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热闹：追热点，追涨杀跌
中国人是群居性生物，只要人多的地方，中国人都爱往前凑，似乎中国人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只要是人多的地方，就一定有热闹可看。不要说街边下棋常常里三层外三层的，股票，就连大妈锻炼都能搞出极具特色的中国广场舞。还有不得不提的是，每逢重大事件，国人常常会有啼笑皆非的表现，例如2011年日本福岛地震后，国内谣言盛传碘盐可以防辐射，结果弄得全民疯抢碘盐，很少有人去推敲传言的可信度。
其实，凑热闹并非是中国人所特有的，它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从众心理”，只不过，“从众心理”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而已。有心理学家分析中国人不爱看书更不爱思考，而且普遍缺乏安全感，因此一遇事便喜欢往人多的地方钻，因为我们的潜意识里相信人越多的地方就越安全。而且，当我们弱化内心的看法而融入群体时，一方面，尊奉中庸之道的中国人可以避免被孤立；另一方面，还能相互交换信息、抱团取暖，类似于小鱼聚集在一起可以迷惑鲨鱼降低自身被鲨鱼吞吃的概率。
当生活里人们受“从众心理”的影响而表现为凑热闹时，催生了追热剧、抢碘盐、广场舞等社会现象；当股市里人们受“从众心理”的影响而群体非理性时，一旦失控便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惊人的破坏力。前面提到的查尔斯·麦凯便坚定地认为，“群体非理性”是造成金融泡沫和金融崩溃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说道“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就被淹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为此，行为金融学在后来的深入研究中将这样的现象命名为“羊群行为”。
羊群行为是指个体在社会群体的压力之下，放弃自己的意见，转变原有的态度，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我想，股神巴菲特能够在大起大落的美国股市中屹立不倒，估计跟老爷子早早悟道有莫大关系，他在1985年说过这样个故事：
一个石油勘探者在通往天堂的路上遇到圣徒彼得，彼得说：“你有资格住进天堂里的石油职员大院，但是我们已经满员，没有办法让你挤进去。”勘探者想了一下，就对石油大院大声喊道：“在地狱里发现石油了!”于是大院里的人们挤开门，蜂拥而出冲向地狱。彼得非常惊讶，请勘探者搬进大院。但是勘探者迟疑了一下说：“不，我想我应该跟着他们一起去，那个发现说不定是真的呢!”于是，他自己也随众人直奔地狱。
巴老爷子说过一句经典的名言：“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我们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我们贪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等之难，“凑热闹”的个性常常促使国人作出相反的选择--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更贪婪，在别人恐惧的时候更恐惧。不要说一般的股民，即使是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也表现出很强的追涨杀跌的特征，它们同样会受到“群体非理性”的影响。此外，不只是投资者，中国的媒体也是“凑热闹”的一分子，它们在牛市里报道各种股神、吹嘘各种投资主题(例如2015年吹嘘互联网金融、“一带一路”等)，在熊市里则不断报道利空信息和利空言论，最终有意无意地做了助推泡沫、强化趋势的帮凶。
信朋友：熟人推荐更“靠谱”
中国股民喜欢扎堆聊股票，尤其是牛市来的时候，他们更愿意聚集在一起讨论行情，交换彼此看好的股票。像过去的时候，证券营业部常常人满为患，很多老股民把营业部当做上下班打卡的地方，但最近几年，大家更多地通过电话、微信等线上方式进行沟通。
战国时期，艾子从楚国回到齐国，刚进都城便遇到了爱说空话的毛空。毛空极其神秘地告诉艾子，说有户人家的一只鸭子，一次生了一百个蛋。
艾子不信，说：“不会有这样的事吧!”毛空说：“那可能是两只鸭子。”艾子摇摇头：“这也不可能。”毛空改口说：“那大概是三只鸭子生的。”艾子还是不信。“那也可能是四只、八只、十只。”艾子当然还是无法相信。
过了一会儿，毛空又对艾子说：“上个月，天上掉下一块肉来，有三十丈长、十丈宽。”艾子还不信，毛空急忙改口说：“那么是二十丈长。”艾子还是不信。毛空说：“那就算十丈吧!”
艾子再也不愿意听毛空瞎吹了，反问道：“世界上哪有十丈长、十丈宽的肉，而且还会从天上掉下来？你是亲眼所见吗？刚才你说的鸭子是哪一家的？现在你说的大肉又掉在什么地方？”
毛空被问得答不出话来，只好支支吾吾地说：“那都是我在路上听人家说的。”
艾子听后，笑了。他转身对站在身后的学生们说：“你们可不要像他那样的‘道听途说’啊!”
在股市里充斥着各种毛空式的道听途说。我们可能会想，这么离谱的谣言，艾子不信，我当然也不会信。但是，有的谣言，却带着一副推心置腹的真话面孔。特别是，如果我们的朋友们反复说这样的话，例如“老李，我跟你说，这只股票我盯了小半年了，估计就这几天启动，肯定能挣大钱，你一定要重视啊!你看，它才几十亿市值，又有概念，而且……”我们就常常忍不住将自己熟悉的股票换成朋友的推荐。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朋友们的推荐真的更靠谱不成？其实，事后回顾不难发现，朋友的荐股与自己的选股并没有根本差别甚至有时候很糟糕，但是当时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一定认为朋友的推荐有它的道理，因为没有别的原因--我们一直生活在由熟人社交编织的社会网络里，无论是问意见还是办事，首先会想到身边的熟人，给他们打个电话或者约出来聊聊。因此，即使连朋友的荐股理由都没完全搞明白，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买入甚至重仓，这说起来可以列为A股有趣的现象之一。
换个角度，不妨这样理解：由于大部分股民被市场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即“资金推动和概念炒作是推动股票上涨的核心因素”，因此，他们选股时往往会忽视诸如公司潜力、业绩增速等因素，而当某个朋友反复推荐一只股票时，他从朋友的眼神、语气中找到了某种安全感，尤其是当熟人荐股时反复说到资金动向、概念炒作等词汇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朋友推荐靠谱更可能是“心理上”的靠谱，尤其是当这个朋友曾经有过不错战绩的时候，这种“心理上”的靠谱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还有另一种形式的“熟人推荐更靠谱”，那便是，其券商研究所的看法在机构投资者的决策流程中被作为重要的一环。因此，当几个重量级券商都看好某一个板块时，即使某基金研究员提出反对意见，基金经理也可能作出建仓的决定，因为买错了可以赖到券商头上，但如果板块大涨而没有建仓则会招来诸多质疑，例如类似的话“谁谁谁都强力推荐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你看错过了吧。”
走后门：偏爱内幕交易
给大家出一道选择题。假设在2007年牛市中段，有两只股票可供选择：一只是保利地产，当时全国地产形势一片大好，公司的月度销售数据持续走高；另一只是XX股份，某好朋友在餐座上透漏，YY地产将会借壳重组XX股份、注入优质地产资产。请问，您会选择买入保利地产还是XX股份呢？
无疑、保利地产更稳妥甚至涨幅可能更高，但奇怪的是，大部分股民会选择买入XX股份。行为金融学告诉我们、人们常常根据信息的易得性作出行为决策，虽然保利地产是公认的白马龙头，但终究抵不上朋友给我们打开的“后门”，因为中国人一直就是这样办事的--遇事不管能不能走正常渠道，首先就会想想可以找到什么熟人；虽然“走后门”会欠下不小的人情，但一方面人情来往本就是社会交往的一部分，而且事后常常证明“走后门”会更加保险一些。
此外，国内的IPO发行采取审批制(不管是多么厉害的公司，必须经监管层审批后方能上市)，而且上市指标是有限额的，除非特批，否则只能排队上市，因此一些等不及或者不符合单独上市条件的公司往往会选择走捷径--借壳重组已有的上市公司。而且，由于国内的证券法和监管环境过于“关怀”股民的利益，所以即便某家上市公司上市后业绩迅速下滑或者出现财务作假等违规情况，它们在堕落成所谓的“垃圾股”后也不会有退市的危险(除非监管层忍无可忍下达了“死亡通知书”)，它们常规的做法是通过整改或者卖壳重组等方式获得重生，这些都使得我们在从事股票交易时偏爱内幕交易，因为中国的股市制度让我们相信，如果朋友、同学等传递的内幕信息顺利实施的话，这些垃圾股便能“草鸡变凤凰”，让我们的本钱迅速翻番。
正是因为国人喜欢走“后门”的文化特性以及中国特色的上市发行制度，使得A股常常出现这样奇怪的投资异象--一些垃圾股在某个阶段涨得比白马股更好，其实这便是“内幕交易”的偏好在作怪，因为垃圾股总是在传各种各样被借壳重组的绯闻，而且越是大牛市，我们就越相信绯闻的真实性。
红眼病：喜欢交易，追求快钱
行为金融学认为，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者高估自己的判断能力、低估市场的风险，其直接影响是投资者倾向于频繁交易以获得更高的收益，或者说过度自信让投资者更愿意冒险。这样的解释可能不适合中国股市，因为中国人并不是个过度自信的民族，或许说我们容易得“红眼病”更符合现实--看到别人挣钱，很多中国人会心生嫉妒甚至怨恨，尤其是牛市中后期，当周围大部分人都在炫耀自己如何大挣特挣时，就连最淡定的那些同志也会一不小心染上“红眼病”。
《庄子》里记录了这样一个寓言：“观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蜋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说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然而无论是蝉、螳螂甚至黄雀，都是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得意之下“忘身”、“忘形”、“忘真”，对周围的危险置若罔闻，最后丢了性命。
一旦因为眼馋面染上“红眼病”，或是跟风捞了第一桶金，我们绝对静不下心来琢磨选股、研究趋势、判断股票的真实价值，从而很好地规避风险，而是心急火燎地想要挣快钱。再说，谁不想在牛市的时候自己也能挣一把快钱呢？不过，快钱并不是那么好挣的，因为大部分韭菜都有着错误的操作理念，一涨就想追、一跌又想割肉，割肉后发现加速上涨，忍不住再追，然后就变成了被人收割的韭菜。
除了嫉妒别人挣钱而心急交易外，中国人勤劳的特性在股市交易中同样起着不小的作用，为了赶上周围人的挣钱步伐，我们往往会到处打听消息、四处索要荐股、反复讨论热点主题，还有的人会抽出时间学习各种炒股秘籍，这些“努力”都会导致我们进行频繁的交易。而且我们还特喜欢充当“事后诸葛亮”，即使自己没有买入某只大涨的股票，也多半认定自己有能力在下一次交易中作出“英明神武”的决策。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股市一年的换手率高达300%以上，远高于海外成熟资本市场，尤其是当某个主题板块处于热炒时，常常一个月下来就能换手100%，这是什么概念？等同于一个月的时间，流通股股东全换了一遍，这绝对是“深圳速度”在股市上的移形换位，说好听一点是中国人勤劳勇敢，说难听点其实是我们浮躁，急于挣快钱。勤劳在诸如工农业生产方面确实能够帮我挣更多的钱，但若用于股市投资则是南辕北辙，或者说是徒劳无功。在《投资者的敌人》中，朱宁写道，“如果将散户投资者的交易频率与他们的业绩联系起来时，就会发现交易频率和投资收益其实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即交易越频繁，收益其实越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