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聪明偏差”(hindsight bias)，也称“早知如此效应”(know-it-all along effect)，是指人们倾向于在事后夸大原有信念与事件信息的相似度，过高估计事前预测能力的现象。简单理解，就是俗语所说的“事后诸葛亮”。
学者Walster最早研究事后聪明偏差。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设计的实验，要求被试决定是否购买房产，希望考察被试者对预期结果的信心程度。他告知一部分被试者他们的决策所导致的结果，没有告知另一部分被试者。结果，提前获知结果信息的被试者对预测结果更有信心。巴鲁克·菲施霍夫和鲁思·贝思在1975年实验中，把四个鲜为人知的事件作为判断事件：19世纪英国与尼泊尔廓尔喀族之间的战争；1967年在亚特兰大、佐治亚地区因种族问题引发的骚乱；两件临床心理案例。研究人员向被试者呈现历史画片，短暂描述历史事件或案例后，列出四种可能的结果(其中之一必为正确结果)。对A组，不告知实际结果，只要求他们评定最终结果的可能性。对B组，告诉四种可能并提供“真实”的结果，而这“真实的结果”是随机呈现的，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然后要求被试者评定最终事实的可能性。结果，B组对实际结果出现的可能性评估高。这说明结果信息仍然影响了被试者的判断，产生了事后聪明偏差。
世人经常嘲讽历史学者：“每当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总能找到若干理由，证明这一事件必然发生。”事实上，人们几乎都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偏差。心理学家的大量研究表明，事后聪明偏差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选举、经济决策、商业活动、体育竞技、医疗、科学实验结果、自传记忆、日常生活和工作以及投资过程中；并具有跨年龄和跨文化的一致性。
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事后聪明偏差与事件的自我关联程度和个体特质有关。当所涉及的事件及结果与自身有紧密联系，并能使自己从中得到好处，更能表现自己的优良品质时，人们往往表现出明显的事后聪明偏差。智力水平相对不高、自我表现欲较强、依赖性较强、控制感较强的个体会表现出更明显的事后聪明偏差。专业知识技能对事后聪明偏差有两个相反的影响，专业知识技能较高者，会凭借其较强的专业记忆能力，在回忆阶段常有较好表现，股票，因此事后聪明偏差程度低于相对专业知识技能较低者。另一方面，专业知识技能较高者，也更易受印象管理和自我表现动机的影响，因此会表现出较明显的事后聪明偏差。
人们愿意持续夸大曾预见到东西，不仅倾向于将已发生的事看成不可避免的，而且常常认为，在这件事发生前就表现出相当的不可避免性，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证明自己的高能力和一贯正确。依据心理学的追踪研究，人们常常在那些会让他们有更高收益的事件中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事后聪明偏差，尤以股票投资者的表现最为突出。
1987年10月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后，罗伯特·希勒做了一项问卷调查。在没有参与交易的被试者中，有29.2%的个人和28%的机构对“你当天就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反弹吗？”给出肯定回答。参与交易的个人和机构被试者，有近一半回答也是肯定的。这与当天市场极度恐慌，大家都在拼命抛出的实情明显不符。另外，市场随后的迅速反弹，也大大出乎多数人的意料。希勒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回答是，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反弹？”多数被试者的回答是“内心想法”、“直觉”、“常识”、“历史证据”、“股市心理学”等，极少提到具体事实、明确的逻辑。
在沪深股市，笔者对数千名投资者做过问卷调研，问对以下问题的判断：6124点的大顶，千点之下的大底，2015年的巨震。超过一半的回答是，他们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没能逃顶、抄底？回答是“就是这么做的，当时操作很成功”。可再聊下去，总会无意中暴露出当时的操作亏了很多，非常后悔。
当然也有不少投资者承认在2006年、2007年的牛市中没有把握住机会，但却信誓旦旦地表示早就预测到了这个结果。他们在这波牛市中盈利颇丰。但在行情急跌时，没有及时落袋为安。于是后悔当初没有在最高点把股票卖掉。笔者调研发现，2015年股市巨震后，一些投资者也有相似的说法，“早就知道当时A股的杠杆比例偏高，风险太大，监管部门一定会去杠杆……”。但事实却是——他们当时没有想到也并不愿卖出！
#p#分页标题#e#事后聪明偏差，会对投资行为产生以下多种负面影响，比如低估偶然性，不重视反省与总结等。受资金量的限制，投资者总会选出自认为走势最佳的一只或几只股票，而常与那些牛股失之交臂。但他们通常的反应是，“知道这是牛股，只是恰巧没买。”既然没有买这只牛股，那就得买别的股票作为未抓到牛股后的补偿，所以他们常常会反复换股。
避免乃至摆脱“事后聪明偏差”的最好办法，是增强反思和防范意识。每次操作都应仔细思考，过去的操作失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条件下可能会出现另一种结果？这种反思最好能形成文字，以避免遗忘。因为，遗忘也是形成“事后聪明偏差”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