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金融危机,对百姓有什么影响
金融危机是指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导致资产价格暴跌，信贷紧缩，金融机构倒闭，进而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状况。 它对百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生活、就业和心理等方面。
金融危机是一种经济现象，它通常由多种因素引发，如过度借贷、资产价格泡沫、全球经济失衡等。 当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时，资产价格如股票、房地产等可能会急剧下跌，信贷市场紧缩，金融机构面临破产风险。 这一系列问题会迅速蔓延到整个经济体系，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对百姓而言，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表现在经济层面。 由于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人们的投资和储蓄可能会遭受损失。 例如，股票市场的暴跌会导致人们的股票投资贬值，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则可能使购房者面临资产缩水的风险。 此外，信贷紧缩会使企业和个人难以获得贷款，影响消费和投资活动，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或衰退。
在生活层面，金融危机可能导致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和社会不稳定等问题。 由于经济萎缩，企业可能减少招聘甚至裁员，这对就业市场构成压力。 物价上涨会使百姓的生活成本上升，特别是对一些低收入家庭来说，生活更加困难。 同时，金融危机还可能导致社会信任度下降，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和担忧。
心理上，金融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慌感会对人们的心理造成压力。 金融市场的动荡和资产价格的暴跌可能引发焦虑、不安和失落感。 特别是在就业和生活受到直接影响的情况下，人们的心理压力会进一步加剧。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是一种对经济、百姓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严重事件。 它不仅影响人们的经济状况，还会对就业、生活成本和心理健康造成影响。 因此，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了解金融危机的成因和影响，做好风险防范和应对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恒大集团怎么破的产
恒大集团并未正式破产，但确实面临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和债务问题，导致其业务运营和声誉受到了重大影响。 详细恒大集团，作为中国曾经的房地产巨头，其财务困境主要源于过度的债务扩张、不合理的投资策略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 在过去的几年中，恒大通过大规模举债来实现其多元化的业务布局，涉足了包括房地产、汽车、金融、健康等多个领域。 然而，这种高杠杆、高负债的运营模式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显得尤为脆弱。 首先，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趋紧，使得恒大等传统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受到限制，融资成本上升。 同时，房地产市场的销售增速也开始放缓，恒大的现金流压力日益加大。 其次，恒大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大举投资也未能如期带来回报。 新能源汽车行业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密集型、技术更新快的领域，恒大作为后来者，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 然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技术门槛高等原因，恒大的新能源汽车业务并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其财务负担。 最后，恒大集团的债务问题在2021年下半年开始集中爆发。 由于无法按时偿还到期债务，恒大的信用评级被多家评级机构下调，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和担忧。 尽管恒大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市场信心、寻求外部资金支持，但其财务困境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 综上所述，恒大集团的财务危机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虽然恒大并未正式破产，但其未来的发展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 对于恒大而言，如何妥善解决债务问题、调整经营策略、恢复市场信心将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
东南亚经济危机始末如何？
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货币危机，而泰国货币危机早在1996年已经开始酝酿。 当年，泰国经常贸易项目赤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8.2%，为了弥补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和满足国内过度投资的需要，外国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房地产、股票市场，泡沫经济膨胀，银行呆账增加，泰国经济已显示出危机的征兆。 1997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未偿还债务急剧上升，泰国金融机构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并且发生了银行挤兑的事件。 5月中旬，以美国大投机家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资者对泰铢发动猛烈冲击，更加剧了泰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7月2日，泰国货币危机终于全面爆发，并由此揭开了时至今日尚未平息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 （一） 7月2日，泰国货币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波及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自1984年以来一直实施的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改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即贬值20%，这标志着泰国货币危机全面爆发。 由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也面临着与泰国相似的一些问题，再加上所谓的“接触传染”效应以及国际投机者的不断狙击，泰铢的暴跌在东南亚各国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货币风潮迅速波及到整个东南亚市场。 7月11日，菲律宾首先步泰国后尘，宣布货币自由浮动。 菲律宾比索当天贬值11.5%，利率一夜之间猛升到25%；印尼则宣布印尼盾汇率的波幅由8%扩大到12%；一向稳健的新加坡元也于7月18日跌至30个月以来的最低点1.4683新元兑换1美元；8月14日，印尼宣布汇率自由浮动，当天印尼盾再次贬值5%；8月16日，马来西亚林吉特暴跌了6%，跌至24年来的最低点。 东南亚外汇市场的震荡，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外资大量撤离，东南亚股市也因此低迷，泰国货币危机由此逐步发展成为更为广泛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港元联系汇率制也接受了严峻的挑战，香港特区政府采取果断对策，成功地捍卫了港币联系汇率制度，但是，由于利率飙升，香港股市为此受到较大冲击。 为了帮助东南亚国家早日摆脱危机，国际社会伸出了援助之手。 7月份在上海召开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8月份又在东京举行了由IMF主持的有关对泰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会议。 为了协助泰国走出困境，IMF等国际组织和包括中国及中国香港在内的亚太一些国家和地区共同承诺向泰国提供17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面对泰国银行高达1万亿泰铢的呆账以及900亿美元的外债，国际社会的172亿美元贷款援助显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泰国的经济、金融危机，但至少增强了泰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战胜金融危机的信心。 (二)10月17日,台湾货币当局主动贬值,香港股市暴跌,并引发全球股市大幅下滑,东南亚金融市场再度动荡.10月17日,台湾货币当局在经济状况良好,经济项目盈余,外汇储备充足,有能力维护新台币稳定的情况下，突然主动放弃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当日，新台币兑美元的汇价即跌至29.5，为10年来的最低水平。 新台币主动贬值，从经济上讲是竞争性贬值，从政治上讲是别有用心的政治预谋，它不仅进一步动摇了投资者对东南亚的信心，加剧了东南亚金融市场的混乱，并且在心理上进一步孤立了香港，使得投机者再次将目光转向香港。 为了维持港元联系汇率制，维护香港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稳定，香港政府和金融管理局一方面动用外汇储备在外汇市场进行积极干预，另一方面只得提高银行间市场短期利率。 10月23日，同业隔夜拆借利率一度由7%上升至300%，港元兑美元汇价也一度升至联系汇率制实施14年来最高水平（7.6150）。 而香港股市在汇价和银行短期利率高企的影响下，受投机沽售力量冲击大幅滑落。 从10月20日起，香港股市连续4个交易日大幅下滑，恒生指数前后共计跌去3000点。 10月23日，港股曾两度跌破1万点关口，恒生指数跌幅高达10.4%，亚太股市、欧美股市受其牵累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到10月26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已达到30%以上。 由于东南亚与日本、美国和欧盟有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东南亚金融动荡对日美欧的对外贸易、投资、经济形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而香港股市的深幅下跌再次挫伤了全球投者的信心，加上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27日，全球股市同时发生大幅下跌，各主要股票指数日跌幅少则2%，高的竟达15%，其中纽约道·琼斯指数暴泻了554.26点，创下历史上最大的日跌点数。 受此影响，28日，香港恒生指数再次下探，自1996年来首次跌破1万点，最低见到8775.88点，跌幅达13.7%。 至此，与8月份最高点相比，香港股市跌幅几乎过半。 全球股市在经历了这次激烈调整之后，由于人们对世界经济形势仍然看好，许多股市在大跌之后都有回升现象，亚洲市场也一度呈现出向好的趋势。 可是，韩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却再次将东南亚卷入了第三轮金融风波之中。 （三）11月20日，韩国金融再起风波，金融风潮袭卷韩国、日本自1997年初起，韩国许多大财团先后陷入了破产倒闭的绝境，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加上东南亚金融动荡的影响，韩国经济负增长跌至多年来的最低点。 进入11月，韩国金融形势继续急剧恶化，股市持续低迷，韩圆汇价创新低。 11月17日，由于政府金融改革法案未获通过，韩圆兑美元的比价突破1000：1大关，股票综合指数跌至500点以下。 11月20日，韩国中央银行决定将韩圆汇率浮动范围由2.25%扩大到10%，至此韩国开始成为亚洲金融风波的新热点。 进入12月份以后，在人们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金融风暴渐趋平息之际，韩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 截至12月11日，韩国已有14家商业银行和商人银行被政府宣布停业。 12月15日，韩国宣布韩圆自由浮动。 12月22日，美国信用等级评定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韩国外汇债务的信用等级下降了4个等级。 12月23日，韩国政府公布，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标准，截至9月底止，韩国外债总额已达1197亿美元，其中约800亿美元为1年内到期的短期货款，而外汇储备不足又超出预想，致使当天韩圆汇率又暴跌16.4%，较之7月1日，韩圆已经贬值了54.8%；当日韩国股票市场综合股票价格指数也下滑了7.5%，下浮幅度之大创下历史之最。 东南亚及韩国金融风潮对于日本经济及金融无疑是雪上加霜。 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便陷入了停滞状态，股市低迷，房地产市场大幅萎缩，银行呆账、坏账剧增。 1997年以来，证券公司违规交易事件迭出，日本四大证券公司相继爆出行贿黑社会的丑闻。 进入11月，又连续发生了日本第10大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和日本第四大证券公司山一证券公司倒闭事件。 大型金融机构的连续倒闭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日本经济的信心，日元与美元汇率由此跌破128日元大关。 由于日本经济基础良好，外汇储备充裕，不会像泰国、韩国那样全面爆发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但是，日本金融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却因此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四）进入1998年，亚洲汇市和股市连连走低，全球金融市场依旧跌宕不已，亚洲金融危机仍在持续新年伊始，由于市场信心危机，亚洲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行情继续双双下跌：1月5日，泰国汇率首次跌破50铢兑1美元大关，创历史最低记录，也是泰国自1997年7月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泰铢汇率跌幅最大的一天；韩圆则由199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695兑1美元的水平再次探低到1780韩圆兑1美元；印尼盾与美元的汇价也下跌11.6%。 1月6日，菲律宾比索兑美元汇率首次一度跌破45比索兑1美元大关，日跌幅达6%。 1月7日，日元对美元的比价跌至134.8日元，创下近6年来的最低点，日经指数也跌破点大关，1月9日，纽约道·琼斯指数急挫222.2点，跌幅达2.85%，欧洲主要股市纷纷告跌。 1月12日亚洲股市再次出现较大跌幅，其中新加坡和香港跌幅最大，分别下跌了104.51点和773.58点，跌幅为8.88%和8.70%，泰国股市、汇市也再创历史新低。 （五）危机的严重后果（1）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剧烈动荡，以1998年3月底与1997年7月初的汇率比较。 各国股市都缩水三分之一以上。 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跌幅在10%~70%以上，受打击最大的是泰铢、韩圆、印尼盾和新元，分别贬值39%、36%、72%和61%。 （2） 危机导致大批企业、金融机构破产和倒闭。 例如，泰国和印尼分别关闭了56家和17家金融机构，韩国排名居前的20家企业集团中已有4家破产，日本则有包括山一证券在内的多家全国性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亏损和破产倒闭，信用等级普遍下降。 泰国发生危机一年后，破产停业公司、企业超过万家，失业人数达270万，印尼失业人数达2000万。 （3） 资本大量外逃，据估计，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私人资本净流入由1996年的938亿美元转为1998年的净流出246亿美元，仅私人资本一项的资金逆转就超过1000亿美元。 （4） 受东南亚危机影响，1998年日元剧烈动荡，6月和8月日元兑美元两度跌至146.64日元，为近年来的最低点，造成西方外汇市场的动荡。 （5）东南亚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衰退并向世界各地区蔓延。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危机前几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1998年上述四国和香港、韩国甚至日本经济都呈负增长。 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引发了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并波及其他国家。 巴西资金大量外逃，哥伦比亚货币大幅贬值，进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西欧美国股市大幅波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97东南亚金融危机原因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与1994年底至1995年春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表象特征十分相似。 一是进口增长过快，出口上升缓慢，经常项目逆差扩大；二是汇率贬值，资金外流，外汇储备锐减；三是金融机构经营困难，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四是利率上升，物价上涨、工人失业、经济下滑。 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远非墨西哥金融危机所可比拟。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前后两次震荡全球的金融危机居然都在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的部分“龙”“虎”国发生，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都在探索这两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从表面看，这些国家发生金融风波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国际投机资本肆意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科技和信息革命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上。 其突出表现：一是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越来越大。 跨国资本从1990年的4400亿美元增至1999年亿美元。 1996年西方主要国家的跨国股票和债券累计额占有GDP的比重超过了100%，美国就高达10万亿美元。 二是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 最典型的是跨国外汇交易急剧增加。 1986——1995年，扣除重复计算，国际外汇交易的日交易额从1880亿美元猛增至亿美元，它占世界全部外汇储备的比重从37%增加到84%。 三是金融市场波动更为剧烈。 集中表现于利率波动和汇率变动大。 1993——1996年，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变动幅度高达3%。 1991——1999年3月，日元汇率变动幅度高达70%，美元、马克、加拿大元的汇率变动幅度也达20%～30%。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在加速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 表现之一是90年代以来，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私人资本猛增，而且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快、开放程度高的东亚和拉美国家。 1991——1996年，发展中国家每年引进的外资净额从1000亿美元增至30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从440亿美元增至2400亿美元，东亚从190亿美元增至1100亿美元，占流入发展中国家总数的40%。 墨西哥和泰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外资流入的规模都是很大的。 墨西哥1994年底外债余额854亿美元，占GDP的50%多，另有国际直接投资近200亿美元；泰国1996年9月外债余额771亿美元，占GDP的45%，另有国际直接投资200亿美元。 外资大规模流入东亚和拉美发展中国家，不仅给这些国家解决了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而且带来了技术和市场，促成了这些国家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国际化程度不同。 发达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高，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实际利率差逐步缩小。 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低，与发达国家的利率差较大，为赚取利差和汇差，国际短期资本频繁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流出和流入。 这就给利用利率差和汇率差赚取收益的国际金融投机商以机会。 事实上，在国际资本流动中，也不乏专门的国际金融炒家。 据海外舆论报道，1997年5月泰国汇率开始贬值后，美国金融投机商索罗斯就在泰国外汇市场投放了60亿美元，进行外汇炒作，把泰铢逼上绝路。 1992年欧洲汇率体系不稳时，此人利用英镑汇率的变动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卖出，赚取了10亿美元，并迫使英镑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但我们在讨论这方面的原因时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放松对外资流动的控制，大量引进外资是否对头？ 第二个问题是国际金融投机商利用的机会来自哪里？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今天，国际资本流动已经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的杠杆。 在当代，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引进外资作为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东亚和拉美国家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前列，在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些国家能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积极态度对待外资，并有效利用了国际资本带来的好处。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很清楚，国际金融投机商利用的机会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而是他们发现的。 显然，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比较稳定，他们就没有投机的机会。 换句话说，是他们看准了一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才利用金融市场的动荡机会来发财的。 例如，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最先感觉到危机威胁从而转移资本的是本国居民。 当时，墨国居民得知出口增长下降，国际收支逆差增大，外汇储备减少，本国货币将贬值，从而大量购入美元，加速外汇储备减少，引起汇率波动，然后，外资才开始抽逃。 可见，发生金融危机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系统出了问题，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国际金融投机商只起了一种外部推动作用。 （二） 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改革过快。 应当肯定，8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东亚和拉美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放松银行业务限制，取消外汇管制，开放证券市场，鼓励本国金融机构对外扩张，等等，加快了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步伐。 担是，把其中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是不准确的。 当然，如果这些国家继续实行金融抑制政策，金融市场不开放，国际资本不能自由流出或流入，投机商也无计可施，危机自然不会发生。 但国际资本不是随意流动的，其流动的目的是赚取更大的收益和分散风险，决定国际资本投资者手中的钱流向的基本要素取决于受资国的金融开放程度和经济前景。 如果一个国家实行金融开放后，经济高速度增长，资本收益率也高，外资流入增加是自然现象。 但是，外资大量进出和金融投机商得手不能归罪于经济金融的开放，而应从受资国的内部因素寻找原因。 墨西哥、泰国等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国际化，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但并不构成这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必然，而它们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结构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特别是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要求的下述种种脱节之处，才是金融危机生成的原因。 经济政策不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变化。 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幅度增大的条件下，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仍对汇率和利率变化实行限制，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反映滞后。 例如，墨西哥90年代初实行比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90年代前四年累计下来的通货膨胀达53%，外贸逆差870亿美元，在汇率没有反映这种情况的条件下，比索贬值是必然的。 但是当时的墨西哥政府面对比索高估迟迟不采取适时贬值的措施，以致出口受阻，外贸逆差逐年扩大，给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同时，当时的墨西哥政府为了治理通胀，提高国内储蓄率，吸收外资以支持进口商品的外汇需求，实行了高利率政策。 1990-1992年墨西哥实际利率高达20%-25%，1993年略有下降，但仍达14%左右，大大高于国际市场利率，而国内企业贷款的实际利率比这还高。 这种高利率政策既使墨西哥企业无法承受利息成本而无力归还银行贷款，造成银行坏账问题严重，又使墨西哥对外支付高额利息，造成国际收支恶化，货币贬值压力加大。 又如泰国，长期实行泰铢与美元联系汇率制，14年来，一直保持在25铢左右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当美元贬值时，它对西方主要货币的汇率也随之贬值，增强了出口竞争力。 当美元升值时，泰铢随之升值，出口竞争力下降。 1996年以后，美元对日元持续升值，泰铢随之升值，出中竞争力下降。 1996年以后，美元对日元持续升值，泰铢对日元也不断升值，成为进口增长过快和出口增长率降低，以及国际收支恶化的重要原因。 经济体制不适应对外开放。 一国经济开放之后，外资流入增加，本应加强金融体制建设。 但是，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对金融市场开放的准备不充分，国内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不足，监管措施和机构不完备，盲目向外资开放。 例如，在本国银行体系风险过大的情况下，泰国主动向外商提供低息美元贷款，为房地产投资热火上浇油。 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必然导致本币和外币的频繁交易，采用中央银行控制汇率的方法与巨额外汇交易相矛盾，当资本外流增大时，对外汇的需求增加，本币贬值受到压力。 为了捍卫联系汇率，泰国在一个月内就动用了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仍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给国际金融投机商炒作外汇以可乘之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中央银行曾经一天之内抛售几十亿美元，企图把比索兑美元的比价稳定在政府设置的指标范围内，结果仍抑制不住比索跌势，外汇储备锐减到无法保持经济正常运转的60亿美元，次日不得不宣布中央银行不再干预外汇市场。 这些事实说明，政府行为与市场对抗，难以成功。 只有适应市场规律，实行浮动汇率才是出路。 1、金融体系不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长期资本市场发展滞后。 经济过热导致“泡沫经济”，形成脱离实体经济的虚假繁荣，只是金融动荡的表层原因。 长期资本市场建设滞后造成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才是深层次原因。 具体包括：一是资本结构不合理，投资者较少用中长期债券筹资，而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且往往是短期资金，不适应长期投资项目的需要。 二是信贷投向结构不合理。 银行倾向于提供非生产性用途的贷款。 例如，泰国的银行贷款有1/4是消费性贷款，1/4是房地产贷款，这类贷款难以产生收益，银行坏帐增加。 据世界银行断定，1996年泰国放款机构的不良贷款占其贷款规模的10%，达155亿美元，1997年银行的坏账相当于泰国GDP的9%。 三是外资结构不合理。 由于中长期资本市场不发达，外资多以短期资本形式流入。 1994年进入墨西哥的700多亿美元外资中，3/4属于短期证券资本，美国互助基金一类的短期投资比重很大，其中进入股市的有330多亿美元。 1995年流入泰国的6466亿泰铢外资中，直接投资仅上中5.5%，商业银行贷款占51.1%，且大部分是短期贷款，投机性和流动性最大的非居民泰铢存款和证券投资占30.7%。 由于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当宏观经济不稳定时，外资抽逃，引发股价下跌，金融机构瘫痪，本币贬值，是不足为怪的。 2、产业结构调整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是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的产业结构调整片面迎合外资投向，不但彼此之间及其与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趋同，而且过分集中技术含量不高的一般加工工业。 二是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能力较低，国内科技水平不高，对进口技术和设备的依赖过大。 三是劳动成本上升过快，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国际竞争能力被削弱，出口增长速度下降，造成国际收支巨额逆差，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 例如，墨西哥和泰国的出口产业面对来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低成本同类产品的竞争，未能升级换代，以致竞争力减弱，出口增长缓慢，国际收支逆差扩大，两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外贸逆差占GDP的比例分别接近和超过了8%，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5%，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推动因素。 3、贻误时机，调整不及时。 当出现金融动荡之后，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对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及时调整，以致贻误时机，激化矛盾。 墨西哥和泰国的情况都是这样。 1968—1988年墨西哥先后有4届总统因经济危机而下台。 1994年西方经济复苏，利率随之上扬，加上当时墨西哥政局不稳，一些外国投资者便开始抽走资金，货币危机苗头已经出现。 此时，本应果断采取调整措施，但当时的萨利纳斯总统为了赢得年底的总统选举连任，不但不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改革汇制，反而动用了上百亿美元的国际储备弥补亏空，极力制造繁荣假象。 结果等到当年12月1日新总统塞迪略就职时，国库剩下的国际储备已经不多，12月19日晚遂决定通过比索一次性贬值15%，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阻止资金外流，稳定外汇市场，结果引起始料不及的比索汇价暴跌，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1997年2月，泰国金融形势开始恶化，政府未采取拯救措施。 5月，泰铢贬值到14年的最低点，政府仍坚持对汇率的控制。 对应该倒闭的金融机构，政府仍实行注资的做法，白白花费了大量资金。 7月，被迫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之后，泰铢继续贬值，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但政府仍背着多年经济高速度增长和“虎”国的美誉包袱，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犹豫不决，以致矛盾越积越多，一发难以收拾。 此外，墨西哥、泰国等政局不稳，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深，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促成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