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低利率环境有望继续支撑银行业的发展。随着疫情的影响逐渐消退，经济活动逐步恢复，企业和个人的信贷需求将有所增长。同时，低利率水平将降低借贷成本，提高银行业息差收入。银行业在风险管理和数字化转型方面不断提升，也将助力其在低利率环境中稳定增长。
低利率环境对银行业的利好因素
- 信贷需求增长：低利率环境将鼓励企业和个人借贷，以进行投资、扩大产能或满足消费需求。信贷需求的增长将直接结论低利率环境有望继续支撑银行业的发展。信贷需求增长、息差收入提高和投资收益增加等利好因素将促进银行业务增长。同时，银行业需要加强风险管理、推进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新业务，以应对低利率环境下的挑战。在低利率环境下，银行业仍面临着较大的竞争压力。随着金融科技公司的发展，银行业需要不断创新，以保持其在市场中的地位。银行业需要充分利用低利率环境带来的机遇，同时做好风险控制，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低利率对经济起复兴还是衰退
低利率从宏观的角度上说是财政扩张，也就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主要是政府想刺激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宏观调控。 低利率对 经济的发展是双方面的。 有利的一方面：可以促进投资，增加对经济的发展的信心，带动各行业生产的积极性，即可以提高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从而增加GDP。 有弊的一方面：低利率对银行业说风险性进一步加大，同样低利率对于央行的存款来说是极其不利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失效（银行的货币保有量越高，宏观政策也就愈加明显），同样加深的预期收款的不确定性，并有可能影响社会的不稳定性，如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的发生。 低利率政策应看是在什么历史时期，当供需低迷时，适当使用低利率政策，利大于弊；当可以用其他的宏观政策时，低利率政策还是最好不要使用，风险系数挺大。
银行“金饭碗”变“泥饭碗”？降薪传闻背后，薪酬决定机制在改变
文|《 财经 》记者 张颖馨 严沁雯
编辑|袁满
“没赶上加薪，倒赶上降薪。 此刻，被降薪的我坐在办公室里应对降薪的舆情。 ”一名不久前入职某银行品牌部的工作人员向《 财经 》记者表示。
近日，一张关于金融业降薪的聊天记录截图引爆社交平台。 截图显示，应政策要求影响，国内金融业要全体降薪。 其中，中信银行和建设银行分别降薪20%和30%。
随即，市场热议银行业将掀集体降薪潮。 不少银行基层员工表示，近年来银行“金饭碗”变成“泥饭碗”，薪资早已“降无可降”。
8月7日，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回应薪酬问题时均表示，目前没有降薪的计划和安排。
中信银行表示，根据中信集团部署，中信银行将按照市场化原则和公司治理要求核定工资总额，工资总额与整体经营情况相挂钩。 截至目前，中信银行没有统一降薪的安排。
据《 财经 》记者了解，确实有部分银行已采取降薪或变相降薪措施。 其中，政策性银行此前已在筹划降薪事宜。 对于最新是否有具体降薪安排，截至发稿前，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均未向《 财经 》记者回应。
关于银行业是否会集体降薪的讨论愈演愈烈。 有观点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实体经济遭受不小影响，从上市公司净利润来看，银行业独占鳌头，因此适当降薪有利于让利实体经济；亦有观点指出，银行业员工薪酬有涨有跌，应与银行经营状况挂钩。 总体来看，受多重因素影响，今年部分银行会有一定的降薪压力，但不存在大面积或大幅度降薪的情况。
针对降薪一事，某股份制银行总行工作人员透露，最近几个月工资确实出现下调，且部分内部福利已逐步取消。 “没有收到正式降薪通知，但最近每月拿到手的工资相较之前来说，少了上千余元。 ”
“降薪的传闻似乎每年市场都会传，我们目前没有听说这个消息。 ”也有股份制银行员工向《 财经 》记者表示。
有国有大行中层管理人员告诉《 财经 》记者，并未明确收到与降薪相关的通知与要求。 从近期工资收入来看，月度工资并未发生变化，但绩效维持不变甚至有所下调。 “按照往年的情况来看，绩效一般都会有呈上升的趋势，现在维持不变已经很难，相当于变相降薪。 ”
部分国有大行基层业务员则颇为担忧。 相较于股份制银行等，国有大行的薪资水平本就较低，目前已经“降无可降”。 据某国有大行业务员透露，疫情期间，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不足3000元。
另有城商行员工接受《 财经 》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所在行没有提出降薪，但明显加大了考核力度。 由于疫情影响，业绩指标难以完成，最终就体现为绩效工资的下降。
根据部分A股上市银行披露的2019年年报计算（未加权的情况下，按照“本期工资总额=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期初应付职工薪酬”大致计算各家银行年度支付工资，再根据披露的员工数量，计算平均收入。 由于各家银行年报披露的口径不一，统计会有偏差），从员工月均薪酬来看，股份制银行收入普遍较高。
其中，浙商银行、平安银行以月薪5万居首；招商银行的月薪为4.47万元（含派遣人员），中信银行、民生银行月薪接近4万元；城商行中的郑州银行、青岛银行分别为3.56万元、3.43万元；国有大行基本垫底，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以2.23万元、2.38万元居后两位。
央行《2019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2017和2018年中国商业银行平均成本收入比低于30%，而大部分国际主要银行成本收入比高于50%。 这一方面与人员成本有关。 中国商业银行人均职工费用低于国际主要银行，而人均资产规模在国际上却处于中等水平，约是亚洲新兴市场的1.5倍，相当于用较低的职工费用水平，实现了与国际主要银行相当的人均资产管理水平。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告诉《 财经 》记者，“近期传出金融业降薪的消息，可能是由于近年来，尤其受疫情冲击以来，各行业经营都受到冲击。 银行业也不例外，需要让利实体经济，今年利润整体下降是大概率事件，市场普遍认为银行要压缩成本。 ”
一位国有大行员工向《 财经 》记者透露，事实上，从今年年初开始，绩效工资就开始全部与业绩挂钩，“以前是吃大锅饭，绩效1/3与业绩挂钩，做得好的只会多一些；现在是全部挂钩，最近在我们网点，业绩好的员工绩效是我的10倍。”
不仅如此，上述员工表示，最近其所在分行改革动作特别大。 “最明显的是我们开始搞业绩考核，三个月不达标就转岗或者待岗，而且部门还在搞合并，我都觉得自己要被辞退了。 ”该员工认为，这是银行在缩减开支。
值得注意的是，在针对降薪消息的回应中，四大行均提到，财政部推动实施了国有金融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目前各行工资总额按照市场化原则制定。
据《 财经 》记者了解，财政部于2019年10月和2020年1月分别印发《国有金融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实施办法》和《国有金融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实施细则》（下称《细则》）。 上述文件对金融企业的工资总额及其增幅要如何计算作出了具体的说明。
根据《细则》内容，金融企业工资总额增长以贯彻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服务微观经济、服务实体经济为重点，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合理确定。 计算公式为：金融企业当年工资总额=上年度工资总额基数×（1+W）。 其中，W为工资总额增幅，以Y作为函数计算确定，W和Y的函数关系如下：
其中，Y=联动指标增幅*综合考核系数。
联动指标增幅需要结合企业行业特点、经营实际，分类合理确定。 对于银行、证券公司等商业性金融企业，联动增幅一般为净利润增幅；对于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可以申请增加营业收入增速作为加权计算，但权重原则上不超过30%。
另一方面，综合考核系数依据绩效评价结果和考核目标实现程度确定。 计算公式为：综合考核系数=绩效评级系数*80%+考核目标*20%。 其中，绩效评级系数依据金融企业绩效评价相关规定确定；考核目标系数为金融企业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与董事会设定的考核目标的比值，设定上下限封顶值，上限为1，下限为0。
在工资总额的增幅方面，《细则》也给出了指导意见。 “金融企业工资总额增幅还应当根据劳动生产率、人工成本投入产出率、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等市场水平对标进行合理调整。 ”
《细则》还提到，“金融企业未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工资总额不得增长，或者适度下降。 其中，国有资本减值幅度超过10%的，工资总额降幅原则上不低于5%。 ”
对于金融企业中不同岗位职工的工资，《细则》也进行明确，“金融企业集团总部职工平均工资增幅原则上应低于本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增幅；金融企业中高级管理岗位人员平均工资增幅原则上不高于本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今年6月8日，财政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金融企业公司总额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下称《通知》）。 在上述《细则》的基础上，《通知》再次对国有金融企业工资总额管理的相关问题作出明确指示。
以“工资总额增减幅对等”问题为例，《通知》明确，“金融企业与工资联动的经济效益指标下降时，可选择按照经济效益同等降幅确定工资总额降幅，或者选择按照《细则》，采用非对称下降方式确定工资总额降幅。 在经济效益重新恢复增长后，工资总额增幅应与经济效益下降时选择的工资总额降幅保持对等一致。 同时，在经济效益指标回升至经济效益下降前的水平之前，工资总额不得超过经济效益下降前的水平。 ”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根据财政部门要求，国有金融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正在发生改变，国有金融企业薪酬水平与服务实体经济以及自身效益增长、风险控制这些指标更紧密挂钩。 如果经营业绩下降，薪酬可能下降；如果经营业绩上升，薪酬则可能上升。 是工资的决定机制在改变，薪酬结构在优化，传言中整个银行业大幅度降薪的判断是不能成立的。
董希淼直言，目前存在不同银行业绩分化加剧，以及同一银行不同岗位薪酬分化加大这两个趋势。
“第一，不同的银行经营业绩分化会加剧。 经营状况好的银行可能会更好，经营不善的银行业绩可能会变得比较差，甚至负增长，薪酬分化也将相应地加大。 第二，同一家银行不同岗位的薪酬分化会更加明显。 例如，因金融 科技 被重视，网络金融、技术研发等部门与岗位，会加大对其的薪酬激励度，包括短期和中长期激励。 而可被技术替代的、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岗位，薪酬下降是自然的。 ”董希淼说。
基于此，董希淼强调，这些年来，银行业员工薪酬有涨有跌，近两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不存在普遍涨薪，也不会大幅度降薪。
不可否认，今年银行业确实存在不小的降薪压力。 “虽然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国家政策层面的降薪要求和安排，但是这并不代表2020年银行业不会出现降薪潮。 ”某银行业分析师告诉《 财经 》记者，受市场环境、政策导向、舆论等多重因素影响，银行业2020年整体利润实现可能面临增长缓慢或下降的巨大压力，净利增速下降不可避免会对员工薪酬产生影响。
此前的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关于1.5万亿让利如何具体落实？7月10日，在人民银行2020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郭凯介绍说，1.5万亿让利主要是分三块：一块是利率的下行实现金融市场或者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让利，大概是9300亿元；第二块是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加上还本付息政策，共计2300亿元；三是通过银行减少收费3200亿元。
7月11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银保监会督促银行保持利润合理增长，做实利润、用好利润。 要更大力度让利实体经济，及时填补拨备缺口，全面覆盖风险损失，切实补充资本。
7月23日，银保监会在提及下半年监管工作时指出，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提早谋划应对银行业不良资产大幅增长，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严格资产质量分类，做实利润、提足拨备、补充资本，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从向实体经济让利、要应对此后可能出现的不良等方面来看，商业银行的利润会直接或间接地减少，而这可能就会造成银行员工薪酬总量的降低，部分银行降薪或是不可避免的。 ”上述分析师指出。
另据银保监会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1亿元，同比增长5%，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4.4个百分点。
周茂华进一步指出，疫情反复势必导致全球经济修复时间延长，全球长期低利率或负利率环境对银行盈利前景，甚至稳定性都构成压力，以及中国金融业加快对外开放，这些都要求中国银行业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银行体系改革应该有一系列动作，不会仅仅为降薪而降薪，而是会有更多配套改革政策，激励相容，市场化改革应该是大方向。 ”周茂华说。
为什么我国未来要保持低利率水平
转载，如果有用请采纳一、低利率接棒劳动力低成本，可再塑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的长周期我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不能走过去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要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有我们自己的经济学。 我们认为，依靠“高积累-高投资”发展经济，是我国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秘密，也是日韩新等东亚国家成功转型的一个秘诀。 例如，美国70%的GDP用于消费，而我国消费仅占GDP50%，近一半的GDP是靠投资拉动的。 我国消费如此之低，投资如此之高，为什么收益没有急剧递减？原因之一是我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几乎没有枯竭的转移，可使劳动力薪酬长期维持在低位，投资成本低而收益高。 而我国人民恰恰又是一个勤俭的民族，爱储蓄爱积累，为资本形成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下，我国经济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 而当前，我国劳动力剩余已经耗尽，工资正在上涨，劳动力成本正在提高而且不可逆，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 我国“高积累-高投资”发展模式，似乎已走到尽头，经济或进入到中速增长时代。 自2012年2季度起，我国已连续六个季度实际GDP增长率下滑到七上八下区间，这是历史上没有的现象。 经济下行固然有去库存、去杠杆等短期周期性因素，但我们认为更多的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消失等长期结构性因素。 如果不能继续保持“高投资”态势，只能通过扩大消费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那么，我国只能“未富先衰”，被迫提前走西方发达国家“高消费-低增长”之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无可奈何了。 难道就没有别的出路吗？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有。 劳动力不再低廉，可信贷资金可以低廉。 我们可以通过下调利率，降低资金成本，以对冲劳动力升值的成本压力，继续维持一定的投资收益率。 所以，降利率是个好政策，通过以低廉的资金接棒低成本的劳动力，破除经济增长的结构性藩篱，继续支撑“高积累-高投资”模式，可再塑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的长周期。 二、低利率通过刺激有效投资，开启民智，激发全民创新，助推经济结构转型一般来说，调低利率有利于刺激生产和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这个逻辑思路是这样的：一方面，当利率下降，借钱所需要的成本就下降。 企业就愿意向银行借更多钱，投资进去生产。 而另一方面，当利率下降，存钱可以赚的利息就少了，人们就更愿意把钱拿出来消费。 无论是生产增加还是消费增加，供需两端再平衡，最终会导致经济总量增加。 低利率对于投资的作用还远非如此。 费雪的理论说，只有当投资边际回报率大于借贷利率时，人们才会选择投资。 低利率除了降低资金价格，维持一定的投资收益率外，还有更深的内涵。 低利率还是改变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等大结构的有效武器。 我们常讲要把“钱”赶到实体经济，就需要低利率。 因为资金价格便宜了，低一点的实业投资就有积极性了，过去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情就有了愿意干的冲动；过去一些风险高、预期收益率不高的投资行为，因为优于利率，有条件实施了。 相反，“钱能生钱”的游戏不好玩了，利率是资金基础定价，“资金”投资的回报低，不靠劳动、不靠创造，而只想靠生息发财的，就靠不住了。 因利率调低，股票、债券、理财产品、外汇、不动产等生息资产价格也会向低处看齐，资金会更多选择实体投资而非在虚拟经济里＂空转＂，达到把钱逼到实体经济中的目的。 我们说，经济发展根本上还是需要依靠投资来推动。 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引擎，而消费不是，消费只是被动地印证投资效果，维系供求平衡。 虽说供给要以需求为导向，有需求决定了投资的有效性，但只有投资发力或供给发力，才能推动经济发展。 所以，所谓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个伪命题。 当然，推动经济发展的是有效投资。 有效投资是有需求的投资，产能过剩是没有需求的投资，当然不能称为有效投资。 我国当前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造船等领域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些领域的投资只有帐面上的意义，不能计入有效投资。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是需求创造了供给。 投资是人类最复杂的经济活动之一，需要企业家精神。 有效投资需要建立在大量试错、大量创新基础上。 特别是创造性的投资，只有少数才是成功的。 乔布斯在世界上没有几个就是这个道理。 创造性投资通过大量试错，找到了市场，找到了需求，成为了有效投资。 但创造性投资一旦成功其威力也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当前过剩时代，创造性有效投资才是最为难能可贵的！有效投资的主力军应是市场。 我国政府过去投资多数是有效的，因为在交易成本的节约上有优势。 在过去短缺时代，政府投资对于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功不可没。 但是，政府投资没有回报硬约束机制，政府也不懂专业，加上贪污、渎职等权力寻租行为严重，在产能过剩时代，创新成为投资的主攻方向，政府投资应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领域，而应把推动经济发展的投资重任交给市场去完成。 因为民间有智慧，全民能试错。 当前，我国正面临产业从低端向高端转化的经济结构转型期，并通过这个结构转型再造经济高速增长，从而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这是一个浴火重生般的蜕变过程，需要大量的科技创新和投资创造来实现。 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依靠农民工进城维系高投资回报老路子已走不动了，依靠扩大内需办法是痴人说梦，依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有其局限性，只有开启民智，通过投资激发全民创新创造创业，在千军万马的试错中寻求突破。 但这是一条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法。 而低利率是改善实体经济营商环境、扩大投资的最有效办法之一。 低利率通过降低门槛、降低风险、提高收益，鼓励投资，实际上是对实业投资行为的一种补偿。 而低利率这种补偿带有普惠性质，直接补贴给了投资者，特别是直接补贴给了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创业人员，就像取消农业税直接补贴给农民一样，一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在下放行政审批、结构性减税等政策外，尝试维持一个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在更大范围上有利于扩大全民创新投资活动，必然能够最终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与高速增长。 三、世界各国经济起色得益于长期低利率累积效应当前，为了对付经济紧缩压力，世界各国都把量化宽松和低利率作为提振经济增长的政策利器。 相比而言，量化宽松是短期政策，低利率是长期政策。 低利率需要长期坚持才能有累积效应。 美联储低利率政策对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高利润功不可没，对经济增长复苏更是居功至伟。 美联储政策声明，在失业率高于6.5%、通胀低于2.5%以前，就算退出QE政策，依然会维持低利率不变。 伯南克一直强调需要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并对加息定出严格的条件。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两到三年，美国仍将继续维持其接近于零的利率政策不变。 欧洲央行(ECB)一直坚持采用低利率，专家估计低利率水平不会对欧盟的金融稳定有严重风险。 欧洲央行未来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维持基准利率在低位或者更低，并在技术上准备好负利率。 日本央行模仿美联储的习惯做法，借助长期低利率，采取超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实际上，从1986年开始，为应对日元因广场协议而导致的大幅升值，日本央行决定将基准利率从5%下调至3％，1987年2月进一步调低至2.5％的历史最低水平。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日本银行业步入了不可逆的低利率时代，1995年以后，其利率水平从未高于1%，而且大部份时间相当于零利率。 近20年，全球主要市场都基本处于4%以下低利率环境。 欧美日经济最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起色，我们认为低利率的作用比量化宽松要大。 比如，美国7月ISM制造业指数大幅上升至55.4，位于荣枯线上方，好于预期，为2011年6月来最高，预计经济下半年还会加速。 欧元区7月制造业PMI 50.3，也位于荣枯线上方，创两年新高；德国7月制造业PMI终值50.7，表明欧元区和德国制造业双双转入扩张。 今年上半年，日本宏观经济形势在所谓“安倍经济学”下也呈现出复苏增强态势。 四、我国利率下调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美欧日等传统的资本输出国家的利率水平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水平存在巨在的落差，这是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的根本原因。 1998之前，我国的1年期贷款利率水平基本上维持在10%以上的水平，而之后在逐步下降，但也维持在5%之上。 我国人民币基准利率很少调整。 2011年上调三次，2012年6月8日下调一次直到今天。 目前一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3.25%；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6.31%。 与欧美日普遍采用的接近于零的基准利率相比，我国利率还有很大下调余地。 实际上，货币政策作为经济系统主要的调控手段之一，无非是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两种。 前者就是往经济系统里投放货币，方法有信贷规模控制、央行正逆回购票据、准备金率调整等；后者则是调节利率、汇率等。 为什么我国经常使用的是信贷和货币投放等数量型政策工具，而很少使用利率政策工具？这可能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模式有关，也与我们政策惯性思维有关。 如果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分为上下两个半场。 上半场我国经济短缺，资本严重不足，投资存在倒逼。 所以我们要保持较高利率，遏止过度投资、投机行为。 货币政策采用大水漫灌式的投放，是为了有效适应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 在过去若干年里，我国往经济系统里投放了太多的流动性，目前M2余额已超过一百万亿元，已经高达GDP的两倍，比美国等高货币杠杆国家还高出许多。 数量型货币政策固然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包括推高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推高物价、助推收入差距等，所以，继续往经济系统里大量投放货币政策空间已经很小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需要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下半场。 我国经济出现了过剩局面，包括资本过剩、产能过剩，经济系统需要去杠杆、去库存。 这时，我们发现，采用传统的货币投放政策不怎么灵了。 例如，今年上半年我国货币信贷增速相对较高，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也比较快，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速却表现为逐步回落现象。 大规模货币投放并没有带来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个值得警醒的信号！除此外，六月银行发生的“钱荒”是另一个值得警醒的信号！一方面流动性已经泛滥成灾了，另一方面银行还闹钱慌，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严重缺钱。 央行六月非正规投放3000亿元，七月收回，主要国有行存款因此迅速蒸发9000亿元左右。 当然，很多人认为银行钱紧是因为存在资金双轨制，银行存贷利息与理财产品利息有剪刀差，导致银行都把钱拿去理财了。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利率市场化，让银行利息与理财产品利息在市场调节中趋于一致。 这个办法局部是对的，但从整个经济系统考虑，保持一个低利率，把钱逼进实体经济，是更优先的一种选择。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模式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二是货币投放的老政策办法不灵，这不只是临时扰动因素，是真的过时了。 我们需要把目光从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投放中挪开，注目低利率这个政策工具。 低利率政策的负面，是要储户承受一定的福利损失的，但影响的是有钱人，这也比更有利于富人的货币投放政策要优越。 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相比而言，选择降低利率比选择量化宽松要更好。 一方面，我国经济系统的流动性太多；第二方面，过多的流动性只会加剧我国已很严重的贫富差距；还一方面，更多的流动性只会让已经炒高了的金融资产火上浇油。 而选择低利率，更多地是改变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比价结构，投资回报率相对资金价格更有优势，资金更多地流向生产和消费等实体经济部门。 而且，低利率还没有加大货币供应时不利于去杠杆、扩大收入差距等毛病。 五、大幅度降利率且维持在低位，并作为一项制度安排长期坚持下来在过去三十余年里，我国经济系统里驱动惊人增长的要素已经到达极限。 我们说选择低利率政策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低利率要狠，不妨也接近零利率，而且需要作为一项长期制度安排坚持下来。 要知道转型成功之艰难，非下如此猛药，不足以解决问题！在一个管制型金融体制和以“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宗旨的货币政策体系里，货币政策遵循的逻辑是：先由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决定利率，再由利率而决定资金需求，进而由资金需求决定货币供应。 所以，我们首先要测算实体经济投资的回报率水平，从而确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水平。 然后根据这个基准利率，计算经济系统中需要的货币量，最后确定要往经济系统投放多少货币。 利率政策优先于货币投放政策。 为了把钱逼到实体经济，我国近期做了一系列金融政策出台和金融体制改革工作，包括“盘活存量”、“两个不低于”监管、遏止影子银行、利率市场化，以及央行收紧货币投放等，但这些解决办法效果都不太明显，以至于有专家感叹金融调控根本不起作用。 例如，利率市场化改革就需要整理思路。 经过多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有了很多进展。 贷款利率不设上限，也不设下限；只是房贷利率有30%下限，存款利率有10%上限而没有下限。 存款利率上限据估计一两年内不会完全放开。 央行计划先取消五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如果利率市场化后，整体存贷利率下降，则有利于把钱逼到实体经济投资；但如果存贷利率上升呢？就目前情况看，后者可能性更大。 利率市场化后，央行是无法硬性规定基准利率的，而是通过公式计算一个基准利率。 而我国处于结构转型国家，实体经济正需要大量投资，超底利率是政策目标。 这时，央行需要金融管制而不是自由化。 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利于资源有效配置，而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是最大的资源有效配置，是“大帐”。 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慎重！实际上，金融是否管制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模式，并不是越开放越好。 例如，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至20世纪初期，银行业一直处于无利率管制状态。 在20世纪初期开始，美英德主要发达经济体开始推行利率管制，主要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7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滞胀，欧美发达国家，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均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2007年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有成为了世界各国解决方案。 可见，当经济下行或紧缩时，金融往往采取的管制，只有通货膨胀发生时，才考虑市场化。 而我国经济下行局面十分严重，此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这不是背道而驰吗？我国货币需求放开，但货币供给仍然是控制的。 货币发行权在央行。 央行实际上行使的是共产党的信托责任，而共产党则承载着全国人民的信用。 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要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服务，就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往经济系统投放货币。 实体经济完全放开而金融体制采取管制办法，与资源有效配置是不相悖的。 我们呼吁要对利率进行管制，采取超低利率，以此改变虚实经济结构，改变出价条件，把钱逼到实体经济，刺激投资增长，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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