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投资者必读--巴菲特最著名的五封信。
美国时间本周六,巴菲特执笔写给2013年伯克希尔哈撒韦(173708, 1978.00, 1.15%)公司(Berkshire Hathaway,伯克希尔)股东的公开信全文公布。巴菲特一年一度致股东的公开信多年来一直是许多投资者的必读物,它不仅仅是向股东通报及解说业绩的文件,更是众人了解巴菲特各种深刻见解的媒介。
去年的公开信发布前,《投资圣经:巴菲特的真实故事》(Of Permanent Value: The Warren Buffett Story)一书作者Andy Kilpatrick向美国媒体表示,巴菲特近年的股东信出现了变化:
(近年来)这些信变得更直白。我想,他(巴菲特)是在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理念融入生意里。
多年出席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年会、研读过巴菲特35封股东公开信的Steve Ritter则是向媒体推荐了五封自认为最值得一读的公开信,即巴菲特1977年、1983年、1984年、2001年和2008年致伯克希尔股东信。
这五封信的看点在哪里?华尔街见闻将其中部分节录与大家重温,仅供抛砖引玉。以下均来自伯克希尔网站公布的股东公开信,点击红色字体处可查看相应公开信全文:
首先是网上可以查询到的最早期公开信——1977年致股东信,当时巴菲特在信中提出,盈利如何是衡量管理表现的好方法:
除了特殊情况(比如企业的负债权益比异常高,或者资产负债表显示,企业重要资产的价值并未实现)以外,我们认为管理经济的表现更适合用股权资本的回报来衡量。
1977年,我们的营业收益与期初股权资本比率达到19%,略高于上年,也高于我们自己的长期平均水平和美国业内总体水平。
我们的每股营业利润同比增长37%,但期初资本也增长了24%,每股收益增幅显然没有数字乍看上去的那么多。
在1983年致股东信中,巴菲特提到,伯克希尔投资的公司应具备重要的“经济商誉”(economic goodwill):
我们拥有多家具备经济商誉(其中自然包括内在的商业价值)的企业,他们的经济商誉远超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和面值中体现的财会商誉。
……即使永远都不考虑商誉及其摊销,你也可以衣食无忧。可投资和管理领域的学生应该了解有无考虑商誉的微妙区别。
我自己的想法和35年前已经完全不同,当年我受到的教育是要看重有形资产,关闭那些价大部分值取决于经济商誉的公司。
因为那样的偏见,我疏忽大意,犯了许多经营企业的关键错误,不过错误的数量在所有决策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第二年,在1984年致股东信中,巴菲特特别提到了伯克希尔收购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NFM)的交易。巴菲特是这家企业的董事长——91岁的Rose Blumkin的超级粉丝,他在信中称Blumkin为“B女士”:
很多人问我,Blumkin一家人做生意有什么秘诀,其实那些诀窍没有多深奥难懂,这家人全都:
1、怀有极高的热情、投入极大的精力,(美国人学习的楷模)富兰克林(Ben Franklin)和阿尔杰(Horatio Alger)和他们相比就像逃学生;
2、很现实,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特长是哪个领域,炒股入门知识,果断处理该领域的所有事务;
3、即使是上述特长领域以外最吸引人的地方,也视而不见;
4、对任何人都以诚相待,(B女士将行为准则归纳为“说老实话、卖便宜货”)
我们对B女士及其家族的评估结果可以从我们收购他们公司90%的股权中体现:
NFM从未做过审计,我们也没有要求过;我们既没有做财产清查,也没有核实收据真伪;我们没有核查产权。
我们就给了B女士一张5500万美元的支票,她给了我们她的承诺。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
由此足见巴菲特当年对NFM的管理层有多么信任。
巴菲特是保险业的长期投资者。在2001年致股东信中,他描述了保险业的经济形势,这样写道:
保险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业务,不过其他方面也很重要。因此,要了解伯克希尔,有必要了解怎样评估一家保险公司。
巴菲特在信中回顾了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还提到这次恐怖袭击怎样改变了保险行业:
“九·一一”表明,我们的General Re 公司实行的第1和第2项规定存在严重的弱点。设定价格和评估累计风险方面,我们要么高估、要么否认大规模恐怖事件导致损失的可能性。我们还忽视了相关的承保因素。
例如承保财产定价,我们过去考察及考虑的只有预计可能因风暴、火灾、爆炸和地震产生的成本。
#p#分页标题#e#但历史上最大的投保财产损失全都并非源于以上因素。简言之,我们在保险业承包方面的根本错误在于我们把焦点放在过往经历,并没有侧重于危险。所以我们会假定,如果存在大的恐怖主义风险,我们不会收到分毫保费。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致股东信,那年投行雷曼兄弟倒闭,此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考虑到投资者在那一年接受了一些教训,巴菲特在信中谈到很多方面,比如提及衍生品的危险,它是影响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
既然是保险业的长期投资者,巴菲特也有不少衍生品工具方面的经验。
他这样写道:
实际上,近来的事件体现出,大型金融机构的某些大腕首席执行官(或者前首席执行官)无法管理一家衍生品业务庞杂的公司。
查理和我都是不幸的这类人:伯克希尔1998年收购General Ge,我们知道没法对账面上2.3218万份衍生品合约拿主意,那些合约有884位对手方(其中许多我们闻所未闻)。
所以,我们决定结束这些业务。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压力,在我们退出的时候市场运行良好,可我们还是花了五年时间才了结了大部分生意,损失超过4亿美元。
完全退出以后,我们对衍生品的感觉可以用一句歌词来形容:我比认识你之前更喜欢你了。
“透明度”提高了,衍生品产生的问题不会解决。我对通报机制一无所知,那种机制会说明并衡量庞大又复杂的衍生品投资组合里存在的风险。
审计师无法审计这些合约,监管机构也不可能监管它们。
当我读到一些公司的财报“披露”内容涉及这些衍生品工具时,我最终只是觉得自己不晓得他们的投资组合在发生什么情况(然后我就会去吃点(消热镇痛的)阿司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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