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日]沈国威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324页，68.00元
柴萼在1926年的文章里说，“学者非用新词，几不能开口动笔”。王力先生也说，“现在在一篇政治论文里，新词往往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二人所谓的“新词”都是指借自日语的词语。近些年来，二十世纪以后汉语与日语的借贷关系，是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百分之七十也好，百分之八十也好，这是某种统计学上的结果，还是直感上的推测？是仅限于政治话题的特例，还是现代语言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沈国威的新著《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回答。就此，继《沈国威谈严复的翻译及世纪之交的语言困境》之后，《上海书评》再度采访了沈国威先生。
您新著标题里的“近代”“二字词”似乎和词汇史研究的说法有所不同。
沈国威：拙著的“近代”是指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这是汉语由前近代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二字词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被称为 “复音词”“双音节词”等。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积累丰厚，论文、专著不胜枚举。我的书主要是讨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以二字词的形式增加的新词译词。之所以称为“二字词”而不是“复音词”等，是因为导入了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视角，考虑到日语、韩语的实际情况。
我们注意到您用了“词汇体系的近代重构”这样的表述，您认为二字新词的增加引起了汉语词汇体系的根本性变化吗？
沈国威：对，十九世纪的词与二十世纪以后的词，基本上是非连续的。梁启超说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学术，十之八九都是以前所没有的，表达这些学术的词语也都是“前代人所未尝梦见者”。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十余年间，汉语的词汇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巨变具体地表现在短时期内新的词汇单位，即“新词语”的大量增加。王力指出：这一时期“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比任何时期都多得多。佛教词汇的输入中国，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词汇是一个体系，成员的任何微小的增减都足以引起体系上的变动，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种变动是根本性的，所以我称之为“汉语词汇体系的近代重构”。
梁启超
也就是常说的“现代性的获得”在词汇体系上的反映吧，那么新词增加的具体情况如何？
沈国威：人们首先敏感地注意到了以下两类：一，新名词，主要为西方的文物、制度的名称，近代科学技术的术语及相关抽象词汇等；二，新词缀、类词缀，例如“-化”“-性”等，以及以此为构词成分的三字、四字词（组）。但是我认为除此以外，二字动词、形容词（包括区别词，即非谓形容词）的增加以及旧词语的意义更新和使用频率的提升也应该加以关注。
您认为迄今为止的研究对这一部分着力不够吗？
沈国威：名词是对概念的命名，新的知识体系少不了名词；新词缀及其派生成分的大量发生也是二十世纪初汉语词汇发生的显著变化之一。而与新名词、新词缀相比，动词、形容词（我将这一类词称之为“新谓词”）似乎还没有清晰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另外，古典词的词义、用法的更新和使用频率的增加也是不可忽略的现象。以往的研究中对“文化”“文明”“革命”“经济”等时代的关键词有详尽的考证，但以动词、形容词为对象的研究却不多。还有一些古典词，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很少出头露面，但是进入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后突然被唤醒，以较高的使用频率活跃于书面语言中，并最终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成员。使用频率的变化反映了词语重要性的变化。我将这一类词特别称之为“激活词”。总结以上，我们可以说参与词汇体系近代重构的词有以下几类：一，新词，词的形式不见于汉语典籍，是全新的；二，意义用法更新词，即旧词形新词义；三，激活词。
人们常说新概念需要新词语，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生了剧变，所以需要大量的新词语，可以这样理解吗？
沈国威：新概念和新词语的关系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先来看一下新词语的具体情况：
名词：哲学、体操、命题、政党、神经、背景、定义、警察、赤字；法规、法律、规律、系列、原则、历史、物质、目的。
动词：促进、分泌、表决、打消；考虑、思考、出勤、延伸、改良、改善、解放、批评、批判、概括、制约、调整。
形容词：单调、冷酷、正常、抽象、主观、客观、绝对、敏感；优秀、正确、简单、快速、健康、肯定、否定、积极、消极、直接、间接。
上面这些词并不都是日语借词，但在世纪之交被认为是典型的“新名词”而备受攻击。名词组中有表达新概念的，如“哲学”“神经”等都是汉语中原来所不存在的概念，但也有表示原来就已经存在的概念的，如“法规”“法律”“目的”等，这部分是旧概念新说法。新动词有的表示新的动态过程，如“分泌”“表决”等，也有的是对旧有动态过程的细分化，或者再命名，如“批评”“批判”等。形容词的情况与动词相似，表示新状态、新感觉的只是一部分。可以说有一些新词是为了表达新概念，还有一些新词只是提供新词形，而并不表示任何新概念。动词、形容词这种情况要多一些。如“考虑”“思考”“延伸”，以及“优秀”“正确”“简单”“快速”“健康”等。
新词不表示新概念，这一点倒是让人感到意外。
沈国威：其实这种现象古已有之，只是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已。二字词在历史上有三次大增长，一次是战国后期，第二次是东汉以后的佛经翻译期，最后一次就是二十世纪初。以战国后期为例，新产生的二字词中，有百分之五十左右是并列结构，例如“道路”“杀戮”“优美”等。以后比例有所下降，但还有很多。并列结构是利用同义或者近义的字造词，并不形成新的概念。
那么，为什么需要并列结构的新词呢？
沈国威：二十世纪以后的并列结构的新词，以动词、形容词为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接受外来新概念，一字词表示新概念比较困难，需要用二字词。这也就是说科学用语是二字词形式的。但是，仅有术语还不足以完成近代以后的语言活动，因此就需要准备大量的二字动词、形容词与之配合。我在书中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常常为某些一字词另行准备一个（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组）同义或近义的二字形式的词，如“改vs.改变、改革、改善、改良、变革、革新……”。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现代汉语的“单双相通的二字词原则”。这种情况下的二字词只是为了实现某种语言形式上的要求。
您的新著中对二字词来自何处有很多讨论，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吗？
沈国威：至今为止的研究中“进化”是一个关键词。胡适说“单音字变成复音字，乃是中国语言的一大进化”。所谓“进化”意味着二字词化是汉语发展的必然方向，源于汉语自身的性质，是汉语自身的特质所致。关于进化的具体实现方式，董秀芳在她的著作《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与发展》中提出了“词汇化”假说。所谓“词汇化”就是两个字逐渐紧密结合在一起，凝固成一个不可分的词，董秀芳认为“占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主体的双音词在历史上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词汇化的过程”。
董秀芳著《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与发展》
看来您是不赞成“词汇化”的了。
沈国威：“词汇化”无法解释在短时期内二字词剧增的现象。大量的二字谓词性短语直至十九世纪末还没有任何二字化的征兆。例如，在《申报》上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同情”有很多“中外同情”的例子，“影响”也只是捕风捉影的意思，很多二字组合还是可以分解的两个字。但是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意义用法都凝缩成一个新词了。短短的十余年，二字词经历了从无到有、由隐至显的过程。为什么能突然在短短十余年间完成了如此大规模的词汇化？语言自身具备变化的潜能固然重要，但是还需要适当的外部环境。
就是说，您认为是外部因素最终促成了汉语二字词的大量产生？
沈国威：十六世纪末开始的“西学东渐”对汉语是有所触动的，但在新词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都很有限，尤其是人文科学方面几乎是空白。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和新学制的启动，中国在短时期内需要大量的二字新词语，具体地说就是科技用语和与之配合使用的谓词。
所以您的问题意识是短时期内从哪里获得数量庞大的二字词，当时都有哪些可能性呢？
沈国威：当时可以想象的二字词获得的途径不外有以下三种：一，沿用古典词；二，创造新词；三，借用日本译词。中国的古典确实是二字词的宝库，胡适、傅斯年也都曾经将目光投向了汉语典籍。但古典词并非可以信手拈来，更重要的问题是，不同语言的词汇体系不可能完全对应，用汉典词翻译外语必然出现意义上的偏差，就像严复所说的，“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至于创造新词，更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严复本人就说过“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而且时间不允许，科举废止后，新的教育体制亟需确立，不可能精雕细琢。所以只剩下借力日语一个可能性。王力先生事后总结说，世纪之交新词语的特点之一是“尽量利用日本译名”。
《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日]沈国威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380页，85.00元
王国维说日语也使用汉字造词，有合适的不妨采用，这是当时的普遍心态吧？
沈国威：借用日本词语尽管能事半功倍，但需要克服心理上的强烈抵触情绪。来自日本的词语当时受到了汉语语言社会广泛的、激烈的反对。尽管如此，日语词还是潮水般地涌进来了。借用日语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日语在明治以后，导入了大量的汉字二字词，包括科技术语和二字动词、形容词。日语的二字词来源是中国的典籍、来华传教士的汉译西书和英华辞典，也自造了一大批。在时间上，日语的二字词化先于汉语一步，有了为汉语提供资源的可能性。中国的古典词、近世/近代词语，尤其是汉语西书的译词曾经给予了日语以巨大的影响。日语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反过来影响汉语，乃至朝鲜语和越南语的。我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汉字文化圈内的词语环流”。
井上哲次郎的《订增英华字典》
现代汉语二字词的形成受到了日语深刻的影响，您在新著中用大量篇幅讨论了日语借词的问题，请介绍一下。
沈国威：日语词借用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四种：一，人员——主要是留日学生，由于废除科举的影响，1904至1906年形成高潮；二，书籍——学校用各类教科书，这一时期的译书也多是日本书的重译；三，媒体——各类报刊，特别是杂志类或在日人控制下，或由有留日经验者主笔；四，词典——语文辞典、英华辞典及各类术语辞典基本上以日本的同类出版物为蓝本。
日语词的大规模侵入深刻地影响了汉语，其主要方式为：借形词、借义词、激活词。“借形词”就是词形借自日语的词，如“哲学”“义务”“神经”等。我所说的“和制汉语”专指此类词。据我们的初步调查，常用二字词六千条中，日语借形词有一千五百余条。“借义词”在词源上是汉语的固有词语，可以在汉语的典籍以及佛教经典、禅宗语录、白话小说、善书中找到书证。但是近代以后被日本的译者用来翻译西方书籍，在与外语形成对译关系的过程中，原有的词义发生了变化，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如“革命”“经济”“共和”“民主”“社会”等。“借义”与否的认定比较复杂，我们初步认定的常用二字词中的借义词有约五百个。“激活词”或称“日语激活词”是我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这一命名的意义是，直至十九世纪末为止的漫长时期里使用频率不高，处于休眠状态的一部分古典词，或结合得并不十分紧密的文字串等，在日本书汉译的过程中，受到日语高频率使用的影响被激活了。也就是说，激活词作为词，或文字串在中国的典籍，或汉译西书中可以找到用例，在词义上，古今也有一贯性，即词源上并非“和制汉语”。但是，这些词在汉语中突然活跃起来则是在进入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后。我们初步认定的常用二字词中的激活词有近五百个。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日]沈国威著，中华书局，2010年2月出版，582页，76.00元
我们都期望通过穷尽式的调查，搞清楚日语是如何影响汉语的。
沈国威：我们的调查结果算是一个答案了。日语借形词和借义词被认为是日语借词的主要部分，也是迄今为止中日词汇交流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些词的意义特征为新事物的名称、学术用语、抽象词汇；相比之下，激活词更多的是二字动词、形容词，由于并不表示新的意义，在此前的研究中常常被忽略，或呈个案研究的状态。激活词伴随着术语进入当时的书面语，词义亦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这也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原因之一。例如我们原来没有想到“考虑”“思考”“优秀”“正确”“简单”等是日本造词。
您在新著中有一章专门讨论了二字词和言文一致的问题，能简单介绍一二吗？
沈国威：汉语词汇体系的近代重构和我所说的“科学叙事”有着因果关系。什么是“科学叙事”？作为话语行为“科学叙事”的应该有以下要素：一，空间——教室等学校设施内；二，内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构成现代人知识背景的常识）；三，对象——学生，不确定的多数，其背景知识由教学大纲等规定；四，媒介——教科书、教师的讲述。
科学叙事的基本要求是，讲者能口头说出，听者能听懂。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其中法政科的政治、法学，商科的银行保险，格致科（理科）的地质、化学，工科的土木、矿冶，农科的农学等用什么语言上课一直是我深感兴趣的问题。1916年，蔡元培出任校长，主张“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这种教育理念的实行对语言也有极高的要求，而此时的汉语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吗？
胡适
近代国家赖以成立的基础是，民众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项活动。为此，“国语”必须要为全体国民所掌握，国家亦必须为国民提供接受知识的平等机会。实现这一目的的语言上的装置被认为是“言文一致”，这是解消语言造成的民众阶层隔阂的手段。所以，我一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得“言文一致”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言=当时一般民众用于口头交流的语言（即白话），文=古典中的文辞。胡适将后者称之为“死语言”，认为其已经丧失了表情功能。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讨论的对象是文学，为了消弭古今隔阂，表达真实的情感，胡适大力提倡白话文（学）。这是旧文辞与时代白话的不一致。“言文一致”另一种理解中的“言”“文”与旧文辞和旧白话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所表达的内容主要是新的知识。如此，其最典型的话语活动又可以表述为：言=教室里的话语，文=教科书上的语言；或者，“言”者讲述科学的口语，“文”者听得懂的科学文章。授课、讲演等都是以前不普遍的话语活动形式，参观过北京国子监的人都会惊讶天朝的最高学府竟然没有教室！中国一向缺乏在特定的公众空间进行知识传授的传统。“教室”“讲堂”“礼堂”，乃至“广场”都是外来的概念和词语。即使是现在，能够在课堂上使用的语言，也只有普通话（包括各种官话区方言）和粤语。“五四”时期“言文一致”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与其说是文学，毋宁是如何使汉语成为新知识传播的工具，以保证全体国民在语言能力上的平等权利。
当时是怎么讨论这一问题的？
沈国威：对于汉语的书面语，陈独秀最先提出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区别。刘半农提议将文章分为“文学”与“文字”两大类，主张所有的科学内容的文章都应当归入“文字”的范围，而不是“文学”的范围。尽管他并不否定“文字”应该有“文学”性，但他所重视的是表达、传播上的平易性。刘半农批评中国古代的“科学书”故意为难读者，“务使他人不能明白以为快”。中国原有学术之所以不能发展与普及，或都是因为语言难懂造成的。刘半农批评严复的《英文汉沽》（1904），虽然内容只不过是粗浅的英文文法而已，但是使用的是古奥、生涩的文言。如果用这本书作为教材，学生首先要先学习十几年的古文才行。语言虽然有一点偏激，但也不无道理。
傅斯年
钱玄同、刘半农大谈文学之文的作法，都没有顾及到应用之文。傅斯年写了《怎样做白话文？》等文章，触碰到了这一问题的实质。语言第一位的无疑是有声语言，文字是第二位的，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口语在被记录下来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加工”，载于书册的语言无疑有诸多方便之处，代价是丧失了逆向可复原性。而且，汉字系统又有着与西文明显的不同之处。汉字在视觉上有超强的区别性，但是听觉上极易混淆。傅斯年明确地提出了：汉字的音形短小，区别功能孱弱，不适于口头上的知识传递。傅斯年说：“中国文字，一字一音，一音一义，而同音之字又多，同音多者，几达百数。因同音字多之故，口说出来，每不易领会。”二字形式是弥补这一缺陷的主要手段，“更加一字以助之，听者易解矣”。一字词扩展成二字词才能做到：“手写出来而人能解。口说出来而人能会。如此，则单词必求其少，复词必求其多，方能于诵说之时，使人分晓。”“诵说”能不能听懂有许多因素，例如，共同的知识背景是听懂的基础，汉语的“典”对于听懂是一种极大的障碍。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里极力提倡“不用典”，但他的着眼点是陈腐套语无法生动表情。而钱玄同等则更清醒地意识到“典”的“小众性”与民众教育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除了内容上的要素以外，还有语言形式上的条件。二字词是听懂“应用之文”的必要条件。应用之文的词汇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名词和谓词；前者包括大量的科技术语、抽象名词，后者是支撑事件叙述的动词和形容词等。科学的内容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形式，这是汉语词汇体系近代重构的基本动因。“五四”以后，词汇体系的近代重构初步完成，重构的结果是：学术用语和抽象词汇得以编入现代汉语的词汇体系，这是表达新的概念体系不可或缺的成分；新谓词则形成了大量的同义词群，这使对新的概念体系进行区别性叙述成为可能；新词缀及其派生成分的功能是对日益复杂的概念体系进行分类和体系化。新词语各司其职，而这一切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科学叙事。
《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讨论的是日语借词的问题，又不局限于此，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能不能请您谈谈今后的研究展望？
沈国威：我们搭建了一个“东亚近代新词译词研究平台”，收录了七千七百十五条近代中日同形词。这些词都是中日近代词汇交流的结果。研究平台提供汉语和日语的书证，告诉你这些词如何进入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整个平台的建构预计2020年底完成，现在可以看到部分结果，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研究结果，最后将编成《中日近代新词译词词源词典》，为近代研究提供坚实的词语层面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