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收购国债为什么能够刺激信贷市场？
简单一点说就是利息低了，大家都去借钱了，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Fed)负责履行美国的中央银行的职责，这个系统是根据《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于1913年成立的。 这个系统主要由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储备银行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等组成。 主要职责 1、制定并负责实施有关的货币政策； 2、对银行机构实行监管，并保护消费者合法的信贷权利； 3、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 4、向美国政府，公众，金融机构，外国机构等提供可靠的金融服务。 [编辑本段]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储备系统的核心机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简称美联储；它的全称叫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即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也可以称之为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它是一个联邦政府机构，其办公地点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 。 该委员会由七名成员组成( 其中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位，委员五名)，须由美国总统提名，经美国国会上院之参议院批准方可上任，任期为十四年( 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为四年，可连任 ) 。 [编辑本段]美联储的基本职能1、通过三种主要的手段(公开市场操作，规定银行准备金比率，批准各联邦储备银行要求的贴现率)来实现相关货币政策； 2、监督，指导各个联邦储备银行的活动； 3、监管美国本土的银行，以及成员银行在海外的活动和外国银行在美国的活动； 4、批准各联邦储备银行的预算及开支； 5、任命每个联邦储备银行的九名董事中的三名； 6、批准各个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提名的储备银行行长人选； 7、行使作为国家支付系统的权利； 8、负责保护消费信贷的相关法律的实施； 9、依照《汉弗莱。 霍金斯法案》(Humphrey Hawkins Act)的规定，每年 2月20日及7月20日向国会提交经济与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类似于半年报)； 10、通过各种出版物向公众公布联邦储备系统及国家经济运行状况的详细的统计资料,如通过每月一期的联邦储备系统公告(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11、每年年初向国会提交上一年的年度报告(需接受公众性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及预算报告(需接受美国审计总局的审计)； 12、另外，委员会主席还需定时与美国总统及财政部长召开相关的会议并及时汇报有关情况，并在国际事务中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编辑本段]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储备银行区域由国会组建的作为国家的中心银行系统的操作力量的12个联邦储备银行,是按照1913年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在全国划分12个储备区，每区设立一个联邦储备银行分行。 每家区域性储备银行都是一个法人机构，拥有自己的董事会。 会员银行是美国的私人银行，除国民银行必须是会员银行外，其余银行是否加入全凭自愿而定。 加入联邦储备系统就由该系统为会员银行的私人存款提供担保，但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存款准备金，对这部分资金，联邦储备系统不付给利息。 在克林顿竞选总统之前，美联储就已经运用货币政策这一“唯一杆杆”对经济进行调控，即把确定货币供应量作为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并正式决定每6个月修订一次货币供应量目标。 l993午7月，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突然宣布，今后以实际利率作为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这是由于美国社会投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流动资金很难被包括在货币供应量之内。 使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必然联系被打破，因此以“中性”的货币政策促使利率水平保持中性。 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也不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其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在低通胀预期下增长，进一步考察。 美联储是以实际年经济增长率为主要标准作为调整利率主要依据的、全部政策安排以逆向思维为基本出发点。 美联储认为、美国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为1.5％、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因此，美国潜在的年经济增长率认为2.5％左右，美联储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调控利率、使年经济增长率基本稳定在2.5％左右。 以解除通胀之忧。 [编辑本段]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简称 FOMC)。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联邦储备系统中另一个重要的机构。 它由十二名成员组成，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全部成员七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其它四个名额由另外 11个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轮流担任。 该委员会设一名主席 (通常由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担任)，一名副主席(通常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担任)另外，其它所有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都可以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讨论会议，但是没有投票权。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最主要工作是利用公开市场操作(主要的货币政策之一)，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上货币的储量。 另外，它还负责决定货币总量的增长范围(即新投入市场的货币数量)，并对联邦储备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活动进行指导。 该委员会主要的决定都需通过举行讨论会议投票产生，它们每年都要在华盛顿特区召开八次例行会议，其会议日程安排表每年都会向公众公开。 而平时，则主要通过电话会议协商有关的事务，当然，必要时也可以召开特别会议。 [编辑本段]美国联邦储备局介绍美国联邦储备局(FED)为美国最高货币政策主管机关，负责保管商业银行准备金、对商业银行贷款及发行联邦储备券。 FED共分三层组织，最高为理事会，其下是12 个联邦储备银行和各储备银行的会员银行。 美国联邦储备局以「独立」和「制衡」为基本原则。 在制衡方面，该局的七名理事(包括主席、副主席在内)悉由总统提名，并需经参议院同意。 对于货币政策的决议，如调高或调低再贴现率，采用合议兼表决制，一人一票，并且为「记名投票」，主席的一票通常投给原本已居多数的一方。 总统固然可以掌握理事与主席、副主席的提名，但一经参院通过，任期长达十四年，最多可能历任五任总统。 至于独立性方面，FED以人事独立与预算独立最为人称道，除理事会之外，另外还设有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FOMC)，负责较长期的货币决策并依据外汇指导原 则、外汇操作之授权作业与外汇操作程序进行外汇操作。 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的强势地位，美国联邦储备局在外汇市场的干预行动尤受汇市瞩目。 日圆因贸易顺差而大涨时，日本央行如果要成功干预汇市，最好获得美联储的协助和配合。 联邦储备局也是制定美国货币政策的首脑机关，1993年10月起，美国经济景气快速攀升，有引发通膨之虞，多亏当时也是现任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格林斯潘(Green Spain)在不顾民意及政治压力下，连续七次调高重贴现率，使美国经济软着陆成功，免于通货膨胀的威胁。 不算夸张地说，直到今天，中国可能也没有几个经济学家知道美联储其实是私有的中央银行。 所谓“联邦储备银行”，其实既不是“联邦”，更没有“储备”，也算不上“银行”。 多数中国政府的官员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是美国政府发行着美元，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货币发行权！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美国政府最终丧失了仅剩的“白银美元”的发行权。 美国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须将美国人民的未来税收（国债），抵押给私有的美联储，由美联储来发行“美联储券”，这就是“美元”。 [编辑本段]美国联邦其他许多年以来，究竟谁拥有美联储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 美联储自己总是支吾其词。 和英格兰银行一样，美联储对股东情况严守秘密。 众议员赖特.帕特曼（WrightPatman）担任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长达40年，在其中20年里，他不断地提案要求废除美联储，他也一直在试图发现究竟谁拥有美联储。 这个秘密终于被发现了，《美联储的秘密》一书的作者尤斯塔斯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终于得到了12个美联储银行最初的企业营业执照（OrganizationCertificates），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每个联储银行的股份构成。 美联储纽约银行是美联储系统的实际控制者，它在1914年5月19日向货币审计署（ComptrolleroftheCurrency）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股份发行总数为股，其中：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下的纽约城市国家银行（NationalCityBankofNewYork），即花旗银行前身，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股；JP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FirstNationalBank）拥有股；当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它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而国会听证会更像一场走过场的表演。 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NationalBankofCommerceofNewYorkCity）拥有股；罗斯切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HanoverBank）拥有股；大通银行（ChaseNationalBank）拥有6000股；汉华银行（ChemicalBank）拥有6000股；这六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1983年，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 经过调整后，他们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银行15%，大通曼哈顿14%，摩根信托（MorganGuarantyTrust)9%，汉诺威制造（ManufacturersHanover）7%，汉华银行（ChemicalBank）8%。 美联储纽约银行注册资本金为一亿四千三百万美元，上述这些银行究竟是否支付了这笔钱仍然是个谜。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只付了一半现金，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他们根本没出任何现金，而仅仅是用支票支付，而在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美联储的账户上只是几个数字的变动而已，美联储的运作其实就是“以纸张做抵押发行纸张”。 难怪有的历史学家讥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既不是“联邦”，又没有“储备”,也不是银行。 1978年6月15日，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GovernmentAffairs）发布了美国主要公司的利益互锁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显示，上述银行在美国130家最主要公司里拥有470个董事位置，平均每个主要公司里有3.6个董事位置属于银行家们。 其中，花旗银行控制了97个董事席位；JP摩根公司控制了99个；汉华银行控制了96个；大通曼哈顿控制了89个；汉诺威制造控制了89个。 1914年9月3日，纽约时报在美联储出售股份的时候，公布了主要银行的股份构成：纽约城市国家银行发行了股票，杰姆斯.斯蒂尔曼拥有股；JP摩根公司；威廉.洛克菲勒股；约翰.洛克菲勒1750股；纽约国家商业银行发行了股票，乔治.贝克拥有股；JP摩根公司7800股；玛丽.哈里曼5650股；保罗.沃伯格3000股；雅各布.谢夫1000股，小JP摩根1000股。 大通银行，乔治.贝克拥有股。 汉诺威银行，杰姆斯.斯蒂尔曼拥有4000股；威廉.洛克菲勒1540股。 从1913年美联储建立以来，无可辩驳的事实显示了银行家们操纵着美国金融命脉、工商业命脉和政治命脉，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而这些华尔街的银行家都与伦敦城的罗斯切尔德家族保持着密切联系。 不为人所知的联邦咨询委员会联邦咨询委员会是保罗.沃伯格精心设计的一个秘密的遥控装置来操控美联储董事会。 在美联储90多年的运作中，联邦咨询委员会非常出色地实现了保罗当年的构想，几乎没有人注意过这个机构和它的运作，也没有大量文献可供研究。 1913年格拉斯议员在众院大力推销联邦咨询委员会的概念，他说：“这里面不可能有什么邪恶的东西。 每年（联储董事会）与银行家的咨询委员会谈四次，每个成员代表自己所在的联储地区。 我们还能比这种安排更加保护公众的利益吗？”格拉斯议员自己就是银行家，他没有解释或提供任何证据来表明银行家在美国的历史上何曾保护过公众的利益。 联邦咨询委员会由12家联储地区银行各推选一名代表组成，每年在华盛顿与美联储董事会的成员会谈四次，银行家们向美联储的董事们提出各种货币政策的“建议”，每名银行家都代表本地区的经济利益，每人都有相同的投票权，在理论上简直无懈可击，但在银行业激烈残酷的现实中却全然是另一套“潜规则”。 难以设想一个辛辛纳提的小银行家和保罗.沃伯格、摩根这样的国际金融巨头坐在一个会议桌前，向这些巨头提出“货币政策的建议”？这两个巨头中的任何一个随便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支票划上两笔就足以使这个小银行家倾家荡产。 事实上，12个联储地区中的每一个中小银行的生存都完全取决于华尔街的五大银行巨头的恩赐，五巨头有意地把和欧洲银行的大笔交易化整为零交给自己的在各地的“卫星银行”去办理，“卫星银行”为得到这些高回报的生意自然更加俯首帖耳，而五巨头也拥有这些小银行的股份。 当这些“代表各自地区利益”的小银行们和五巨头坐在一处探讨美国货币政策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能知道探讨的结果了。 尽管联邦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对美联储的董事决策没有强制约束力，但是华尔街五巨头每年四次不辞劳苦地跑到华盛顿不会是仅仅和联储的几位董事喝喝咖啡。 要知道，像摩根这样身兼 63个公司的董事职务的超级大忙人，如果他们的“建议”得不到任何考虑，而他们仍然乐此不疲地来回奔波，那实在是奇怪之极了。 债务美元是怎样“炼成”的作为非金融专业的读者，可能需要反复阅读以下的内容，才能完全理解美联储和银行机构的“造钱过程”。 这是西方金融业最核心的“商业机密”。 由于美国政府没有发币权，而只有发债权，然后用国债到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那里做抵押，才能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所以美元的源头在国债上。 第一步，国会批准国债发行规模，财政部将国债设计成不同种类的债券，其中一年期以内的叫做T-Bills(TreasuryBills)，2-10年期的叫T-Notes，30年期的叫T-Bonds。 这些债券以不同的频率在不同的时间里，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拍卖。 财政部最后将拍卖交易中没有卖出去的国债全部送到美联储，美联储照单全收，这时美联储的账目上将这些国债记录在“证券资产”（SecuritiesAsset）项下。 因为国债由美国政府以未来税收作为抵押，因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可靠的资产”。 当美联储获得了这一“资产”之后，就可以用它产生一项负债（Liability），这就是美联储印制的“美联储支票”。 这是“无中生有”的关键步骤。 美联储开出的这第一张支票背后，没有任何金钱来支撑这张“空头支票”。 这是一个设计精致和充满伪装的步骤，它的存在使政府拍卖债券时更加易于控制“供求”，美联储得到借钱给政府的“利息”，政府方便地得到货币，但又不显露大量印钞票的痕迹。 明明是空手套白狼的美联储，在会计账目上竟然是完全平衡的，国债的“资产”与货币的“负债”正好相等。 整个银行系统被巧妙地包裹在这一层外壳之下。 正是这一简单而至关重要的一步，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不公正。 人民的未来税收被政府抵押给私有中央银行来“借出”美元，由于是向私人银行“借钱”，政府就欠下了巨额利息。 其不公体现在：一，人民未来的税收不应被抵押，因为钱还没有被挣出来，抵押未来必然导致货币购买力贬值，从而伤害了人民的储蓄。 二，人民的未来税收更不应该抵押给私有中央银行，银行家们在几乎完全不出钱的情况下，就突然拥有了人民未来税收的承诺，这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三，政府凭白无故地欠下巨额利息，这些利息支出最终又成为人民的负担。 人民不仅莫名其妙地被抵押了自己的未来，而且现在就要立刻交税来偿还政府欠私有中央银行的利息。 美元的发行量越大，人民的利息负担就越重，而且世世代代永远无法还清！第二步，当联邦政府收到并背书美联储开出的“美联储支票”后，这张神奇的支票又被存回美联储银行并摇身一变，成了“政府储蓄”（GovernmentDeposits）并存在政府在美联储的账户上。 第三步，当联邦政府开始花钱，大大小小的联邦支票构成了“第一波”货币浪潮涌向经济体。 收到这些支票的公司和个人纷纷将它们存到自己的商业银行账户上，这些钱又变成了“商业银行储蓄 ”（CommercialBankDeposits）。 此时的它们呈现出“双重人格”，一方面它们是银行的负债，因为这些钱属于储户，早晚要还给别人。 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构成银行的“资产”，可以用于放贷。 从会计账目上一切都还是平衡的，同样的资产构成了同样的负债。 但是，商业银行在此开始借助“部分准备金 ”（FractionalReserveBanking）这一高倍放大器，开始准备“创造”货币了。 第四步，商业银行储蓄在银行账目上被重新分类为“银行储备”（BankReserves）。 此时，这些储蓄已经由银行的普通“资产”，一跃为生钱种子的“储备金”。 在“部分准备金”体系之下，美联储允许商业银行只保留其 10%的储蓄做“储备金”（一般而言，美国银行只保留相当于总储蓄额的 1%到 2%的现金和8%到9%的票据在自己的“金库”里，作为“储备金”），而将90%的储蓄贷出。 于是，这90%的钱就将被银行用来发放信贷。 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当90%的储蓄被贷款给别人之后，原来的储户如果写支票或用钱怎么办？其实，当贷款发生的时候，这些贷款并不是原来的储蓄，而是完全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新钱”。 这些“新钱”使银行拥有的货币总量比“旧钱”立刻增加了90%。 与“旧钱”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新钱”可以为银行带来利息收入。 这就是“第二波”涌到经济体中的货币。 当“第二波”货币回到商业银行中时，就产生了更多波次的“新钱”创造，其数额呈递减趋势。 当“第 20几个波次”结束时，一美元的国债，在美联储和商业银行的密切协同下，已经创造出了 10美元的货币流通增量。 如果，国债发行量及其创造货币的余波所产生的货币流通增量大于经济增长需要时，所有“旧钱”的购买力都会下降，这就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当2001年到2006年，美国新增了3万亿美元国债时，其中相当部分直接进入了货币流通，再加上多年前的国债赎买和利息支付，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元剧烈贬值和大宗商品、房地产、石油、教育、医疗、保险价格的大幅上涨。 但是，大多数增发的国债并没有直接进入银行系统，而是被外国中央银行，美国的非金机构，和个人所购买。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购买者花的是已经存在的美元，所以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美元。 只有当美联储和美国的银行机构购买美国国债时，才会有新美元的产生，这就是美国能够暂时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原因。 不过，掌握在非美国银行手中的国债，迟早会到期，另外利息也需要半年支付一次（30年国债），这时，美联储将无可避免地造出新美元。 [编辑本段]美联储的性质美国建国虽然才短短200多年，但光光是货币史，讲起来就可以无穷无尽。 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典著作《美国货币史1867-1960》，洋洋洒洒800多页，也只讲了个历史片段的概要，可见经济和货币历史的复杂。 美国建国之后的1791年，在当时的财政部长、天才式人物汉密尔顿的强烈支持下，第一个中央银行成立，但是这家央行在20年后就消失了。 随后成立于1816年的第二家央行，也在1836年在当时的总统杰克逊的反对下消失。 从那以后一直到1913年的80来年间，美国的经济是在没有央行的情况下运行的。 缺少了央行，就无法动用适当的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并且，没有了最后的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金融系统也更容易出问题。 试想一下，如果世界各国缺少了央行，本次危机中破产的恐怕将远远不止雷曼兄弟这一家。 1836年后美国经济，正是处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下。 到了1907年，蔓延的危机把美国的金融系统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好在当时的金融巨头摩根（J.P. Morgan）及时出手，凭借一人之力，扮演了央行的角色，挽救了整个系统。 自此之后，美国政府和国会更加感觉到建立一家央行的必要。 国会在1913年通过了联邦储备法案（the Federal Reserve Act），并由威尔逊总统签字通过成为正式法律。 联储法案授权组建中央银行，美联储正式诞生。 这是判断美联储是否是私有机构的第一个事实：从成立之初，美联储就是一家由国家立法成立的机构。 但是，美联储确实有私有机构的假象。 整个联储系统，由处于核心的联储委员会（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和12家位于全国各地的分行组成。 这12家分行，由当地的私有商业银行参股组成，一看之下，联储分行很像股份公司。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又需要从美国的历史讲起。 笔者在以前文章中提到过，美国的诞生，是13个原英国殖民地互相妥协的结果，因此，这个国家的基因中充满了各方利益的妥协。 决定向英国开战是各个殖民地妥协商议的结果，宪法的诞生和国家的成立是独立后的殖民地投票妥协的结果，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设置是妥协的结果，用选举人团制度、而不用大众选票多寡来选举总统也是妥协的结果。 联储法案的产生，自然也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1836年后，美国的银行业相对处于一种自由状态，遍地都开起了银行。 到美联储成立以后的1920年，美国的银行数量还高达3万来家，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的数量还要多。 这些银行，自由自在了80来年，如何能轻易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管？在美国，一个法案要通过，是需要来自各地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投票同意的，不向各地利益妥协的法案，就无法获得通过。 每家银行都有各自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作代言人，如果没有大多数的议员同意法案，联储系统就会难产。 于是，就像在宪法中设计出选举人团制度一样，联储法案也设计了一种向各地银行妥协的制度。 为了兼顾分布各地的私有银行的利益，法案把美国分为12个区并成立12家联储分行。 分行由当地银行参股，分行的董事会由参股银行投票选举，并且，参股银行还可以每年获得分红。 这一系列规定，都是为了兼顾地方利益。 从这些规定来看，美联储系统确实带有私有的假象。 但是法案的条款远不止这些。 联储的最高权利机构是位于华盛顿的联储委员会和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FOMC），前者的7名委员全部由美国总统任命，其中包括委员会主席。 FOMC是联储的利率决定机构，由12名委员组成，其中，7位联储委员会成员是FOMC的常任委员，在投票表决的时候占有绝对多数的优势。 FOMC的另5名委员由联储分行主席轮流担任。 需要指出的是，分行主席虽然由各参股银行推选，联储委员会对分行主席的任用有最终的否决权。 由此可见，虽然联储法案向地方利益作了妥协，但是联储系统的核心权利仍然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上。 更重要的是，入股银行虽然能分得红利，但是，法案限定红利的利率为每年6%，联储多余的收入，需要统一移交国库。 另外，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政府机构才能在网站上以GOV结尾。 以上说明，第一，美联储是妥协地方利益后才得以成立的机构，也的确有股权私有化；第二，联储形式上是私有股份公司,但从根本上受美国政府控制，可以认为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第三，联储法案规定，美联储的责任是维护经济正常运行并保持价格稳定，也是在为私有公司服务，法案同时保证，联储的运作独立于政府，目的是使得政府无法控制央行的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以保证货币和金融制度的相对独立。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货币发行实行“发行抵押”的制度，通过提供100%质量合格的抵押品使联邦储备券的发行成为具有充分担保的经济发行，同时又不以事先规定的限额为依据，具有相当的弹性。 美国货币发行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独立性极强。 ）
金融危机究竟是怎样造成的
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世界各国都为美国金融危机而震惊。 华尔街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和对次贷危机的估计不足终酿苦果。 事实上，早在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就暴露了次级抵押债券的风险；从2007年8月开始，美联储作出反应，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以增加市场信心，美国股市也得以在高位维持，形势看来似乎不是很坏。 然而，2008年8月，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持有“两房”债券的金融机构大面积亏损。 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被迫接管“两房”，以表明政府应对危机的决心。 但接踵而来的是：总资产高达1.5万亿美元的世界两大顶级投行雷曼兄弟和美林相继爆出问题，前者被迫申请破产保护，后者被美国银行收购；总资产高达1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保险商美国国际集团（AIG）也难以为继；美国政府在选择接管AIG以稳定市场的同时却对其他金融机构“爱莫能助”。 如果说上述种种现象只是矛盾的集中爆发，那么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美国政府不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为危机埋下了伏笔。 居者有其屋曾是美国梦的一部分。 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内需萎靡不振，罗斯福新政的决策之一就是设立房利美，为国民提供住房融资，帮助民众购买房屋，刺激内需。 1970年，美国又设立了房地美，规模与房利美相当。 “两房”虽是私人持股的企业，但却享有政府隐性担保的特权，因而其发行的债券与美国国债有同样的评级。 从上世纪末期开始，在货币政策宽松、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加快的情况下，“两房”的隐性担保规模迅速膨胀，其直接持有和担保的按揭贷款和以按揭贷款作抵押的证券由1990年的7400亿美元爆炸式地增长到2007年底的4.9万亿美元。 在迅速发展业务的过程中，“两房”忽视了资产质量，这就成为次贷危机爆发的“温床”。 第二、金融衍生品的“滥用”，拉长了金融交易链条，助长了投机。 “两房”通过购买商业银行和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其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购买，而投资银行利用“精湛”的金融工程技术，再将其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出售。 在这个过程中，最初一元钱的贷款可以被放大为几元、甚至十几元的金融衍生产品，从而加长了金融交易的链条，最终以至于没有人再去关心这些金融产品真正的基础价值，这就进一步助长了短期投机行为的发生。 但投机只是表象，贪婪才是本质。 以雷曼兄弟为例，它的研究能力与金融创新能力堪称世界一流，没有人比他们更懂风险的含义，然而自身却最终难逃轰然崩塌的厄运，其原因就在于雷曼兄弟管理层和员工持有公司大约1/3的股票，并且只知道疯狂地去投机赚钱，而较少地考虑其他股东的利益。 第三、美国货币政策推波助澜。 为了应对2000年前后的网络泡沫破灭，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该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而且在1％的水平停留了一年之久。 低利率促使美国民众将储蓄拿去投资资产、银行过多发放贷款，这直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 而且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还“诱使”市场形成一种预期：只要市场低迷，政府一定会救市，因而整个华尔街弥漫着投机气息。 然而，当货币政策连续收紧时，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首先上升，由此引发的违约狂潮开始席卷一切赚钱心切、雄心勃勃的金融机构。 所幸的是，由于我国参与全球化的步伐较为谨慎，因此较大程度地避免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不幸的是，我国也同样也存在若干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病因”，这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 首先，虽然我国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鉴于我国特殊国情，我们也许无法解决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问题，但一定要继续加强国有金融机构运作的透明化程度，切实防止金融机构的过激行为，如过度放宽信贷标准和涉水国际投机活动等。 第二，金融衍生产品是把双刃剑，它能够发挥活跃交易、转移风险的功能，也能凭借杠杆效应掀起金融波澜。 因此，金融衍生品一定要在监管能力的范围之内适时推出，切莫使其沦为投机客兴风作浪的工具。 第三，货币政策要兼顾资产价格波动。 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央行往往为了稳定预期而表示坚决执行某项政策，如反通胀等，但是货币政策的“偏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股市和房市价格的剧烈波动。 上世纪末的日本经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当下的美国金融危机，都是资产价格泡沫急剧破裂惹的祸。 因此，货币政策应兼顾资产价格波动，政府更要多管齐下消除不稳定产生的制度根源。 [编辑本段]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众所周知，最近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华尔街到全世界，从金融界到实体经济，各国政府都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从这一次危机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我国经济和中国的企业受到了什么影响？对我们而言，中国企业到底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 10月14日，一大把网站特别策划《观天下》活动第一期——“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以上问题与业内专家进行了探讨。 首先，对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侯玉成表示，美国本次金融动荡最终转化成危机，是由价格泡沫所引起，价格泡沫主要体现在房地产市场。 美国将问题转移到金融衍生品是在混淆概念，其根本问题就是房地产泡沫过渡膨胀，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近年，美国的科技进步、生产力提高，导致经济发展较快，但其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是以价格不断上涨来支撑它整体总的经济发展局面。 正是因为这一点细微差别，导致一旦某个领域出现问题，就会使整个价格体系崩盘。 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施慧洪博士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还在于美国的金融机制，即信用衍生产品，普通的债券本金和利益都是可以预期的，衍生化后，本金变化了，利率也变化了。 如利率可以与汇率挂钩，利率可以跟很多因素挂钩，这样就使风险更加扩大化。 尤其是期货，利率一高，亏损的数字就成了天文数字，这使整个经济分为两极，一方是巨大的盈利，一方是巨大的亏损，经济体系就无法平衡。 面对这种局面，目前各国政府都在尽力挽回金融危机局面，但究竟有多大效果？侯玉成表示，包括现在欧洲、美国所有的注资，包括成立各类基金的目的主要是让市场稳定，整体在根上并没有做实质性的动作，目的就是各国央行联合起来，给市场信心，先让金融系统稳定，让实体经济正常运营。 谈到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目前的影响，侯玉成认为，其主要负面影响在我国的外贸出口及金融领域，但从另一个角度，无论是宏观经济面还是中小企业发展，此次危机又可能是一次巨大的机遇——逼迫我国出口结构进行升级，这就需要宏观决策层给我国中小企业还有大型出口商提供缓冲的时机。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总部投资经理连杰表示，在中国目前自主动力并不充分的环境下，生存环境愈加恶劣，在产业升级和行业结合的过程中才能诞生出更强有力的企业。 另一个层面，刚性的内需支持的行业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们现在内需增长并不快，但是这种增长基本是刚性的，不会突然变成负增长，比如农业、快速消费品，这些都有很好的投资机会。 侯玉成认为，在目前经济局面下，可以在稳定或者尽可能减少出口影响基础上加强对内需的关注，从近期召开的党代会可以发现，内需的启动，或者内需的制造，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大的经济政策方向。 而对于农业甚至与农相关的整体领域，可能是我国未来加强内需发展的一个点。 下一步我国很可能在科学、技术行业给予适当扶持和推动，一方面发展科学技术基础，另一方面试图从这个领域制造出新的消费热点。 对于什么样的行业在这次危机中能够很好的发展，企业如何在这次危机中全身而退？各位专家对中小企业提出建议： 侯玉成：中小企业对未来发展的思路要有大的改变和提高。 今年乃至未来，靠过去单纯的密集性、低成本生产模式会逐步遇到发展瓶颈，这需要未来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两个方面必须要准备，第一方面，首先中小企业技术需要进行提高和准备。 第二方面，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以出口型为主的中小企业，未来的发展需要对一些经济和金融领域熟悉的人才，做一个必要的配备。 连杰：谈到中小企业发展有一点要提出，就是中国金融环境。 在中国金融环境整体落后于实体经济发展情况下，金融行业是有机会的，金融行业将来也会产生很多种小企业，有可能也会生活的很好。 投资公司选企业，在实务中考虑几个因素，第一是行业空间，即使排名第一，但行业中只有一百万的生长空间，是不考虑的；第二是行业壁垒，这是限制竞争的因素，设计壁垒让后者无法追赶，甚至不能轻易进入这个领域竞争，这就很有价值了。 对于中小企业转型的问题，施慧洪认为一方面可以依靠自身力量，第二方面需要依靠外力，外力部分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中小企业发展往往需要政府的相应政策，否则中小企业跟大企业竞争起来非常被动。 而侯玉成认为，中小企业一定要从自身发展着手，不能把发展希望完全寄托在国家身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国际，企业优胜劣汰是正常现象。 最后，三位专家谈到我国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何时突围时，表示：目前局面下，中小企业要积极拓展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包括非洲市场、欧洲市场，甚至亚洲市场，通过危机的锻炼，来提高与国际企业的竞争能力，及国际市场的开拓能力等，不断提升自我实力，前进的步伐不能停止，机会终究会到来。 [编辑本段]全球应对金融危机 近日，欧盟出台一项总额达2000亿欧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内含扩大公共开支、减税和降息等提振实体经济的三大举措。 这只是近期世界主要经济体为应对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出台诸多刺激经济政策中的一项。 11月份，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应对目标也从之前主要针对金融市场转向拯救实体经济，展开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救援。 “紧锣密鼓”各国力保实体经济11月份公布的数据表明，继日本承认其经济经过连续两个季度下滑陷入衰退后，欧元区已进入其诞生以来的首个衰退期，而美国多项经济指标的恶化程度创30年之最，也正在衰退的边缘，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慢已成事实。 从北美到欧洲、再到亚太地区，最近一个月里，为应对金融危机，全球一系列刺激经济措施相继出台。 这些救市措施是继拯救虚拟经济后，各国针对实体经济采取的又一轮的救助措施。 10月30日，日本政府公布一揽子总额26．9万亿日元（约合273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防全球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进一步负面冲击；11月25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投入8000亿美元，用于解冻消费信贷市场、住房抵押信贷以及小企业信贷市场……“从11月份全球的救助措施看，当前各国对危机的救治已从注入流动性、改善金融机构偿付能力等阶段，进入到刺激经济的第三个阶段。 ”中金公司金融专家黄海洲认为，第三阶段的救治措施，都是从鼓励投资消费、拉动就业等刺激经济的层面出发，以防止实体经济崩盘。 “在危机爆发之初各国针对金融市场采取的救助措施只能‘救急’和‘治标’，但不能‘治本’。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孙杰说，“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难以估计，各国经济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出台更具体的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措施可以说是应时之举。 ”应对危机中国调控雷厉风行国际金融危机在向全球实体经济不断蔓延的过程中，外贸依存度超过60％的中国所受影响也日益加深。 统计显示，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五个季度减缓，今年GDP增速也从一季度的10．6％下滑到三季度的9．9％。 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近日坦承，11月份国内一些经济指标更出现了加速下滑的态势。 “为抑制经济增长过速下滑的态势，我们必须采取力度比较大、效果比较显著的措施。 ”张平说。 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11月份以来中国政府雷厉风行、密集出台了大手笔的调控“重拳”，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与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赛跑的旋风行动，向外界发出了应对挑战、战胜困难、力保增长的强烈信号。 11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出台了投资规模达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大措施；11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出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四项实施措施；11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促进轻纺工业健康发展的6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帮助轻纺企业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一周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大幅度降息，调整幅度创11年之最；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各界人士表示，如此大手笔、高效率的举措，既是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经济挑战所作出的回应，也是加强国际合作、确保世界经济增长的具体行动。 国际社会也给予了积极评价。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认为，中国约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促进计划“非同凡响”，不仅对中国经济，对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 加强合作全球共度时艰各国领导者意识到，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共同应对。 在各大经济体相继出台措施刺激经济、稳定市场的同时，全球加强了合作，共同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已逐渐成为各国共识，一系列为应对危机，寻求对话和合作的会议相继召开：11月8日，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2008年年会在巴西圣保罗开幕；11月15日，20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在华盛顿召开；11月22日至23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 20国集团金融峰会在宣言中再次强调了“与会国家决心加强合作，努力恢复全球增长”的重要性。 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与会各方就下一步应对金融危机行动达成了协议，20国集团领导人承诺将共同行动，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应对全球宏观经济挑战。 APEC会议针对金融危机专门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承诺密切合作，进一步采取全面、协调的行动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 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的经济及金融行动，力求在18个月内战胜金融危机。 “这些会议均强调，全球要加强合作、共同抵御金融危机。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专家张明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危机对经济的打击是全球性的，而救治危机也需要全球的手段。
美国为什么要实行量化宽松政策?
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主要是为经济与治政服务，为起到积极正面影响，而进行的一种经济政策和政治谋略一、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美国通过扩大基础货币供给持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实质上是向全球征收铸币税。 这一政策在为美国扩大财政支出、维持赤字政策提供支持的同时，也导致美元持续贬值，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美国外债的市场价值也因此大幅度缩水。 1、量化宽松为美国筹集大量铸币税。 鉴于美元的国家货币地位，美联储通过发行基础货币实施量化宽松，实质上是向全球征收铸币税。 2。 量化宽松为美国扩大财政支出提供了重要支持。 除第三轮量化宽松为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外，美联储实施的其他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均为购买国债，为美国政府维持财政赤字政策、扩大财政支出提供支持。 3。 量化宽松引致美元大幅度贬值和全球物价上涨，导致美国外债大幅度缩水。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第二大影响是美元大幅度贬值和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 这一政策在增加基础货币发行、征收铸币税、支持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有助于缓解市场资金紧张状况，有助于经济恢复增长；但是，长期来看，埋下通胀的隐患，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下，或许会引起滞胀。 另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还会导致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刺激本国出口的同时，恶化相关贸易体的经济形式，导致贸易摩擦等等。 对于全球经济霸主的美国而言，实施这种激进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其本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 1、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埋下全球通胀隐患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质上是在脱离实体经济需求的情况下，开动印钞机向市场输入流动性。 在市场信心缺失，投资萎缩的情况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释放的流动性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是一旦经济好转，投资信心恢复，过度释放的流动性则可能会转化为通货膨胀。 尤其是对于美国而言，由于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而且世界主要商品定价均以美元为基准，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从而引发新一轮资源价格上涨，埋下全球通胀的隐患。 另外，美联储的巨额购债计划推倒了多米诺骨牌。 其他经济体为了阻止本国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冲击本国出口行业，进一步恶化本国经济，而竞相仿效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未来通胀的压力。 这也是为什么短期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风靡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原因。 如果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未能使美国经济走上复苏之路，经济不景气会导致滞胀局面出现。 2、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恶化相关贸易体的经济形势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最直接的表现之一便是使本国货币大幅贬值，有利于本国的出口行业，但是相反也导致相关经济体的货币升值。 例如，美联储宣布巨额注资计划当日，世界主要货币就针对美元大幅升值，其中欧元升值3．5％，日元升值2．4％，英镑升值1．6％，加元升值1．7％。 这将削弱相关贸易体对美国的出口能力，尤其对于那些处于金融危机漩涡中的出口导向型新兴经济体而言，英美日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其造成雪上加霜的打击，并有可能引发贸易摩擦。 3、美联储量大举购买国债降低相应持债国家的外汇资产价值虽然本次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但是由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美元独一无二的国际地位，美债一度因避险功能而大受欢迎。 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政府的外汇资产中，美国国债占有重要地位。 美联储大举购买美国国债，将推升美国国债价格，降低其收益率，从而使相应持债国家的外汇资产存在非常大的贬值风险。 3月18日当日，美国基准l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从3．01％降至2．5％，创1981年以来最大日跌幅。 对于美国而言，美元贬值和国债收益率降低都将会导致巨额外资从美国流出，对于当前仍处于金融危机漩涡中的美国经济而言，也是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一种非常激进的政策，虽有利于帮助深陷金融危机中的发达经济体缓解信贷紧张的状况，增加经济扩张的动力，但是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来看，世界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行为，它埋下了全球通胀的种子，并可能导致外向型新型经济体经济进一步恶化、外汇储备资产大幅贬值等问题的产生。 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全球影响一、量化宽松目前，全球金融货币乱局乃至全球经济的最大麻烦，绝不是哪国货币汇率低估或高估，而是全球储备货币毫无限度超量发行。 1970年代以来全球基础货币或国际储备货币从380亿美元激增到今天超过9万亿美元，增速超过200倍，而真实经济增长还不到5倍。 全球货币或流动性泛滥是今日世界金融和经济最致命的痼疾。 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则是全球货币或流动性泛滥之根源，亦是全球汇率动荡或汇率争端之根源。 2010年9月10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例会(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做出决议：随时准备再度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10月15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鉴于美国经济持续疲弱，美联储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刺激经济，譬如大规模购买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 两周后的10月29日，伯南克再次明确宣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采取行动来刺激疲弱的美国经济。 当时，全球金融市场对伯南克声明的一致解读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升级的号角已经吹响！所有悬念都已烟消云散，唯一的疑问只是货币再次疯狂扩张的规模究竟会有多大？世界着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预测是2万亿美元，美洲银行的预测是1万亿美元左右，汇丰集团的预测是1.5万亿美元。 2010年11月4日，美联储正式启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升级版第一阶段，期限自2010年11月到2011年6月，总额6000亿美元，货币扩张规模平均每月750亿美元。 尽管货币扩张规模远远小于之前的市场预期，然而根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多次讲话精神和美国现实经济状况来分析判断，新一轮量化宽松第一阶段于2011年6月到期后，继续延期或扩大规模之可能性很高。 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就是大规模购买美国财政部所发行的债券，期望以此实现两大目的。 其一、进一步降低长期利率，从而刺激私人部门的信用(借贷)和消费增长。 美国是信用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 只有信用增长，才能刺激消费和投资增长。 其二、长期利率降低，储蓄者之利息收入随之下降，储蓄者被迫放弃或减少储蓄，不得不将资金投入到商品市场或股票市场或其他资产市场，从而提升经济体系之通胀水平，有助于将美国经济拖出通货收缩泥潭或实现“再通胀”(Reflate)。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又被称为“非常规货币政策”(no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众所周知，常规货币政策主要有三个政策工具：中央银行调整对商业票据的贴现率或对商业银行的贴现政策、改变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调节基准利率(通常指1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 自二战之后，贴现率和票据贴现政策早已不是美联储的重要政策工具了。 经济萎靡不振之时，中央银行即使使用票据贴现政策来刺激经济，亦是杯水车薪，缓不济急。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也派不上多大用场。 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银行金融体系皆如惊弓之鸟，忙于修复资产负债表，对发放新贷款、扩张信贷非常慎重。 中央银行纵然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为零，深陷“去杠杆化”泥潭难以自拔的商业银行，亦不愿或没有能力扩张信贷。 事实上，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竭尽全力鼓励银行向央行借钱，主动降低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钱所需的抵押物标准，大规模购买商业银行的“垃圾资产”或“有毒资产”，帮助商业银行清理或修复资产负债表，导致美国商业银行体系的实际存款准备金率早就为“负”了。 目前美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金超过1万亿美元。 商业银行流动性宽松程度，史无前例，然而，流动性宽松并不一定意味着真实经济体系信贷的相应扩张。 二、难以自拔的“流动性陷阱”经济体系正常运转情况下，中央银行调节存贷款基准利率，是最常用、最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 然而，利率调节政策工具绝非万能。 原因很简单：中央银行无法将名义利率降低到“零”以下，或者说，中央银行无法让名义利率为负。 这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面临的最基本约束。 名义利率为负，意味着你存钱到银行，不是银行支付利息给你，而是你要反过来给银行支付利息。 必须指出，银行为你提供其他金融服务，你需要给银行付费，是另一回事儿。 名义利率为负，也不同于真实利率为负的情形。 真实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 当通货膨胀率大于名义利率之时，真实利率为负。 真实利率为负等于存款户的财富被转移给银行或债务人。 然而，真实利率为负的情况下，银行依然给存款户支付利息，只不过银行支付给存款户的利息收入少于通货膨胀导致的货币贬值或被通胀“蚕食”掉的财富。 区分真实利率和名义利率，是理解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关键。 由于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和量度真实利率，无法直接观察和量度预期通胀率，那么，货币和资本市场上名义利率的上升或下降，究竟是因为预期通胀率的变化、还是因为真实利率发生变化，我们往往不清楚。 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必然导致货币政策的决策错误。 美联储近100年历史里，类似的错误不胜枚举。 货币政策工具无法将名义利率降低到“零”以下。 原则上，政府可以通过立法，规定所有存款者不仅不能从银行获得利息，而且还要反过来给银行付钱，或者规定公民不准存钱，只能买股票、买实物资产、买商品和服务，等等。 当然，没有哪个政府会如此愚蠢，胆敢如此立法来摧毁整个银行金融体系之基石。 三、金融海啸肆虐全球，量化宽松应运而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看似坚如磐石，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追溯历史，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发明者其实不是美联储，而是日本中央银行。 1990年日本股市和房地产的惊天大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1996年，日本中央银行首次宣布实施“零利率”货币政策，自那时至今，日本中央银行大体一直维持低利率或零利率货币政策。 2007年3月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为应对金融体系流动性紧缩之危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逐步迈向量化宽松之路。 在我们检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之前，且让我们首先看看，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采取的十大步骤：(1)2007年12月12日，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经济通缩局势不断恶化，银行体系和经济体系“去杠杆化”导致的信贷萎缩日益加剧。 为了缓解通货收缩和信贷萎缩，美联储宣布实施针对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新政策，大量向商业银行体系提供短期贷款，以鼓励商业银行相互借贷，并确保商业银行体系以低成本向个人和企业提供信贷资金。 (2)2008年9月15日，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几天之内，美林证券和AIG等许多美国金融巨头相继陷入破产边缘，被迫接受政府紧急资金救助或被收购，金融海啸瞬间席卷全球。 美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均遭受重创，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几乎陷入停顿。 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真实经济(个人、家庭和公司)的信用活动迅速进入冰冻期。 为应对数十年以来最可怕的金融海啸(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是“百年一见”的金融危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连续宣布实施多项紧急信贷金融政策，向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无限度提供信贷支持，协助商业银行恢复彼此之间的同业拆借，以稳定货币市场正常运转，同时鼓励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继续向真实经济提供信贷资金。 (3)2008年12月16日，全球金融海啸持续肆虐，连享誉全球的金融百年老店、美国金融业“皇冠上的明珠”花旗银行亦陷入流动性和支付危机。 全世界都在谈论美国金融体系将要崩溃，美联储面临空前考验，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挽狂澜于既倒。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对1930年代“大萧条”痛苦的历史经验素有研究，他下定决心要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于是正式宣布美联储实施“零利率货币政策”，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史无前例的0%—0.25%水平，期望美联储的零基准利率可以大幅度降低经济体系的整体利率水平(大幅度降低真实利率水平)，从而刺激信贷、消费和投资。 伯南克“零利率货币政策”目的有二，一是防止美国商业银行大面积破产垮台，二是避免美国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和衰退。 (4)2009年1月28日，各种数据清楚表明，美国银行体系已经大幅度削减了对真实经济的信用供给，美国经济“去杠杆化”过程将非常漫长，美国事实上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 美联储正式宣布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主要手段包括：大规模购买财政债券，鼓励商业银行或银行控股公司以更多便利方式向美联储借钱，期望银行和金融机构反过来可以向真实经济体系提供信贷资金。 (5)2009年3月18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速推进。 美联储宣布购买总额高达1.7万亿美元的住房按揭贷款债券和财政债券，期望大规模购买住房按揭债券能够进一步降低按揭贷款利率和其他贷款利率，帮助经济摆脱流动性陷阱和衰退。 (6)2009年9月23日，美联储将购买住房按揭贷款债券的期限从原来计划的2009年年底，延长到2010年3月31日，期望继续维持住房按揭贷款市场之低利率，以活跃美国住房贷款市场和刺激地产经济复苏。 (7)2010年4月30日，第一季度的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复苏迹象似乎愈来愈明显，势头似乎愈来愈强劲，美联储宣布向银行体系发行类似大额定期存单的金融票据，以收回银行体系过剩的流动性。 也就是说，美联储打算自2010年4月30日开始，准备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8)然而，仅仅过了3个多月，形势却急转直下。 2010年8月10日，美联储的例行货币政策会议(亦即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发布决议，对美国经济复苏前景深感悲观。 为应对美国疲弱和持续放缓的经济复苏，美联储宣布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手段包括：继续维持联邦基金利率“零水平”(亦即0—0.25%水平)；增加购买长期国债(美联储将把到期的机构债券和所谓机构支持证券的本金收入，用于增加购买国债)，并对美联储持有的到期的国债实施展期。 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还是要继续维持长期国债的低利率，期望借此刺激信用市场和真实经济复苏。 (9)2010年9月21日，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再度明确宣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大门已经重新开启。 由于基准利率即联邦基金利率已经降无可降，美联储只好采取大规模购买长期债券的非常规举措，力图进一步降低长期利率。 2010年10月29日，伯南克高调重申：美国疲弱的经济复苏，要求联储采取更多政策行动，大规模购买财政债券和其他债券，以持续维持按揭贷款的低利率和经济体系整体的低利率水平，期望以此刺激真实经济的借贷、消费和投资活动尽快强劲复苏。 (10)2010年11月4日，美联储正式启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升级版。 到2011年6月底，美联储将购买总额高达6000亿美元的财政债券和机构债券，每月购买额度为750亿美元。 消息传出，震惊全球。 举世一致批评美联储再度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极端不负责任之举措，无助于美国经济复苏，却必将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热钱投机冲击、汇率波动和金融动荡，必将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和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四、错误的理论导致错误的政策如果从2007年12月算起，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持续时间已经整整三年。 量化宽松政策究竟有没有效果？意见也是众说纷纭。 支持者认为量化宽松政策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 理由有二：其一、假若没有美联储果断及时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银行金融体系即使不完全破产崩溃，也会出现大范围破产垮台的悲惨局面，1930年代那样长期的大萧条必将重演。 其二、假若没有美联储持续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经济衰退的时间肯定更长，程度肯定更深。 所以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绝对必要和正确。 反对者则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对于刺激经济复苏没有效果，而且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未来将产生极其严重的恶果。 理由亦有二：其一、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挽救那些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助长了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的心理预期和道德风险，许多金融企业不仅不会吸取金融危机之教训，反而会继续从事风险过度的经营活动，甚至变本加厉为牟取短期暴利而不顾长期风险，埋下未来金融危机之隐患。 其二、量化宽松政策释放的货币或流动性对于刺激真实经济复苏收效甚微，甚至没有效果。 尽管美国商业银行体系流动性异常充足(2010年以来，美国商业银行超额储备长期维持在1万亿美元以上)，私人信贷却没有出现增长。 相反，绝大多数货币或流动性都流向资产价格市场、货币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推动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回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货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急剧放大(目前全球每天外汇交易量超过4万亿美元)。 因此，量化宽松政策释放的流动性迅速恶化了全球通胀预期和资产价格泡沫，加剧了全球汇率动荡和投机热钱对各国金融货币体系的冲击。 要充分理解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我们必须深入检讨它的理论基础。 我认为梅泽和伯南克等人的量化宽松政策哲学有四个方面的错误：(1)他们没有明确区分信用和货币，甚至简单将货币等于信用。 他们似乎以为，大规模扩张银行体系或经济体系之货币量或流动性，必然就意味着银行体系或经济体系之信用增加。 他们似乎也没有明确认识到：真正左右经济活动的并不是货币或流动性，而是信用或借贷。 增发货币或流动性，并不等于信用或借贷增加。 (2)他们假设中央银行扩张的货币或流动性，能够顺利甚至均匀流向经济体系的每一个决策单位(个人、家庭、公司等等)。 因为逻辑上，只有中央银行扩张的货币流入到经济体系的每个决策单位，让他们觉得手中货币实在多得不能再多了，货币真的“不值钱”了，他们才会开始大把花钱购买商品(消费)或资产(投资)。 假若中央银行扩张的货币并不能均匀流入到经济体系的每一个决策单位，梅泽和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思路就走不下去，行不通了。 (3)根据经济学着名的“永久收入假说”，个人消费最终取决于永久收入或长期收入，本质上与货币无关(这是“货币长期中性”学说的另一个版本)。 如果扩张货币或流动性不能改变人们的永久收入预期，甚至恶化人们的永久收入预期，那么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经济复苏必将适得其反。 早在196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货币理论大师蒙代尔和托宾就曾经指出人们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性质：当人们的通胀预期恶化之时，人们预期自己的真实财富下降，可能反而有增加储蓄的趋势！易言之，通胀预期恶化不仅不会刺激人们去消费和投资，反而会打击消费和投资！此乃着名的“蒙代尔—托宾效应”。 的确，多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表明：通胀预期恶化对消费和投资的打击非常严重，经济增长往往一蹶不振。 (4)真实经济复苏的关键是信贷的持续增长。 从刺激真实经济信用需求和供给的角度看，假若通胀预期恶化，尽管原则上信用需求可能增加，因为债务人未来的还款负担可能因通胀恶化而降低，然而，信用供给却可能急剧下降或持续萎靡，因为债权人担心未来债权因通胀而缩水，经济持续萎靡让赖债风险上升。 从信用供需角度看，我们不能肯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够刺激真实经济的信贷供给，能够刺激真实经济复苏。 目前美国经济面临的困境，完全证实上述基本论点：决定经济复苏的根本力量，不是货币供应量或流动性，而是私人经济部门的真实信贷。 2010年8月10日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决议说得非常清楚美国经济复苏放缓和前景堪忧之根源，乃是真实经济未见根本好转，核心则是经济体系之信用持续萎缩：“最近数月来，产出和就业的复苏步伐已经放缓。 预期未来经济复苏速度很有可能更低。 尽管家庭支出在逐步增长，然而，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增长异常缓慢，家庭财富持续缩水，信用市场持续紧缩，皆显着制约着家庭支出的增长。 企业的设备和软件投资确有上升，然而，非住宅结构类(investment in nonresidential structures)投资依然萎靡，雇主不愿意增加雇佣新员工。 新房开工数始终维持在萧条水平。 银行信贷继续萎缩。 ”五、量化宽松诱发热钱人民币面临巨大压力理论和现实已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达不到刺激经济复苏的预期目的，为什么美联储还要锲而不舍地实施这项政策呢？“末日博士”鲁比尼教授和其他几位学者认为，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迫使美元汇率走弱或贬值，希望借此刺激美国出口增长。 理由很简单：美国反复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快速升值，中国却坚持缓慢升值或不升值。 无奈之下，美联储只好搞量化宽松政策，让美元主动贬值或弱势，间接迫使人民币升值或强势。 从全球汇率“博弈”角度来考察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一个有趣而重要的角度，对中国尤其重要。 2010年11月4日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人民币汇率一直持续单边升值，对许多中国出口企业造成巨大压力。 根据最新的统计观测，2010年圣诞节期间，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浙江温州地区出口订单下降幅度高达50%，我国总体出口形势日益严峻。 国家外管局外汇储备增幅和人民银行外汇占款数据清楚表明：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正在刺激国际投机热钱加速流向中国。 包括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内的许多主管部门负责人坦承：投机热钱流入房地产市场和其他市场，是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和通货膨胀预期恶化的重要推手。 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是：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让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愈加恶化。 主要表现是：(1)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和持续攀升，我国必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输入性通胀压力；(2)美元长期走弱、美国和中国基准利率差距拉大，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3)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预期推动我国资产价格上涨预期，导致房地产调控政策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当然，这只是房地产调控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之一)；(4)我国对外部能源、原材料和其他大宗商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和维持高位，必然大幅度增加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5)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将削弱我国出口竞争力，经济转型和失业压力加剧。 从根本上遏制中国的战略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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