服务质量欠佳也可以看作是缺少竞争的结果。换句话说，在缺乏明确规则来有效监管市场时，少数本地巨头垄断市场会拖累整个行业发展。开放程度较低的国家意味着对投资者存在种种障碍，这体现在过高的关税，创新企业生存困难，复杂的政策程序，官僚腐败等方面。

尽管在过去10年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之前的遗留种种弊端导致市场很难出现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例如，印尼的国有电信公司Telkom Indonesia占据该国电信市场的一半以上份额。同行业的其他玩家发现自己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价格上都处于劣势的地位。

虽然这降低了消费者的接入互联网的成本，从长远来看，这对市场的健康和消费者的体验都无济于事。此外，国家的一些电信垄断者对于潜在的投资者来说也是一个障碍。例如越南在16年前就向私营公司开放了电信市场，并迅速提高了其基础设施和服务覆盖率。但是直到今天Vittel和Mobifone这样的公司目前仍以寡头垄断的形式牢牢统治着越南市场。

数字设备普及率的快速提升

自从以苹果和安卓两大阵营为代表的智能手机出现以来，数字设备以惊人的速度激增。到2019年，所有六个国家/地区的智能手机的家庭普及率已超过60％，超过了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等设备的普及率。

由于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量的指数级增长，对于地理破碎的东南亚而言反倒是一个利好。对外可以极大加强地区内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对内则可以更加有效整合市场，人力等社会资源。

个人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在新加坡的普及率超过了智能手机，但印尼的个人电脑普及率为21％，而笔记本电脑的普及率仅为15％，但是凭借着人口规模和62%的智能手机普及率依然诞生了诸如Gojek，OVO等独角兽企业，得以让印尼在各项指标普通不如其它东南亚国家的同时却能在互联网创投这一领域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

迈向数字时代的绊脚石

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的繁荣看起来似乎每个国家都已经做好迈向下一个数字消费时代，但是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方面仍会给这一进程带来不少障碍。

由于各国的基础设施和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直接影响了消费者获取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的匮乏也是其迈向数字化时代的障碍之一。人力资本的发展与智能手机快速的普及不一样，其发展往往与其教育政策，社会文化息息相关，是一项更为复杂且长期的任务。

从固定宽带到移动互联网，从计算机到智能手机时代，都需要培养人足够的力资本来适应数字时代背景下的生活场景和劳动力需求。同时不断加强了城市与农村地区人口之间的联系，促进市场资源的整合，为拥抱数字时代所带来的变化做准备。

墨腾将于11月6号（本周五）举办东南亚行业赋能报告分享会，感兴趣朋友可以通过可以通过电邮或者微信后台联系我们报名并获取 2020上半年东南亚风险投资报告、东南亚二手车市场报告和东南亚行业赋能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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