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4日，沪深两市受印花税下调的刺激，高开高走，尤其是沪指涨幅达9.29%（尽管随后股市有一些回调）。印花税下调属于“政府返利”，虽然“返还”给投资者的固然非常有限，但却给市场提供了一种信心和“化解市场怨恨”的方式。那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本，政府要分担、甚至应该分担更大更多的成本。
当然，靠政府出场救市的“修复”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至少两方面的作用：首先，政策调整市场的预期日益加强。另一方面，中国投资者们相信：市场的繁荣是保证广大中国投资者的市场参与度和降低社会不和谐成本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印花税降调”向大众传递政府愿意承担“转型成本”的这种态度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令人担心的是更容易产生一种中国式的“道德风险”：中国企业家们可能会放松对自己融资策略的自律行为——反正政府会为我们所造成的市场压力而出面买单，只要自己能赶上“低成本”融资的末班车就行。于是恶意圈钱愈演愈烈。
中国资本市场的“特质”也同中国投资者的风险意识有关。投资者对“企业治理”的关心度不高，更多的只是关心价格变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的变化，于是，追涨杀跌的心态就自然形成。这种心态又被一部分基金经理们恶意放大，加速了资本市场大起大落的频度。
重要的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特质”还表现在相关监管法规的缺失上。一方面，炒股学习，中国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政策市”格局，让政府决策部门可能会过多地看重政策的力量；但同时他们也会“厌倦”政策市给他们带来的负担，而对市场出现的一系列棘手的问题置之不理。于是，政策替代公平的制度建设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来调控市场或对市场完全放任自由的这一“松松紧紧”的模式，就使得政策的信赖度大打折扣，干预成本也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变得越来越高。 结果，一旦政府希望市场来分担调整的成本的时候，才意识到市场发展并没有成熟到能够做到自我恢复的“阶段”。这不仅让政府错失干预的良机，又使得市场稳定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印花税的调整只是让大家看到了价格的底部，不仅不能够唤起市场健康恢复，而且，反而会让市场产生更强烈的政府“救市”的预期。
坦率地说，对于中国股市，现在就要让它脱离“政策市”的机制，不现实也不负责任，但是，我们认为，“政策市”也是存在好的“政策市”和坏的“政策市”的问题（就像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前者能提振市场的信心，增强全社会承受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也能及时对不良的交易模式发出“监管”的信号和举措，从而能加强政府在市场中的信赖性和政策的有效性。相反，坏的“政策市”，却会助长“道德风险”，放大外部因素所引起的市场波动，激化股市中风险和收入的不公平分配，削弱政府的管理权威性，从而破坏社会的和谐，放慢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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