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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健出狱了吗？
日前，一份公示材料显示，浙大原副校长，中控集团创始人褚健，将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网络空间安全”重点专项支持，拟立项的中央财政经费为2758万元，项目实施周期为3年。
有网友当即表示：“祝贺褚健，也祝贺国家。科学就是科学，技术就是技术。做研究的不要被其它事情左右。”
1月19日，褚健刑满释放的第二天，回到了其创办的浙江浙大海纳中控自动化有限公司。
当晚，中控集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控人”发表一篇褚健的“致中控员工的信”，信中写道：“过去的三个夏天四个冬天，虽然我承受了我一生中最困难的经历和遭遇，但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不会被任何磨难打倒，也不能被恶劣条件打倒。”
他说：“现在我回来了，我将和大家同甘共苦打造更伟大的中控！”
对于褚健的“怀璧之罪”，吴晓波曾说，褚健的遭遇有非常大的典型性，几乎所有在高校内从事产学研工作的人都有极强烈的共鸣。他感慨，中国科学家与硅谷科学家相比，最悲哀的正是，我们需要“奋斗”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有人猜测，褚健的身陷囹圄，是境外势力和国内的买办势力起了作用，前者是为了用司法漏洞打击中国民族高精尖龙头企业领军人，后者则可能与前者勾结，拿掉这颗挡在财路上的绊脚石。
虽然传言无法证实，但褚健心心念念的一件事，确实是同境外势力和买办势力对着干。
2010年，发生了“震网”病毒攻击伊朗布什尔电站控制系统事件，伊朗2000多台核燃料铀浓缩离心机失控炸飞，这批离心机采用西门子pcs－7控制系统。这印证了国家、军队信息化建设依赖国外装备的危险性。
这件事让深受震动的褚健着急了，尽管当时中控的高管有分歧，这类项目短期不可能盈利，“应该是国家干的活儿”，中控还是投入巨资做研究，并且取得了重大进展。
如今已经过去了8年，又经历了3个夏天和4个冬天最困难的人生遭遇，重新回来的褚健，还是念念不忘这件事。
这次中兴被美国制裁事件发生后，每日经济新闻采访了褚健，他又谈到了这个问题。
记者问：前几年外界有传闻，中控集团存在人才流失等问题，中控现在的发展阶段，及团队建设如何？
褚健回答：
中控流失率应该说还是正常的，重要岗位的基本上都没怎么变，还是非常稳定，这一点让我感觉非常好。
当然，中控离职的人是有追求的，因为我们在从事的这件事是涉及到国家的产业安全。自从2010年伊朗核设施受到一个叫震网病毒攻击以后，导致它的铀浓缩离心机废了2000多台，影响非常大。那个病毒实际上操控的是西门子的控制系统pc S7，我们很快就做了实验验证，这种系统是经不起攻击的。
自动控制本身是涉及到所有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重要工业、甚至重要装备。控制系统是所有工业领域，包括武器装备的大脑，没有控制系统，就无法指挥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使得我们的企业尽可能地用我们的东西。
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褚健肯定知道，类似的例子不止这一起。
2007年，以色列18架F-16战机空袭叙利亚一处潜在的核设施，并轻松完成轰炸任务。这是因为在空袭之前，叙利亚的整个雷达系统就完全瘫痪了，事后查明，瘫痪原因是由雷达系统内的通用处理器后门引发的。
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防空网络被美军轻易突破。事后查明，只是因为伊拉克购买了一批打印机，并把这些打印机和自己的军用电脑连在一起，而这些打印机内的芯片恰恰是西方科技公司设计和制造的，美军利用这些打印机芯片瘫痪了伊拉克的防空网。
中国自己就没有教训了吗？有的，当时褚健还在狱中。
2017年5月12日晚，勒索病毒“永恒之蓝”在全球爆发。国内教育网是遭到攻击的重灾区，一些政府部门国企也被殃及，比如公安、法院、中石油等。多地中国石油旗下加油站在当天0点左右突然出现断网，只能使用现金支付。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黑客攻击，因为黑客盗取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麾下的“方程式小组”的武器库。
想象一下，这次病毒攻击仅仅是一伙黑客使用了从美国国家安全局泄漏出来的攻击工具，一旦将来发生网络战，国家级的攻击者亲自出手，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绝不是本次攻击所能相比的， 如果瘫痪掉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后果不堪设想。
不知道当时褚健有没有得到这个消息，不知道如果他听说了，又会生出怎样的感慨。
褚健说过，操作系统是制造业的魂。
为什么非要自己搞？因为尽管自主芯片和操作系统未必能够实现无懈可击，但可以避免被国外科技公司故意留的后门入侵，还能自己掌握修补漏洞的主动权。这一桩桩事实的教训还不够吗？
可是，中兴事件的痛苦还未过去，ARM在中国的合资公司，高通与大唐的合资公司，已经纷纷粉墨登场。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将后者称之为“汪精卫投日”，亲者痛，仇者快，诚哉斯言。
很多人曾经为褚健抱不平，现在他回来了，他要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就是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可以预想，他不会顺利。但要阻挡一个从低谷中走出来仍然坚持要干一番事业的人，也绝不容易。
祝贺褚健，也祝贺国家。
以上内容来自：观察者网
资本不仁，以社会为刍狗
最近关注到的几件事，让我对资本的力量，资本在社会上的作用极为担忧。
一是滴滴顺风车司机强奸杀人案；
二是刘强东被指性侵案；
三是韩春雨撤稿事情的处置。
看似不相干的三件事，却让我看到了事件背后资本张开的血盆大口，吃人不吐骨头的样子。
《道德经》有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狗”。老子的意思是天地不分好恶，对万事万物一视同仁，无分好坏；圣人对人一视同仁，对所有百姓都是一样的，无分好坏。今天我想说的是：“资本不仁，以社会为刍狗”。资本对人对社会也没有什么亲疏喜恶的，资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赚取利润。正因为资本的这种中性性质，我们需要怀敬畏之心，保持警惕，防止资本出来做恶。
其一：滴滴顺风车强奸杀人案。案件前因后果网络上大量资料，清清楚楚，本文不再详述。值得讨论的是本案是发生在“滴滴顺风车杀空姐案”的三个月之后，发生在案发车辆被投诉的次日，是什么原因让滴滴公司效率如此低下？是什么原因让滴滴客服在得知乘客生命处在极度危险当中时依然无动于衷，漠然视之？这里面固然有客服个人素质，敏感度的问题；有客服服务流程方面的问题，但更严重的是，我看到了资本的傲慢，看到了资本的无情（中性词）。在资本眼中，顺风车你杀空姐吧，这样的事情是个案，是杀人者个人道德败坏，罪大恶极；滴滴只是提供了一个方便出行的平台而已，碰巧这个人用平台接了空姐，然后杀害了。如果不是用滴滴平台接了空姐，他也可能通过其他手段去杀别人；退一步，这也是你空姐运气不好，命中该有一劫，如果她不坐滴滴，坐其他车，也有可能被杀；出现这样的事情，滴滴公司太冤了，这么大的基量下，按概率也会出现类似的事情，出现了只能怪滴滴公司运气不好，跟着倒霉，赔钱了事。所以，基于这样的认识，“空姐案”后的滴滴公司根本就没有做什么整改，甚至顺风车的定位宣传还带有“约炮”的性暗示，顺风车总经理还公开鼓吹顺风车是一个很Sexy的场景。基于这样的认识，才导致了客服的冷漠，才会乐清事发后“你尽管死，我只管赔”的带血声明，才会有高管迟到的不情不愿的道歉声明。
其二，刘强东被指性侵案。本案目前尚未真相大白，网上有言①根本不存在性侵的事，刘只是被设计陷害了；②有言有性侵的事实，只是“价格”没有谈好，后来谈好了，才导致出现捕了又放出来的局面。而在泉润江南看来，不管是①也好，②也罢；资本丑恶的嘴脸都是一样的。如①是真相，则陷害刘之人必为与其角力的资本方，为了利益相互撕逼罢了，资本的丑恶要小心；如②是真相，那么刘在国外，有前车之鉴（几年前的澳洲事件）的前提下，妻儿岳母在身边的情况下，依然如此大胆妄为，管不住JB，只说明这儿平时都是装的，在国内还不知会猖狂成什么样子。(我个人还是倾向相信刘的，因为发生这样的行为是蠢，刘肯定不是个蠢人，如果真发生了，那就是肆无忌惮，自信可以“搞掂”，那就可以合理怀疑他是个惯犯，这不是第一次了)。资本会腐蚀人心，要警惕资本蒙蔽人心与人性。
其三，韩春雨撤稿事件的处置。这个事情的关注度，我想没有前两者高，那是因为一是此事为学术圈的事，二是这事拖得太久。具体处置意见，请诸君到隔壁去问度娘。我个人是比较赞同处理结论的：2018年8月31日晚，河北科技大学公布韩春雨团队撤稿论文的调查处理结果称，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撤稿论文已不再具备重新发表的基础，有关方面按照规定已取消了韩春雨所获得的荣誉称号，终止了韩春雨团队承担的科研项目并收回了科研经费，收回了韩春雨团队所获校科研绩效奖励。其中我最为关注并认为最关键的一条是“ 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 ”，没有将韩春雨一棒子打死。
可能很多学术圈内人在心里都认定韩春雨是学术造假，调查结论也说文章不再具备重新发表的基础，你泉润江南既不是搞学术的，又不曾跟踪调查事件的真相，凭什么来给韩撑腰，写翻案文章？我首先声明，我不是要写翻案文章，不是要给谁撑腰，一是该事件调查组已出阶段性结论，我无权无能力为其翻案；二是本人草民一个，自己腰刚够自用，暂时还没有太多的力量为谁去撑腰。
学者诸君又要问我，那你在这里胡搅蛮缠要做什么？我也并非胡搅蛮缠，而只是想说该事件的另一种可能。
回到韩春雨撤稿事件
2016年5月2日，韩春雨作为通讯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 34, 768–773, 2016)杂志上发表了题为“DNA-guided genome editing using the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Argonaute”的研究论文，称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向已有的最时兴技术CRISPR-Cas9发起了挑战。
2017年8月3日，《自然-生物技术》发布声明称，撤回韩春雨团队于2016年5月2日发表在该期刊的论文。
2018年8月31日晚，河北科技大学公布韩春雨团队撤稿论文的调查处理结果称，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
众所周知：科学研究一向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韩春雨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仅是因为“韩春雨仅做到了前者，后者还努力不够”。要知道，韩发明的基因编辑技术一旦证实可行，涉及的利益将是万亿美元为单位来计的，在这么大的利益面前，又有哪家资本可以坐得住呢？
韩的方法从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要不然文章根本不可能发出来，要知道那可是《自然》杂志，审稿人可不止一人，且都是真正的业内大牛的，一个理论上说不通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发出来的。基于该技术是在生命科学领域，我想是否有一种可能： 某些韩暂未关注到的试验条件起了关键作用，导致得到文中的结论 。韩在重复试验时，该条件发生改变，就得不到预期的试验结果了。某天，该实验条件得到关注，就又可以做出来了。
借搞基因研究的朋友的话：与韩的这把基因剪刀相比，现有的基因技术就是个渣，如果中国有这个技术的专利，我们就算是抢得了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高峰与先机。虽然后来韩撤了论文，但全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许多科学家，研究所，企业都没有放弃对该方法进行证明和改进，投入资金进行研究。
我想要是过段时间，这个方法又被人给做了出来，确证可行的话，科学史又该怎么写呢？利益太大了，浙大的褚健案尤在眼前，我们不得不小心。今天网上各种声讨韩春雨的文章，是不是有某些资本在背后推波助澜，我们不得知。调查组作出这个结论是审慎的，没有把韩一棒子打死，就给了个机会，毕竟是科学研究，何况是开创性研究，哪有不经波折的。如果某天该方法得以确证，我相信一定是一万个专利已经申请，只等我们中国人来钻套子，出票子了局面了。
韩是个人才，有时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还要重要，对如他的情况，我们可能需要点耐心……
王常力为什么要辞职?
你知道辞职的时候他说的话你就明白了，不是每个人都有想法就敢说出来的。有时候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想这个人多的中国或者地球上，贪欲私利的人总会存在，君子与小人斗争，结果总会小人得志的几率高，对于有能力但没权势的我们当与小人加权利斗争时候你自己觉得胜算有多少呢？功成身退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假如被落得个身败名裂等等什么的，到最后恐怕什么也剩不下。你觉得我们不应该为王总高兴么，而且闲下来他还可以偶尔拿起自己的老本行继续唱唱京剧多好，陪陪家人。。
如何评价浙大褚健案?
近日，网上一篇有关原来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的文章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注意。此篇文章有意为褚健入狱的案子是冤案鸣不平的意思，更多的好像是揭露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核心科技人才的下套攻击。
浙江大学作为中国综合大学排名前十的高等学府，一直以来都是许多高考学子们的向往。但是最近浙江大学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又是教师贪污，又是学生强奸的事件。频频从浙江大学传出，这引得了许多人对浙江大学的关注。
不管如何，我认为作为一个教师，最应该做到的就是为人师表。有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老师肯定要以身作则，给学生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有好老师，才会有好学生，学校在外的名声才会好。
像是浙江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从来不缺优秀的学生。他们一般都拥有这优异的成绩，但是却不一定拥有着一颗善良的心理。所以说，对于学生来说，教师不仅是教授他们知识的，还是要让学生学会人生的道理。
我认为，这件事情，不管是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核心科技人才的下套的攻击，还是真实的教师贪污的事件。给浙江大学带来的影响肯定是不小的，除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更多的家长不经怀疑，浙江大学是否是一个能够正确引导学生做人的道理也成为了家长们的疑虑。
其实对于教师贪污的事件，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更多的都是发生在大学的教授身上，他们滥用职权，把眼睛看向了金钱。虽然说在这个社会上，金钱确实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的改善。但是却提升不了一个人的内心，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内心变成贪婪了，就会一直贪婪下去。
清华顶尖科学家被拘抗霾技术转化暗藏＂致命陷阱＂吗？
一位顶尖科学家的倒下：抗霾技术转化为何暗藏“致命陷阱”。
一年多前的2016年3月18日，全国300名能源专家齐聚济南，论证当地一个百亿环保项目的核心技术方案。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方案的首席专家付林，却在论证会的头两天被刑事拘留。
煤是中国的主要消耗能源，消耗量巨大，其中15%用于北方冬季供暖，大量煤要燃烧转换成热能;而另一方面，大量的热能在白白浪费着——在非热电联产的发电厂，一份标准煤燃烧产生的热量，只有40%能转化为电，另外60%经过冷却后直接排放到大气中。
2013年，付林的这项成果(学名叫“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最早使用这项技术的山西大同，已经从严重雾霾城市，变成了空气质量最好的北方城市——据《科技日报》报道，2015年、2016年大同二级以上良好天气数超过300天，而这项技术每年可以为大同节约67.8万吨标准煤。
2017年6月，付林的另一项重要成果要进行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答辩，但取保候审的申请没有获得法院批准。“付林对社会没有危害，为什么不能取保候审?”倪维斗院士非常不理解,尤其是在国家多次出台政策鼓励科技创新之后。
那么，付林到底犯了什么事?
起因是有人给北京市检察院写了封举报信，举报他巨额贪污。2016年3月17日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对付林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2016年4月1日付林被正式批捕。2017年5月19日，海淀检察院公诉处正式起诉付林，根据起诉书付林有两项罪名，一项罪名是贪污造成科研经费损失220余万元，另一项罪名是挪用公款439万元。
所有像付林一样搞科研成果转化的教授们，几乎都面临着一个“身份的嫌疑”——既是国家公职人员，又能通过科研成果转化赚钱，一身兼二任，很容易就有拿着国家的资源给自己用的嫌疑。付林被人举报贪污正是这个逻辑，前两年影响巨大的“浙大褚健案”也是这个逻辑。“我们这里的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比美国大学差太远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接受采访时说，这几年国家出台了大量鼓励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但在一些关键的细节上并没有明确的说法以及制度安排。
图1：2014年8月，付林出席瑞典国际学术会议
陷入麻烦的科技明星
2016年3月16日，付林的日程和往常一样排得很满，吃完早饭他就到了办公室工作。
和往常不同的是，他带上了出差的行李，准备下午去济南。第二天他有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参加中国节能协会组织的技术鉴定会，二是要向济南市委领导班子汇报工作。济南市投资100亿元的重大项目“外热入济”刚刚开始施工，付林是首席专家，他领导的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由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改制而来，以下简称“清华规划院”)能源所是这个项目的规划和技术支持方。
头一天下午，付林接到了清华大学纪委的电话，让他3月16日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说明情况——他又被人举报贪污。早上9点多，付林已带着行李赶到了海淀区检察院。从这个举动来看，他似乎还在想着出差，根本没有预料后面会发生什么。
10点，付林的妻子曲燕接到了海淀检察院的电话，让她去送一些资料。
11点，曲燕赶到检察院交材料时，听到隔壁房间付林正在大声解释，很生气。曲燕想起两年前曾有人扬言要“把付林送进去，判10年以上”，有些担心。但她仍然自信，只要付林把问题解释清楚了，很快就能回来。
这不是付林第一次被举报——2015年10月，清华大学纪委也收到过类似的举报信，但清华纪委、规划院对付林进行调查后，认为没有问题。所以，曲燕认为以前都说清楚了，这次也能说清楚。
但她没想到的是，付林很快被关进了看守所，他的声音再也没有听到过。
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播放的中国宣传片中用了30秒的时间介绍这项中国独创的技术。2016年这项技术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并且被推荐参选了2017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但付林已经失去自由，取保候审没有被司法机关批准，付林缺席答辩会而与该奖无缘。
2005年在给济南做供热规划时，付林得到了废热回收相关技术的灵感。而这项技术里需要研发一些非常重要的设备，后来的学名叫“吸收式热泵”。付林首先找到了清华同方下属的同方川崎，这是一家能生产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设备的公司，希望它成为这项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未果。后来付林又找了江苏双良、远大空调等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设备公司，都没有人理他。彼时付林只是一个年轻副教授，行业里的无名小辈。
2006年付林说决定自己干时，张世钢不太相信，“既没有钱，也没有人，怎么干?”
为了研发这项技术，付林做的第一件事是说服家人，于2006年下半年成立了北京环能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能瑞通”)，股东为其岳父、岳母。
“成立这个公司是没办法的办法，”张世钢说，一则外面的公司不愿意投入，二则能源所的经营范围只有规划设计，没有研发设备的资质。此外，研发这个设备需要的人才比较复杂，专业上需要热工、机械、电气等多专业联合，学历层次上既需要教授，也需要学历较低的设计、绘图、调试、安装施工等技术人员，而后者无法安置到能源所，只能成立一家公司作为留人的平台。
公司成立后不久，机会就来了。2007年，付林偶然看到北京市科委征集科研项目的消息，他激动地打电话给张世钢，让他赶紧弄材料申请课题。最终这个课题被北京市科委立项，经费为874万元。付林最终被检察院起诉贪污的220余万元即来自这个课题。
伴随着这220余万元流转的，是4家机构签订的4份合同。至少从表面上看，正是这几份合同困住了付林。
危险的合同
2007年9月，付林团队拿下北京市科委的课题，课题组成员单位包括清华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6家单位，环能瑞通作为设备研发方，也是课题组的成员单位之一。其中清华大学属于牵头单位，北京市科委将科研经费统一打到清华大学账户，再由清华大学根据进度划拨到各成员单位。
如果不是江亿院士，课题很有可能就此夭折。江亿是供热领域唯一的院士，在业内享有盛誉，他在内蒙古出差时偶遇老朋友、赤峰富龙集团原董事长景树森，谈起了付林的这项技术。景树森也是业界资深人士，一听非常感兴趣，表示愿意资助付林团队完成研发。
最终，赤峰富龙集团决定其下属的赤峰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龙热力”)建设试验工程，并赞助科研费用。于是，付林及团队得以在赤峰继续进行科研工作。
富龙热力的意外出现，成为付林课题的转折点。由于环能瑞通没有工厂，只能设计图纸、做局部实验，设备生产只能委托外面的公司。在江亿院士的牵线下，同方川崎成为环能瑞通的设备委托生产方。
此时，付林课题组的经费变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来自北京市科委的纵向课题经费(先期划拨入清华大学账户)，另一部分来自富龙热力的赞助。按照正常流程，所有的课题经费都要打入清华大学账户，并且由清华大学划拨给课题成员单位。但因为现实原因，付林课题组并没有严格走这个流程。在研发设备的过程中，清华大学、环能瑞通、富龙热力、同方川崎4家机构签订了4份合同，而这些合同让付林的故事变得极具戏剧性。
2008年8月，富龙热力向环能瑞通支付了380万元，作为研发设备的费用。但双方签订的合同上，这笔款的用途是富龙热力向环能瑞通购买5台设备，共420万元(最终支付金额是380万元)。
当时正值研发最紧张的时刻，张世钢偶然看到合同十分吃惊，明明是富龙热力赞助的科研费，怎么合同变成了向环能瑞通买设备的款项?经办人员给张世钢的解释是，对方财务不好走账，所以把赞助费编了个其他明目。张世钢觉得这份合同可谓离题万里，似乎不妥，但时间紧张也就一晃而过。
赤峰富龙集团前董事长景树森向记者证实，这380万元确为支持付林课题组的科研费用。但当时富龙热力并不是课题组的成员单位，不能把这笔钱直接打入清华大学账户，所以打入了环能瑞通。2011年，在这个课题验收时，富龙热力才被列入课题成员单位，后来这项成果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富龙热力也是获奖单位之一。在经过审计的该课题验收报告上，富龙热力支付的380万元被明确列为研究经费。
2008年10月，环能瑞通要向同方川崎支付设备委托加工费用，这笔费用产生了两份合同。
一份合同是清华大学与同方川崎直接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约定向同方川崎支付327万元。与此同时，环能瑞通与同方川崎签订了另一份合同，即更加详细的《产品委托加工合同》，约定除了清华大学直接支付的费用以外，剩余的费用都由环能瑞通支付。
而头一份合同存在明显瑕疵——同方川崎并不是课题组成员单位，清华大学应该首先把科研经费拨款到环能瑞通，再由环能瑞通支付给同方川崎。这份合同很容易造成混淆，从字面意思上看是清华大学委托生产设备，事实上清华大学只是代管北京市科委的经费。
如果把这份容易混淆的合同与第一份合同连起来看，有心人应能发现隐藏的问题。2010年，环能瑞通的一位员工和付林发生矛盾，曾要挟举报付林，理由就是以上两份合同，只看字面意思是这样的：清华大学出钱请同方川崎做了设备，而环能瑞通把这些设备卖给了富龙热力，所以付林有拿着公家的钱牟利的嫌疑。这个举报最终没有发生，但是危险已经出现了。
2010年8月，环能瑞通向清华大学账户打入105万元。张世钢说：“当时付林在清华大学科研账户上的资金不多了，所以就让环能瑞通支援一些经费。”清华大学财务部门的记账凭证显示：这105万的最终流向是，清华大学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后拨付至了付林的科研账户，用于后续技术研究。
图2：2009年3月，付林课题组赤峰试验工程鉴定会，内蒙赤峰。左二为付林
北京海淀区检察院的起诉书这样指控付林：“将由清华大学使用北京市财政科研资金研发的7台设备中的5台，以个人控制的北京环能瑞通有限公司的名义，出售给课题成员单位赤峰富龙热力公司，使得环能瑞通获利380万人民币。案发前，环能瑞通以样机以及样机设备回收的名义向清华大学退还105万，造成科研损失费220余万。”
奇就奇在，环能瑞通向清华大学账户打入105万元，合同的内容恰恰是设备回收，刚好证实了第一份合同里把设备卖给富龙热力的细节。
那么，为什么偏偏就签了这样一个合同呢?张世钢说，付林在被那位员工威胁之后，他们也觉得前面的合同签的欠考虑，所以签这份合同时就想找补一下，想把设备的事说圆一点，所以就有了所谓的设备回收款。“但这个合同写的极其含糊，根本没有说设备是谁制造的、归谁所有，因而也没有明确回收谁的设备。”张世钢说，但没想到越说越乱，越说越说不明白。
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朱颖心教授认为，付林的这笔科研经费没什么说不明白的。她介绍，高校老师的课题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机构立项的纵向课题，比如从科技部、北京市科委、自然科学基金等申请的课题;一种是横向课题，比如企业委托的课题。纵向课题的管理非常严格，结题时有专门的审计机构做审计，2011年付林的这个课题通过审计并顺利结题。
“纵向科研经费就是要花在课题上，应该按照预算花光，如果经费有结余，按照国家规定应该收回。”朱颖心教授反问，“按照有些人的逻辑，北京市科委拨了327万经费，环能瑞通退了105万，没有退回的220余万就是损失。但是北京市科委这个项目总经费是874万，其他项目成员单位都没有退回的是不是都算损失?如果874万全都退回北京市科委了，相当于这个课题一开始就不该立项!”
生意的江湖
江阴市公安局接到的举报内容，牵涉到能源所和付林的另一家公司华清泰盟与江苏双良集团山西分公司的一个合作项目，举报的依据依然是一份合同。据了解，清华规划院对这个项目进行过详细调查和梳理，认为事实清楚，系企业间正常经济往来，不存在违规行为。清华规划院出面对江阴市公安局做了说明，此事不了了之。
2010年8月，付林让曲燕注册了华清泰盟，法人代表是曲燕。公司成立的背景是付林团队即将拿下大同同煤集团的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供暖改造工程。“之前的环能瑞通根本没有管理可言，引来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如果能把大同项目拿下来，大家感觉可能有机会，希望有一个干净的平台来运作。”张世钢说。
此后，在科研成果转化的项目中，同是付林团队的能源所和华清泰盟各有分工：能源所主要负责项目规划设计，而华清泰盟主要负责设备的设计、监造、调试等相关业务。
大同的项目是付林这项技术第一次在现实中运用，很多人吃惊地看到，在不增加能源消耗的情况下，被改造小区的供热面积增加了50%。但更具诱惑力的是这项技术的市场潜力，山西大同这个项目不过是个小型工程，合同金额已经上亿，而大型的城市能源改造工程动辄几十、上百亿。合作邀约纷至沓来，商业世界笑脸盈盈对付林招手。
直到华清泰盟成立时，付林团队才第一次给公司找了“法律顾问”——一个即将从学校毕业的、实战经验不足的法律系学生。付林的技术开始走向市场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付林注定是昙花一现。他就像个小娃娃抱着大金砖走在路上，自己还不知道危险。”
大同项目成功之后，最积极来找付林合作的是一家叫江苏双良的公司。“其集团高层几次到北京找江亿院士和付林谈，希望独家技术合作。”张世钢说，但最终双方没有谈成。
紧接着是双良的山西子公司来谈项目合作。付林团队负责商务的边兵对此印象深刻：“2011年1月大同项目刚刚投产，他们就找来了，说是山西有8个电厂要改造，催着我们赶紧开始做调研。我们干到春节那天才放假，大年初三又开始上班。”
付林的“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在应用中涉及两方面，一是对电厂的改造，二是对城市供热系统改造。这类事关民生的项目非常复杂，首先要有专业机构做可研报告，评审通过之后才能立项，立项之后才进入商业环节。因此，山西双良和付林团队签订的第一份有实质内容的合同，就是关于可研部分的。2011年3月，山西双良与能源所签订了两份合同，一份是电厂改造的可研合同，另一份是城市热网系统改造的可研、以及初步设计的合同。
张世钢介绍，这两份合同均没有填写合作金额，因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研、设计费都是按工程总金额的百分比计算，而当时可研都没有做，所以根本无法知道工程总金额。他展示给记者的合同上，合作金额处确实为空白。
“这两个合同其实都没有执行，因为很快山西双良又提出让我们做技术总承包，也就是把可研、设备监造、施工指导、系统调试等等全包给我们，所以又在谈一个新的技术总服务合同。”边兵说。
然而问题在于，边兵所言那两份“并未执行的合同”并没有走作废程序，这成为这个故事中最大的一个悬念。
在协商技术总承包时，因为涉及到设备监造，华清泰盟就出现在了这个合作中。2011年4月18日，山西双良、能源所、华清泰盟签订了一份三方协议，主要内容是山西双良支付技术总服务合同中的可研和设计费用的首期预付款600万元。支付这笔款项的原因是，2011年4月25日，山西五个电厂的可研报告要送国家电规总院进行评审，而参与可研报告的还有华北电力设计院等三家机构，它们在评审之前必须拿到服务费。
这份三方协议的甲方为山西双良，乙方为能源所与华清泰盟，协议上明确约定“甲方首期预付款600万元根据技术总包协议付至北京华清泰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但2014年江阴市公安局来调查时，举报资料里说，我们逼着双良把应该打到能源所的600万，打到了华清泰盟的账上。”边兵说。而依据，就是2011年3月山西双良与能源所签订、并未执行的可研合同。据代理律师周泽介绍，被收录在举报资料中的这份合同金额处，却有一个手写的600万元，且没有经过双方盖章确认。这与能源所留存的那份金额处空白的合同不一致。
北京检方的起诉书上，指控付林利用“担任能源所所长的职务便利，指令双良公司将应付能源所的600万元支付到华清泰盟公司，其中439万元被华清泰盟用于经营”。又因为能源所是规划院下属机构，其性质是“全民所有制”，所以这个举动又被指控为“挪用公款”。这份检方指控的依据，依旧是那份“没有执行的合同”。
“这份合同当时就应该走作废程序，但是大家都没有那个意识，不出事也根本想不到会有问题。”边兵说。
那份三方协议签订的几天之后，山西双良的几个项目通过了可研评审。但很快，“山西双良说，按照双良总公司要求，设备必须由它们制造，不能让华清泰盟做。”边兵介绍，设备是这类项目里利润比较高的部分。此时，双良的一些项目已经通过可研评审，而且拿到了华清泰盟做的初步图纸。这个变化让付林很恼火，合作最后不欢而散。这些细节也没有得陈喜报的确认。
与山西双良的合作搁置后，华清泰盟与清华规划院就善后事宜进行了协商。根据双方签署的《关于山西双良公司合作项目执行情况的备忘录》，这600万的去向如下：161万元用于支付给华北电力等3家可研报告编写单位;35万余元用于代缴税款;剩余403万余元由华清泰盟分批支付能源所。
2011年9月，华清泰盟与京能集团下属的源深公司合资成立了华源泰盟，源深公司控股。“很多公司来探讨过合作，我们选择了让国企控股，商务和管理实际上是交给了他们。”曲燕说。
2014年6月，源深公司又将所持华源泰盟股份挂牌出售。“商业上的事让付林很烦，他也不想干了，所以我们也准备把股份卖掉。”曲燕说这时双良的人又出现了，多次找她和付林，要求把公司卖给双良。记者向双良这位高管问询当时是否有买下付林公司的意愿，他表示“不便于谈”，但“股权拍卖(现场)肯定不是我们”。
有意思的是，付林真的去找过另外一家最有竞买意向的公司——烟台冰轮，让他们不要买了。但因为股份是公开挂牌出售，价高者得，这已经不是付林能左右的局面。
在烟台冰轮竞得华源泰盟股份后不到一个月，江阴市公安局的调查就来了。
身份的嫌疑
在一连串阴差阳错的合同事件之后，付林得到了两项罪名：贪污和挪用公款。
在这个案件中，一共出现了付林的3家关联公司：环能瑞通、华清泰盟、华源泰盟。有人做了一个这样的假设：如果当初由外部公司取代付林的关联公司，成为其搞研发和成果转化的平台，那么付林可能不会涉入商业江湖，他也就不会面临如上的指控。但问题恰恰是，当时并没有公司愿意支持他。
“科研成果转化的第一步并不是企业在求你卖专利，常常是你要去求企业支持，把初步产品做出来。”江亿院士说，很多人都以为把专利或者想法卖掉就完成了科研成果转化，但现实从专利到产品还有很长的路，很少有企业冒风险买单。如果得不到企业的支持，只能自己组织资源做开发，组织资源就少不了要开公司，而开公司就有一堆麻烦事——付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入了商业江湖中。
江亿院士也有类似的无奈经历，因此特别渴望能有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安安心心把第一步转化先做出来”。但这科研成果转化最难的第一步，在当下大学体制、社会机制中是一个空白地带。
图3：付林参加学术研讨会
但即使没有注册公司，付林也早已跨入商业的河流。中国的高校体制下，很多老师事实上都是小老板。以付林为例，虽然他领导的能源所是科研机构，但也是不折不扣的公司实体——它是清华同衡规划院的下属机构，企业性质是全民所有制，营业执照上的负责人是付林，注册时间2004年。但规划院并没有给能源所注册资本，也不给员工发工资，事实上能源所是自负盈亏运转，付林要像老板一样组织人马做研究项目挣钱，否则就没办法给研究人员发工资。
回到环能瑞通。张世钢介绍，这家公司并没有经营活动，主要是安置课题组从事设备研发的工作人员，管理上也很粗放——最初由付林的一个朋友代管，后来由一位员工管理，甚至公司的公章都放在这位员工手里。这样松懈的管理，已经为付林出事打下了伏笔。
张世钢介绍说，环能瑞通在这个课题中一共有12项专利，其中9项是环能瑞通和清华大学共有的专利，主要是规划方面的;另外3项专利是环能瑞通独有的，是有关设备结构工艺方面的，与清华无关甚至与付林个人也无关，这是环能瑞通高薪从远大空调挖来的技术人员做出来的。国家出台的科研政策明确规定，参与课题的单位谁做出的专利归谁所有，环能瑞通的3项专利经过了清华大学三级审核和成果与知识产权办公室的权属界定。所以这项指控并不成立。
付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江亿院士讲了两件往事。他和付林一起做过一个德高望重科学家的项目，付林是项目负责人，但进行到一半发现项目不能成立。后来他和付林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召开了研讨会把项目撤了，把剩余的科研经费退了回去，尽管这样做很没有面子。
第二件事，广州某项目请付林作为专家团成员参与论证会，付林从技术合理性上认为项目不合适上马，结果主办方当场表示不悦，不仅不付专家论证费，连回程的机票都不给买。
付林做的最疯狂的事，就是2010年底山西大同的那个项目。“如果没有这个项目，可能我们团队就散伙了。”张世钢说，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是最为艰苦的一年，能源所已经快发不出工资了。
付林在一个会议上偶遇大同市某领导，这位领导有一件麻烦事——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解决同煤集团棚户区改造工程的供暖问题，已经形成了社会矛盾。而付林恰好有解决方案。这位领导也是半信半疑，最终和付林达成了一个非常苛刻的口头协议，这个项目成功运行后才补签的合同。实际上相当于大同市借了上千万给付林个人做工程，如果工程失败，付林个人要还钱。
在接下项目之前，江亿院士曾提醒付林要想清楚，“搞不好你要坐牢的!”付林最终还是接了大同项目，张世钢说，付林想的是“如果不做个真项目出来这个技术就死了”。王钦波说，“只有疯子能干得出这种事。”
“付林本科学的是电厂有关的，后来跟我读博学的是供热。”江亿说，付林取得成功是因为他把供热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打通了。
在失去自由之前，付林正在研究进一步把电和热打通，也就是“热电协同”，江亿院士认为这是一项更具开创性的技术，“全世界都没有”。举例来说明——有大量的风力发电不能上网，原因在于电网容量有限，如果非用电高峰期刮来一阵大风，发出的电没有地方用就只能白白浪费掉。不仅是风电，核电、光伏发电都有相同的浪费情况。能不能让这些要浪费掉的电做功转化成热，再变成城市供热的热源?这就是付林研究的热电协同，这项技术将为我们节约更多的能源，减少更多的排放。
付林出事后，这项重要研究停滞了。
看来政策的问题还是需要完善的，给这些科学家一个完全放松的环境很重要。
当大佬们谈论数字化时 他们都在谈什么？
去年12月，5G产业时代通讯社推出了文章 《互联网大佬们都去哪里了？》 提到：互联网巨头们缺席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宣告了时代主题的转变。
当时代的主题从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 5G和工业互联网便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热词，其聚焦点则在数字化转型上， 刚刚结束的2021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也不例外。
如何构建未来工厂？
中控创始人、蓝卓创始人褚健 表示，未来工厂是产业大脑的实践基础，要实现未来工厂，首先必须实现自动化。目前中国的化工企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基础的自动化，在实现自动化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实现数字化至关重要，这就需要从工业3.0的自动化转向智能化的工业4.0， 产业大脑+未来工厂的建设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 则认为，未来工厂融合机器人、互联网、大数据、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高技术，以少人化、无人化、黑灯工厂的生产形态，实现高效、高质、绿色的生产目标。 要构建智能端、边缘计算、云计算、大数据、云决策的未来工厂全流程的业务闭环，实现“智能在端、智慧在云、管控在屏”的未来工厂各类场景应用。
日本经营工学研究院(东京)院长关田铁洪 也提到，未来工厂的追求，按照三句话总结就是， 更高质量、更优成本和更高效率，这是未来工厂的最终也是最高的追求。
在褚健看来，工业4.0是工业软件驱动的工业革命，工业软件不是单纯的IT产品，本质上是工业品，未来工厂不仅要引入新的IT技术，关键是通过先进技术帮助制造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这是未来工厂要具备的核心能力， 所以要不断提升PT（工艺技术）、ET（设备技术）、AT（自动化技术）、OT（运营技术）、IT（信息技术）的融合，从而实现企业安全生产、质量、成本、效益以及低碳等。
如何快速低成本的构建一个未来工厂？ 褚健认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形成了智能手机及其配套的生态，我们把这种理解延伸到工业领域，把传统的工厂变成智能工厂或者是未来工厂。”褚健说，如果能够打造一个工业操作系统，把所有工厂里的数据管理起来，就像是手机的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的操作系统，管理了所有的芯片，把向下所有的物理的连接、向上所有的应用都整合在一个系统中。通过开放系统，让各个专业的人才围绕安全生产、节能降耗、提高产品质量、降本增效等开发各种应用，也就是工业软件或者工业APP。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王洪添 则表示， “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以工业互联网为基础，以数据为资源要素 ，集成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创新链，贯通政府侧和企业侧，融通了消费端和制造端，为企业数字化赋能，为产业提供了数字化的服务，为经济治理提供了数字化手段，推动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张顺茂 认为，“产业大脑+未来工厂”是新的思路、新的 探索 和新的路径。 “‘未来工厂’是一个有机智能体，这个智能体能感知、会思考并且执行敏捷，‘大脑’是其中的一部分。 ”张顺茂说，“华为正着力打造工业互联网‘黑土地’，为各行各业的合作伙伴打造出各类工业应用。”
5G是数字化转型的催化剂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柯瑞文 表示，5G、千兆光纤、云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提供的连接、算力、算法和平台服务等能力，就像工业文明时代的水、电、路、油、气等一样，成为经济 社会 发展离不开的基础设施。
中国移动副总经理高同庆 则直接指出， 5G的发展，催生了“新基建”“新要素”“新生态”三大助推器，加速经济 社会 数字化转型。 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融入各行各业，实现实体经济与信息技术、服务融合，引发了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深刻的变革。
在高同庆看来，把5G价值发挥好，不管是新基建，还是中国移动提出的“5G+”计划，都有一个目标，就是把5G这个技术真正地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大众、服务经济发展。
阿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 也提到， 5G作为新基建之首，将加速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催生更多新应用场景、新建设模式、新商业模式。
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首席数字官兼数字化业务负责人彼得·韦克瑟 表示， 数字化在各建筑、数据中心、智能电网、行业和家庭等场景中变得越来越普遍，5G是该趋势背后有力的赋能者，或者说催化剂 。我们看到了将5G技术应用到工业场景的巨大潜力，比如生产力和效率的显著提升，这在那些需要实时和高质量连接来保证精准度、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应用上表现尤其突出。
5G技术有着简化的网络架构，能提供更方便灵活的跨领域扁平化结构，这样一来，工厂内信息技术网络和操作技术网络之间的数据流通就更灵活，数据还可以被实时回传以优化生产过程。
京东集团副总裁何晓冬 表示，5G在过去几年蓬勃发展，同时5G有它目前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基站造价偏高，运营成本需要降低，同时 探索 更多商业化的应用是关键， 如何使得更多的人和企业可以应用到真正的5G，基于5G的能力开展更多的场景、应用，是5G发展关键的地方。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 指出， 如何将5G的能力转化成实际应用，实现5G应用的规模化发展，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成本、网络工程化、运营模式等。到目前为止，5G应用几乎涉及 社会 生活的各领域、各行业，但还处在起步阶段，主要是对一些重点行业做基本的场景适配。
安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
工业互联网与数字孪生、5G、人工智能等网信技术深度融合，未来工厂全面数字化，但也面临着很多挑战， 其中，如何确保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不容忽视的课题之一。
中国电子 科技 集团总工程师何文忠 提醒，委内瑞拉国家电网攻击事件、铝业巨头挪威海德鲁工厂攻击事件都时刻提醒着我们， 安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
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 认为，数字化已经成为 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深化数字化改革，首先要筑牢网络安全这个底板工程。
360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周鸿祎 表示， 数字化进程中，网络安全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环境的改变 。数字化有三个特征，一切皆可编程、万物均要互联、大数据驱动业务，其本质是软件在重新定义这个世界的基础。
未来，数字化面临的不再是过去简单的安全问题，而是复杂的安全问题。 因此360提出，要用数字化思维重塑网络安全，构建新战法、新框架和新能力，形成面向未来数字化的安全新体系。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首席安全官、副总经理李慧镝 也提到，从国内来看，网络安全威胁依然严峻，CNCERT今年上半年发布了一些数据可以看到，由于服务器被攻击，我们有400多万台主机受控。可以说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频遭攻击，恶意程序影响持续扩大。 从行业来看，云平台成为网络攻击的重灾区，5G应用也带来了新风险， 等于是速度更快了，但是风险也确实提高了，暴露面增加了，网络安全的技术亟待创新，随着技术的发展，甚至是6G，我们发布了6G的网络安全愿景白皮书，技术方面需要进一步地与时俱进。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 则以智能网联 汽车 为例，谈到了数据安全的重要性。他表示， 数据安全是智能联网 汽车 成功与否的关键，需要行业与监管通力合作。
特斯拉的数据中心就建立在中国，存储中国业务产生的所有数据，包括生产数据、销售数据、服务数据等，包括所有用户的个人信息在内的数据也会存储在中国国内，不会转移到海外。
同时，马斯克还表示，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以将最新的数字技术应用于包括 汽车 在内各行各业，从而使中国成为全球数字化的领导者。未来，特斯拉将持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和研发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